解读英国文学中乌托邦类型的中国形象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通常具有乌托邦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我们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对英国文学中乌托邦类型的中国形象加以剖析,透视英国作为中国形象的塑造者的心理动机、现实需求和深层的文化结构,阐释乌托邦类型的中国形象所具有的寄托希望、质疑现实以及颠覆现存秩序的功能和意义。     

镜与影：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自身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因而形象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乌托邦形象,是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质疑现存秩序,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意识形态形象,是按照本国价值观塑造的,通过主观整合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本国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象征模式。本文反观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变迁,解析这两种功能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表现。     

刘锡鸿出使英国缘由考

刘锡鸿是晚清政府派出的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使,也是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保守主义者。关于刘锡鸿出使英国的缘由,历来学者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刘锡鸿出使英国并非是受李鸿藻指派去钳制郭嵩焘,而是因为郭嵩焘本人和总署大臣毛昶熙等人的推荐。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论中西交往中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建构

在异国形象建构中往往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即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以形象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为基础,通过对异国形象构建过程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倾向进行本质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式的形象和乌托邦式的形象本身就只是一种社会想像,是一种关于他者的文化表述。其只是反映了形象建构者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归根到底还是形成于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中西交往过程中,西方人塑造了大量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通过对西方构建的中国形象以及构建过程背后的心态进行剖析,我们也可以发现和论证这两种倾向的文化利己主义特点。     

虚幻·诱惑·拯救——论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中国形象

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构筑了以异国地域为背景的乌托邦世界,作家并非要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与欣羡,而是仅仅将异国文化作为参照物,幻想通过香格里拉这个乌托邦世界来拯救西方现实世界。运用比较文学形象理论分析希尔顿笔下的中国形象,不但可以利用"他者"来反观自己,而且对增进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有积极意义。     

《漫游随录》中所塑造的英国形象

作为晚清最早以个人身份访问英国的近代知识分子,王韬在三年的时间内详细考察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英国形成了相当全面的认识,在游记<漫游随录>中塑造了一个真实可感的英国形象.可以说,王韬对英国的认识代表了当时国人对英国认识的最高水平.基于近二十年与英国传教士合作译书的独特经历,他深深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在他笔下,英国被有意无意地美化成为一个理想国,其目的自然是为近代中国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     

老舍笔下的英国人形象——以《四世同堂》为中心

迄今为止,学界对老舍创作中的异国影响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对老舍作品中的另一异国因素:异国人形象的塑造仍关注不多。作者以《四世同堂》为核心,分析作品中英国人富善先生这一他者形象如何从不同角度引发了对“自我”的反思;进而指出老舍赋予英国人富善形象的情感认同以及对其缺陷的分析,不仅使富善在老舍笔下的英国人中具有了独特性,并透射出老舍对殖民主义的警惕以及对异国文化的反思态度。     

英国与晚清中国邮政发展研究(1840—1911)

近代中国邮政的发展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其中英国对晚清邮政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英国对晚清邮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率先在中国开办客邮,客观上刺激了近代邮政的发展,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夺了中国的邮政自主权;二是在制度层面,晚清邮政在人员构成和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明显借鉴了英国的相关经验。晚清中国邮政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曲折与无奈。     

哥尔斯密笔下的中国形象

英国作家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借中国人的眼光来观察英国社会,对英国的政治、法律、宗教等进行了有益而有趣的评论,用中国的和平谴责欧洲历史上绵延不断的战争;通过中英法律的对比,批评了英国法律的不公;借来自异国的孔子之徒李安济之口,揭示出英国宗教的虚伪。哥尔斯密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乌托邦色彩,旨在从中国形象中汲取一种变革现状、颠覆现实的力量。     

《大英国志》与晚清国人对英国历史的认识

1856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慕维廉编译的<大英国志>,为近代中国文化人带来了大量的关于英国历史的知识信息.本文通过对<大英国志>译本的分析,译者蒋剑人在翻译中对英国历史的理解,以及<大英国志>在晚清的流传和影响,指出该书为晚清中国人正确认识有关英国历史,提供了最新的、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使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了英国的政体演变、历史沿革和文化成就.该书在近代中外史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自我形象的映照——《镜花缘》中的"他者"形象透视

比较文学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指的是文学中所塑造的异国异族形象。这种异国异族形象是通过他本人所属社会或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对《镜花缘》中乌托邦类型的异国形象加以剖析,认为作者对海外诸国的认识只是当时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本质上是当时中国自我形象的映照。     

郭嵩焘外交性格及其实践的再思考 ——基于湖湘文化的视角

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是晚清外交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要理解邦嵩焘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就必须了解其外交性格,而要了解其外交性格,就必须联系湖湘文化.作为晚清杰出湖湘人物中的一员,郭嵩焘重“势”讲“理”,形成了一种“霸蛮”与“灵泛”相杂合的外交性格.这种外交性格的形成,既与孕育了郭嵩焘的湖湘文化这一大背景相关,又是郭嵩焘本人独特生活经历的必然体现.秉持这一外交性格,郭嵩焘既取得了不少外交成就,也留下过一些失误或败笔.分析这种外交性格的形成及其实践,对于进一步理解郭嵩焘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复杂性,深入研究晚清湖湘文化中积淀下来的外交思想,推动中国外交理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天堂到地狱——论乌托邦文学在英国的发展与嬗变

乌托邦文学是一种描绘理想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的文学。像其他国家的类似范畴文学一样,英国的乌托邦文学经历了乌托邦、讽刺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其艺术手法也经历了写实、反讽和讽喻的演变。这种发展和嬗变不但丰富了乌托邦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而且也为揭示社会的变迁及其在人类心灵上的折光提供了形象的说明。     

论《纽约时报》对晚清中国形象的建构

《纽约时报》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全面呈现了晚清中国社会的情况,并为读者建构了一个"落后"、"觉醒"的晚清中国形象。"落后"中国体现在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事衰败和文化落后等方面;"觉醒"中国体现历史悠久及现代化改革方面取得初步进展等方面。《纽约时报》的晚清中国形象建构信守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立场,充满理性、人道的新闻精神,深刻影响了西方主流社会"中国观"的形成。     

中国早期驻外使节与东南亚的华侨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晚清朝野对外认识的不断变化,东南亚的华侨问题也逐步受到晚清政府的重视。其间,以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为代表的早期驻外使节,对华侨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的护侨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东南亚广大华侨的利益,在晚清政府的华侨政策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晚清小说的“未来想象”与民族主义思潮

晚清"乌托邦小说"通过对未来世界的想象适应了中国人在当时构建民族国家的需求,其中包含了知识分子渴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想因素,知识分子也在文学世界当中,通过多维视角和多层次对民族国家的具体形态进行了描绘,丰富了晚清民族主义的含义。晚清小说当中的民族主义思想经由报刊传播和小说的阅读而进入大众之中,在推动民族主义从思想形态演变为社会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明小史》的异国形象与自我认同危机

从比较文学形象学来看,李伯元《文明小史》中的异国形象包括洋人、洋物和异域,作家以洋人形象反思“柔远”文化,以洋物形象表现晚清大量输入西方器物时国人缺乏辨别的能力,以异域形象表现追寻真文明的理想。小说折射出晚清社会自我认同的危机和李伯元的“边沿”书写心态。     

论薛福成的地缘政治思想

薛福成认为,晚清中国陷入了强邻环伺的地缘危机,俄国和日本是中国主要的地缘威胁,中国应当采取多管齐下的地缘对策,即保藩固圉、防俄防日、自强御辱。薛福成的这种地缘政治思想在总体上是微观的,但有着宏观的因子;其中的地缘对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应,主要原因则在于晚清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困境和清政府的自强无方。     

辞笔醇雅声光骏发--概论薛福成的散文创作

薛福成散文根柢桐城,师从湘乡,是晚清时期一位毕生致力于"经世要务"、而非专注于所谓"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在思想上体现了爱国自强的历史背景,在文学上突破了桐城古文的传统藩篱,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创作成就对后世文学的创新与发展影响非常之大.薛福成的散文是桐城古文向新体散文过渡的中介与桥梁.     

文明竞争思路的开启——郭嵩焘西洋立国本于政教说的时代语境与历史意义

1875年,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提出西洋立国"其本在朝廷政教"的观点,向被视为"超前"于时代。然而,若置诸时代语境中,其观点却是在"师夷"和"务本"两种自强方案中所取的折中,在推进对西方认识的同时,又回归到关注"政教"的中国传统认知框架中。这种观点蕴含着认为中西之间道一理同的预设,使郭嵩焘认识到中西之争不仅是力量对抗,更是文明竞争。这也恰是他异于同时代人的思想特征。郭嵩焘打破了西方有"器"无"道"的印象,并提出了新的问题:在中西之间,道是异还是同。这个问题为后世中、西学之争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