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像实物及载体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发现——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

四川广汉古蜀国佛像的发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的深远意义不言而喻。在该地（古蜀国）不仅发现了大量佛像,而且还发现佛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太极图、八卦和古文字组合在一起。这一发现使人们对佛教起源于印度存疑。大量的佛像实物和佛像载体,印证了四川广汉古蜀国有可能是世界佛教的起源地。     

论三星堆古蜀国玉器上《河图》与《伏羲八卦》组合图的发现--对“河出图，洛出书”出处的质疑

近日在民间收藏的广汉地区出土的古蜀国时期的玉器上发现了《河图》与《伏羲八卦》的组合。这一发现将颠覆“河出图,洛出书”的传统观点,证明《河图》的原产地是在四川广汉古蜀国。这一发现再次使人们重新考量中华文明的源头问题。     

对佛教起源的再思考--佛教：从中国传到印度经中亚、中国汉代西域再回到中国（内地）

大量的佛像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玉器上(玉壁、玉牙璋、玉镯等)、象牙上。还发现有重约数十公斤、额头上镶嵌(粘)有宝石的水晶佛头上,等等,说明在当时古蜀国佛教流行规模之大、信教人数之多。起源于中国的佛教传入印度后,经过古印度人(可能含中国古羌族人)加工整理逐渐形成系统的佛教理论,沉睡近200年之后,由印度传至中亚地区各国,再传到中国汉代西域各国,最后回流到中国内地,这就是佛教的倒流现象。     

三星堆青铜人面像“纵目”研究

四川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埋藏坑出土的诸多青铜面具,均是人面"纵目".这种"纵目人",是寻找古蜀国踪迹的重要依据.分析及比较学术界的诸多观点,并结合大量实地考察后我们发现,"三星堆纵目人青铜像"属古蜀国氐人,其遗族可能是至今生活在四川平武、九寨沟县及甘肃文县的白马氐人.他们在语言、服饰、舞蹈、婚俗等方面与藏人迥异,而同古文献记载的氐人的习俗相同.另外,白马氐人的面目特征和白马人祖传的"曹盖舞"三目神面具都与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纵目特征非常相似.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古蜀国的蚕丛、柏灌、鱼凫是氐人部落中的一支--白马氐的先祖.     

四川广汉古蜀国文物新发现：伏羲女娲交尾玉器

近些时候,在成都民间收藏品中发现了四川广汉古蜀国时期一尊伏羲女娲交尾玉器。这一发现,将把自汉、唐以来直至明清时期历史书上伏羲女娲交尾画像的内容彻底推翻。据此可断定,自汉至唐、明清时期的那些伏羲女娲交尾画像内容大多是历史学家杜撰出来的,而我们对历史上伏羲女娲交尾传说也需重新认识。     

三星堆:古蜀文明惊天下

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茫。”是啊,1300多年前的李白也搞不清楚古蜀国的情况。因为古蜀国离他生活的年代远达1800年,相当于我们现在到东汉末年这么漫长的历史岁月,李白又怎么能探究到这么久远年代的秘密呢? 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到70年前,川西平原广汉南兴镇三星村。当月亮湾燕家院子挖车水坑的一位农家     

从三星堆发现大古城论何时有"成都"——五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古蜀后

近几年,在广汉三星堆、广元昭化相继发现了古蜀国古城,这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都是没有记载的.成都县、成都城的出现是在秦灭古蜀后的公元前311年后"(张)仪与(张)若城成都"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既然在"成都"的50公里外已有三星堆大城,还有必要在这并不适合建都城的地方再劳神费力地去建大城吗?     

四川犍为出土巴蜀土坑印字是古彝文字符考

彝族早就进入犍为地区,与当地土著濮人融为一体。在古蜀国开明王朝前,从朱提(云南昭通)到郫邑称帝的杜宇早已统治犍为地区。1997年,四川犍为出土战国时代的古蜀铜印3枚,有多个字符。本文认为,犍为印字符是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的彝文字符,并用彝文字符考释了铜印字符,译成了汉文。出土巴蜀土坑印字与古彝文的考释印证,将对彝族与古蜀族的历史文化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古代青铜铸物寓意析

古代青铜铸物寓意析张英智艺术铸造起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是以赚塑的具体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现创造者的某种思想感情。所以，其具体的艺术铸物除去实用价值之外，尚具有一定的寓意。广汉青铜立人象。１９８６年在四川广汉三...     

羌族地区建置沿革考略

羌族地区北接甘肃、青海,南连四川,包括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部岷江流域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及黑水等县,以及与之毗邻的绵阳市西部湔江流域的北川羌族自治县一带,始为古蜀国蚕丛氏活动区域.秦末汉初,羌族进入该地区.公元前285年,秦国置湔氐道隶属蜀郡,羌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此后2000多年建置颇多变迁.     

三星堆出土乐器研究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是一处早期蜀文化古遗址群,在七十余年的发掘历史中,先后出土文物数千件。其中出土的具有音乐声学性能的器物,与战国时期蜀乐器和商代乐器之间有相似之处,并表现出蜀音乐文化自身的特征。通过考证与分析研究,这些器物的乐器功能浮出水面。     

蜀字源于瞽矇考

对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考古资料与相关文献的宗教学研究表明,"蜀"字的起源,确实非如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的来自对"葵中蚕"的观察描述,而是植根于古蜀祭祀系统,产生于商朝人对古蜀祭祀系统中的盲巫觋和大目神像之瞽矇睅目与跽坐体姿等突出特征的观察;"蜀"字是对这些最突出特征的简约集中的象形表达。这一结论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对三星堆遗址坑的古蜀文化定性认识构成支持。     

史前蜀地农业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考察

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揭示新石器时代晚期蜀地便进入了农耕时代。史载古蜀很早就与华夏族群发生了互动关系,其间有着密切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川西高原的考古材料反映该区域持续受黄帝族群粟作文化的影响,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开始了以农耕为主,辅以渔猎采集的生业活动。大禹在蜀地取得的治水经验和水利技术更是有力地促进了本区域的开发与早期文明的繁荣。     

“蜀左言”新解

《文选·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有"蜀左言,无文字"的称述,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古蜀人"左言"是与汉语性质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这几乎成为此前古蜀文化和古蜀语研究者的共识。现在古蜀有文字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可,而对"蜀左言"的词语结构、文献用例、构词语素含义的研究结果表明:"蜀左言"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民族语言,而是上古汉语的一个地域分支;它与上古汉语雅言并无贵贱之分,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蜀左言"与上古汉语的区别并非体现在词序和语序上,而主要在语音的声调上。     

中国古夷人史迹与三星堆文化初探

据彝文典籍史料《彝族源流》、《彝族人类起源》和《彝族人类历史》等中的记载,远古彝族有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濮、罗、果等十四大支系部落。尼与能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对女祖魂的崇拜,也具有＂天、母、女＂的含义。若干世纪以后,以虎为图腾,又以太阳为崇拜对象的罗（虎）氏部落,罗（虎）部等氏支又从尼部族中分了几支出来,以＂罗＂为虎。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三峡巴人故地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虎龙形雕塑、雕刻,也随处可见。根据许多彝汉文献中的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笔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史前渊源也就是后来的彝族先民的祭祀文化渊源的足迹,＂三星堆＂文化的延续也就是当今彝民族祭祀文化的风俗遗存。     

中上古蜀语研究三题

目前已经面世的四川方言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汇编,均是从近现代四川方言的词汇出发对四川方言进行静态描写,对于唐以前文献中的巴蜀方言没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明清两代开始形成的现代四川方言是以古代的蜀语和秦汉以后的巴蜀方言作为自己的底层,对蜀语到四川方言的演变轨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目前还是开拓性的工作.中上古蜀语研究对四川方言史的研究以及汉语方言史的完善与研究领域的拓宽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     

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与上古蜀道主线路的移换

蜀道作为联系关中平原和四川平原的主要交通线,开拓和养护经过千百年的经营。相关历史经验,成为有益于交通建设的宝贵文化遗产。蜀道穿越秦岭的线路,主要有故道、褒斜道、灙骆道、子午道。随着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蜀道主线路发生大致以自西而东为趋向的移换。这种历史变化显示出咸阳-长安地位的重要,也体现了交通道路设计者和交通体制管理者以为交通应当服从政治、经济需要的理念。而中国古代交通史和中国古代交通文化的一个侧面,亦因此得到认识的条件。     

任职四川时的王廷相及其与蜀学的关系

在四川任职时期是王廷相哲学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经由该时期,王廷相的气学理论逐步确立起来,并体现出崇实、独立、明辨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其诗文创作、从政理念等各方面,并在理论上与蜀学的追求彼此呼应且相互影响。       

论金评本《西厢记》对朝鲜半岛汉文小说的影响——以汉文小说《广寒楼记》为例

金评本《西厢记》对朝鲜半岛汉文小说产生的影响,以《广寒楼记》为最。《广寒楼记》从小说的结构布局、手法和语言风格等方面都从《西厢记》中吸取有益的成分,或直接征引,或化用,对丰富小说人物起了一定的作用,然亦有生搬硬套的毛病。由于《广寒楼记》是在中国古代小说普遍传播朝鲜半岛、并形成巨大影响的情况下接受金评本《西厢记》的,所以,它的接受更加全面地吸收了中国文学中有益的成分,拓宽了朝鲜汉文小说的表现空间,为朝鲜本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积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