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其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十分突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明显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倾向,与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社会急剧转型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归纳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四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6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使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检验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较为清晰,且大多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模型中的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以及发展预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受教育程度、所处职位、是否了解惠农政策、是否融入城市生活和入户意愿五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危机

通过对福建、湖南与贵州三省17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滋生自杀意念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重要表现,而先赋性社会网络与自致性社会网络能有效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面临的“扭力”,为其遏制自杀意念进而防止自杀行为提供双重保护;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性”与对市民身份认同的“超前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对其自杀意念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负向影响起着路径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因此,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网络结构从“先赋性社会网络”到“自致性社会网络”的转换,并通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同步性”,消除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有效遏制其滋生自杀意念的重要途径。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心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心理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方面。以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与迁移心理学为理论依据,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心理因素由动机、态度、情感、参照点依赖、风险偏好与从众心理构成。从理论上来看,动机、对城市的态度与对相关制度的态度、公平感、风险偏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对流动的态度、相对剥夺感与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参照点依赖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参照点在收入与权益方面差距的变化趋势。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以迁移心理学与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为指导,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参照点依赖、从众心理、风险偏好、动机、态度、相对剥夺感与公平感中,以城市人为参照点更易产生市民化意愿,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公平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返乡创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市民化问题是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返乡创业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在空间、时间、速度上实现了三维协调,同时,返乡创业还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职业身份转变、提高自身素质,改变传统不科学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需求相契合,对市民化建设起到了推进作用。     

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机器人运动学分析与轨迹规划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包括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三方面内容的社会资本,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优化年龄结构等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化网络深度、扩大网络广度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农民工市民化待遇期盼及意向分析

本文基于河南省569份城镇务工农民工调查数据,全面系统分析了农民工在市民化待遇期盼、市民化意愿和定居城镇类型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并由此得出教育、就业和医疗保险是进城农民工最希望获得的市民化待遇,在城镇务工时间较长、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他们最希望定居的城镇类型是县城或县级市。据此,笔者提出了尊重农民工需求和市民化意愿,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重点加强中小城镇建设,完善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就近就地市民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综合评价

对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进行评价可以有效地掌握其进度。文章在梳理和理解市民化内涵的基础上,从农民工的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参与、心理认同等5个方面选取16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市民化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厦门、漳州两地农民工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整体较低,且各方面表现不一,由因子得分反映出农民工在居住条件、社会生活、心理认同三个方面的市民化程度相对比较高;但是在经济生活和政治参与方面市民化程度比较低。此外,通过列联表交叉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总体上略高于男性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政治认同、政府信任与群体性事件——以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作为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聚集程度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行动取向。以流向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政府信任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感越高,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越小;政府信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与群体性事件参与风险中具有中介效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越高,其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     

工作时间与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2015年北京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5年北京市的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重点考察了工作时间、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时间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收入水平的提高能积极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并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受工作时间延长的影响下降明显.研究结论表明,在有序推进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关注到工作时间的影响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0省市的调查数据

利用10省市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分析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工资制度、工作条件、权益保护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失业保险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不显著;另外,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更强;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能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更强;工作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呈倒U型关系,而年龄和婚姻状况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困境研究——基于共享发展理念下的讨论

从共享发展理念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从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四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以下四个困境: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多维身份的认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低收入、低保障、高权利意识使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认同缺失;户籍、分配及相关权益等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受阻;价值观多元易变及价值选择的实用主义泛滥致使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认同迷茫。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地位、健全利益保障体系、加强各项制度建设、重塑政治认同主体等四方面出发,正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购房行为意愿,以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采用稳健性回归的Probit研究方法,得出如下结果:在社会网络的框架下,首先,强关系削弱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其次,弱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其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及城市融入有内在的促进作用;最后,探讨了社会网络与文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得出,提高文化程度或收入水平能降低强关系的负效应;但与弱关系之间无交互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直接决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能力、竞争能力、生存和发展能力,对其市民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探寻其突破市民化困境的出路。     

居住证制度、多重福利与新时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基于CMDS2017数据,以Sen的福利理论为指导,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Bootstrap法探讨居住证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总体良好,新生代农民工优于老一代。居住证制度对市民化意愿有直接正效应,相比未持居住证农民工,持居住证者的市民化意愿更强,且通过积极影响农民工多重福利(主要是经济条件和社会机会)来间接提高市民化意愿,但新老农民工表现出一定差异。应不断优化以居住证制度为依托的福利体系,兼顾代际需求,促使农民工转向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