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空化处理对冷金属过渡焊接过程的影响

基于 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社会排斥角度研究居住隔离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居住隔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居住隔离程度越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越低,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和在大型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明显。居住隔离通过影响城镇社会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间接影响个体城镇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适应状况,进而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抑制作用。本研究为有效解决人口半城镇化问题和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提供重要政策借鉴。     

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和珠三角的比较研究

通过实证调查资料对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在两地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构建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促使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就成了促使农民工提高城市社会适应水平的首要策略。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与路径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农民工经济生活、受教育状况、权益保障、政治参与等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情况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程度较低,农民工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急需进一步提升和培养,当前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实行分层分类的差别化战略、分类型实行差别化的推进战略、积极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的总体思路;指出增强就业服务、实行制度创新、加强教育提升、加大社会融合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徘徊在融入与隔离之间——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农民工政治参与比较研究

政治参与是表达、维护、实现个人及团体利益的现实途径。农民工权益维护是这一群体研究的热点。通过对农民工与其他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比较和分析,发现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薄弱,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程度和参与质量都低于其他社会阶层。究其原因,从宏观讲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转型滞后;从微观看是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低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心理所造成的。因此,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程度和质量,维护农民工权益,必须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及提升对策--以贵阳市W区D镇为中心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某快速城镇化的郊区乡镇进行深入调研,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蜕变过程,不仅包括就业方式、生活习惯、社会关系等现代性转型,还包括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自主意识。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低、文化程度不高、政治认知不充分等因素,城镇化快速变革地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表现出独特形态。应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各种条件,进一步增加制度供给,不断扩大参与路径,适度扩大农民政治参与规模,从而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有制度障碍、过客心理、经济社会地位低下、权益代表组织缺位等.应通过加快以户籍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等措施,促使其政治参与水平的不断提高.     

刍议农民工市民化在我国多维现代化中的独特地位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多维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它有助于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解决三农问题,加速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政治平等意识和组织化程度;它也是推动我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因为无论是文化现代化还是社会现代化,都是靠人来推动的,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助于农民工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现代化,而且有助于农民工社会生活方式及我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机器人运动学分析与轨迹规划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包括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三方面内容的社会资本,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优化年龄结构等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化网络深度、扩大网络广度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280份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26个县28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身份认同、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率普遍较低,市民化意愿弱,文化程度和社交情况与其身份认同关联度高。进一步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发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身份认同和对现状满意程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政府部门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维护其劳动权益,提高其整体满意度。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差异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2711位农民工的调查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同时也是农民身份转化的过程。就现实而言,在此过程中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在就业、住房、教育以及社保等诸多方面面临着各种困境。为了较为真实、全面地认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特征,通过大量实证数据分析可知: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既有共性(例如心理认同、社会保障等方面),又存差异(例如住房、择业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基于此,政府应在就业质量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区参与与融入等方面,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合理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身份的转变,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构建探析

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文化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原因,提出了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文化环境的若干对策:(1)帮助农民工确立自我认同感,创新自我认同方式;(2)将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范围;(3)加强新闻媒体的宣传力度,增加社会的认同度和包容度;(4)推进体制改革,确保农民工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5)加强法律教育培训,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     

家庭特征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采用国家卫计委在八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分为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主要预测变量家庭特征变量涉及基本家庭特征、成员随迁、代际互动、农村家庭资产、老家困难事件这几个维度。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家庭特征对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特征除了婚姻以外,其他特征均对农民工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有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政府需要从家庭整体角度设计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提升他们城市的社会融入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追求上,已从第一代农民工维持物质生活的基本动机,转向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第二性动机。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却日益突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采用多分类回归和交互分析方法,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结果发现,健康状况、心理压力、工作经验、技术级别、居住环境、社会排斥、工资和年龄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从心理健康、社会资本、生活环境和社会排斥四个方面提出旨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界定自我身份等的若干思考。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利用对大连市1011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比较了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整体偏低,他们的社会融入过程呈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经济融入为重点,而由于自身定位问题,经济融入未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然而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身份认同模糊、未来发展不明的边缘化倾向。针对这些研究发现,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相关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影响因素分析

身份认同不仅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看待“我是谁”这一问题,关系着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情绪体验和思想动态,而且关系着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通过对南京市1 99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状况、心理状况、工作状况、社会关系、社区环境等情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运用交互分析和多分类回归分析方法并相互印证,认为健康状况和他们的市民身份认同存在着非重合性、而工作经验的增加、居住环境的改善、心理压力的增大、社会排斥的减弱, 使得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基于此,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加社会资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减少社会排斥几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社会组织依托城市社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分析——以绵阳市与“小小鸟”为个案

社会组织具有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独特优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绵阳市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较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尚不理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政府行为、城市社区与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与帮助状况等因素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进程之间呈显著相关,分析指出社会组织依托城市社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存在力量弱,缺乏认同与有效协同机制等困境。同时,通过对"小小鸟"进行个案分析,理清草根社会组织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措施。     

关于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调查与研究--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数据

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客观生活质量具体表现为居住状况、工作状况和权益保护、消费状况、婚姻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闲暇生活、健康状况7个方面,主观生活质量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居住环境较差、收入偏低且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婚姻家庭生活质量不高、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闲暇生活单调、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以生活内容诸项排列,从高到底依次为：婚姻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尽管城市农民工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有一定差别,但总体上感到比较满意。导致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排斥是其中之一。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后,遭遇了城市对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排斥。要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须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积极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提高城市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     

在地市民化:农民工返乡的村庄社会后果

返乡农民工从经济、社会、精神和治理等四个层面对村庄社会产生剧烈的影响和冲击。他们正在挣脱村庄社会的束缚,以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引领村庄,形成"在地市民化"的局面,最终致使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在地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在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与城市市民趋同。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城市化和市民化的状态,是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返乡农民工的"在地市民化"状态,呼唤国家和社会各界从生产生活条件、福利保障待遇、思想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