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后期创作分裂论

何其芳赴延安之后的创作与其早期作品比较,明显出现了思想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时代的规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何其芳后期创作深深烙下了为政治服务的印记。其次是对新事物的盲目赞美。童年的苦难经历使何其芳对旧社会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强烈热爱,一味的赞美与高歌构成了他后期创作的主题旨归。三是何其芳怀有强烈的告别旧我的“原罪”意识。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身上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与意识,但这种改造绝非是要通过彻底否定“旧我”的方式来实现,而何其芳恰恰陷入了这样的思维误区,导致了他矫枉过正,自我主体缺失,走上了一条思想进步而艺术退坡的路子。     

一部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心灵文献——重读初版《夜歌》(1945)

何其芳的<夜歌>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战士转化的心理记录,是特定政治语境下人性蜕变的心灵文献.它精微地揭示了革命价值理念怎样把战争语境、民族自由的渴望、新中国的梦想整合起来,纳入历史进化论的轨道,从而对何其芳人性基因的意象化符号诸如"爱情"、"自然"、"夜"与"梦"进行删除、修改、压制的.何其芳在被改造过程中的矛盾困惑与其坚持的"快乐哲学"之间的缝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分裂人格.     

延安时期何其芳的诗人心态与创作道路

1938年何其芳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思考着知识分子的转化问题,这一点反映在其心态和创作道路上,则体现为告别过去和真诚的忏悔。研究何其芳这一时期以《夜歌》为代表的创作,大致可以推究其诚实、矛盾、焦灼以及歌咏和叹息的心理意蕴。何其芳在《夜歌》中表现的诚实坦白和强烈的自卑心理、忏悔意识,使其成为战争时代作家群落中的一个悲剧典型。延安后期,何其芳从一个追求文学之美的诗人转变为一个政治的服从者。而在创作上,何其芳最终选择了具有"转变"性质的"暂时性停笔",其诗歌创作的"空白"更是引申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命题,进而使何其芳成为一位跨越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典型。     

论延安文人思想转变中的文化病症

1940年代以周扬、何其芳、丁玲等为代表的延安文人的思想转变,实质上是政治权力话语以“政治”为支点、以“小资产阶级”为中介对于文人文学的理论要求和实践处置,同时也是文学知识分子话语以种种思想理路和复杂形态,“投降”、“改造”、“合流”于政治权力话语的过程和结果。但文人们所预想的思想转变的文学情形与史实演化所形成的结局却产生了巨大的背离。延安文人的思想变化,不仅源于“政治”的外在压力,同时还植根于文人自身的心理情感。延安文人在思想转变过程中存在着显明的文化病症。     

聂绀弩的《论申公豹》和《再论申公豹》及其他

《论申公豹》和《再论申公豹》是作家聂绀弩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两篇著名杂文,由于取譬奇特,含蕴隐晦,世人对其写作背景及讽喻对象存在着误解。从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看来,这两篇杂文的写作背景都与1944年延安指派何其芳等人来重庆宣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重大政治文化事件有关:前一篇杂文侧重于批评胡风对延安"文艺特使"何其芳的态度;后一篇杂文侧重于挖掘胡风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心理原因。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作家的转型之路——以何其芳的转变为例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延安作家集体转型的分水岭，何其芳的转型之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开始反省自己曾经高度认同的“写熟悉的题材”思想，也不再认为“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大”。他的思想与文艺观高度认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上却出现缺失。这彰显着他从唯美主义作家向革命主义作家转型过程中充满着矛盾与复杂性。从与何其芳相关的细微材料中发现，何其芳的思想、艺术改造经历了与吴玉章相似的从“有点不痛快”到“高兴起来”再到“认真检讨”的过程。何其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对自己作品集的选编与出版隐含着他不同时期的思想与心态，但这些转变过程和思想变化学界都少有关注。对隐微材料的发掘以及何其芳自己选编与出版作品集的变化，同时关注他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文艺评论的深层次内涵，这些都是研究何其芳转型的重要途径。     

孤独者的精神吟唱——论何其芳诗歌抒情风格的转变

何其芳早期的诗集《预言》是象牙塔里孤独者的精神吟唱,低回婉转的诗风体现了诗人柔弱的抒情个性;延安时期的《夜歌》则讴歌战斗的青春,礼赞崭新芬芳的新生活,呈现出豪放有力的新气象。这种抒情风格的巨大变化是时代背景和诗人创作心理双重变化的结果。     

关于何其芳的文稿修改——以诗集《夜歌》和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

何其芳整理重版自己的旧稿,尤其是1940年代在延安、重庆时的诗文时,有较多的删、改、增。本文以诗集《夜歌》和长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说明何其芳作品不同版本的修改情形,从而在一个特殊角度折射社会政治形势、时代思潮的变动与作家的创作、文化心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何其芳在创作方法中的艺术个性

本文把何其芳诗文创作和理论研究看成一个整体,结合他所处的时代、个性心理与秉性,从艺术方法着手,论述了何其芳艺术个性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并对何其芳早期接受中外文化影响,文艺主张“突变”的原因,以及何其芳现象作了深刻的探讨.     

论何其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艺术自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何其芳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1930年代无疑是何其芳在艺术上最为雕琢、用心的时期；而1940年代进入延安之后，何其芳的创作心态和诗歌风貌都产生了明显的改变，同《预言》集相比，他的《夜歌》集的确显得有几分拙朴。许多人把这种转变归咎于时代，并认为何其芳从1940年代开始逐渐背弃了艺术上的追求，在艺术上开始退步。而实际上，何其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都体现了他对诗艺的探索和追求，他始终自觉地遵从诗歌的关学要求，坚持诗歌的艺术品格，在这个前提之下来进行创作，而没有把诗歌降格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艺术自觉”的意识是贯穿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活动甚至是整个创作生涯当中的。     

痛苦的求索--20世纪30年代末何其芳的创作转型现象研究

20世纪30年代末,何其芳的创作危机阶段性来临,《画梦录》模式濒于枯竭,何必须寻找新路;不久,他变得像鲁迅一样激越,开始"叽叽喳喳"发议论,新的话语模式来得如此强烈,震惊了国统区的话语环境,他成了一个不受欢迎者,他感到孤独,他需要换个环境--一个全新的适合他创作的环境,他选择奔向北方.何其芳的延安之行,并不全是政治原因,文学因素同样值得关注.     

李白--多元文化的载体

李白性喜游览,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李白性格豪放,游历中结识了杜甫等一批文人墨客.他所游历之处,文化内涵各不相同;他所结交的诗人朋友,思想各异.这一切都对李白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他历访名山、道观,与道士们往来."十岁观百家",接受了多方面的知识与思想.故而成为具有"似道非道、讥儒实儒、兼具纵横家、佛家等思想"的作家,多元文化在他身上得以集中地体现.这种集多元文化于一身的"另类"思想,是唐代社会各种思潮兼容并蓄的形象化体现.     

宋代唯物主义法学家胡颖事迹著述与思想考述

胡颖是中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学者兼法学家 ,以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甚少。他曾经担任过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行政官员 ,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行政及司法审判经验 ,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政治思想与法学思想。其主要的法学思想体现在他所经历并撰写的司法审判案例中。这些案例大都保存在宋人编著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中。胡颖的行政司法事迹表明 ,他在中国无神论史以及法学史上都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     

暖与苦:论鲁迅散文中的生命意识与温情意识——以《野草》、《朝花夕拾》为例

鲁迅是思考着的,于是有属于他个人的尖锐难察的痛苦;鲁迅又是生活着的,于是也有属于他及其身边人的可察的温馨。从"神"到人,从成人到孩子,从思想者到生活者,鲁迅有着多面的形象,他带着不同的情绪和思想,穿梭在他自我创制的不同的文学世界中。生命与生活,在鲁迅的笔下,是两个层面的世界。《野草》体现了鲁迅不明来路、未知去路的生命意识;《朝花夕拾》体现了鲁迅及至今日、未忘昨日的温情意识。     

毛滂思想与人品初探

北宋文学家毛滂推尊儒学 ,贬抑佛老 ;为学主张淡远名利 ,虔心向道 ;为文主张文以明道 ,有补于世 ;为官主张称职爱民 ,恩泽百姓。同时 ,在仕途困顿之际 ,又援引佛老 ,修治心身 ,涵养性情。他曾经是一位相当典型的正统封建文人 ,但是后来思想发生蜕变 ,导致晚年失节 ,人品有亏 ,造成千古遗恨。     

李贽与"侠"略论

李贽首先是一位"好汉",他尚侠,主张作侠而不作圣,有强烈的英雄豪杰心理期待和信仰崇拜,顶天立地,无所畏惧,思想胆力无与伦比.把李贽定性为具有侠义肝胆的"好汉思想家"或"思想之侠"更为确切,也更便于还原李贽作为"异端"、"另类"的本真面目--作为思想家与侠士融为一体的产物,侠之骨、侠之气和侠之精神对其思想个性有重要的支配作用.李贽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对侠文学进行集中关注、倾心阅读并系统评论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侠"对其文风及文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