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金川之役前后大金川土司与周边土司关系研究

本文以大金川土司这一与周边嘉绒藏族土司、中央王朝存在频繁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为研究对象,尝试讨论第二次金川之役前后大金川土司与周边土司的政治宗教关系与发展变化过程。本文认为随着中央王朝权威在嘉绒地区的逐渐深入,众土司与大金川之间的联姻与宗教联系未成为抉择彼此间关系的最终因素。     

论清朝的健锐营与金川土屯兵

乾隆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之乱后,很好地利用了嘉绒地区的土兵、屯练的力量,使之成为清朝八旗、绿营等军事力量的补充。其次,因金川战争而生的健锐营,成为清朝军队中的一支特殊兵种和中坚力量。他们在维护清朝统治,防御外来入侵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金川战役与大、小金川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的兴起

山神崇拜是两金川地区苯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墨尔多、甲索为代表的嘉绒神山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崇奉。在乾隆朝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金川地区的苯教巫士借助山神之力呼风唤雨,念经诅咒,给清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战争结束后,清廷将两金川苯教化的"山川之神"纳入了国家祭祀体系当中,有关它们在战争过程中"甘为邪术驱遣,妄行雨雪"之事也被刻意遗忘,重新塑以"效顺助灵"的新形象,从而转变为清廷统治与经营嘉绒地区的重要象征。     

汉人移民与清代金川屯区地域社会的重构及发展

在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后金川地域社会重构背景下,有超过5000户主要来自四川内地的汉人,相继以兵民屯田、流寓懋迁等形式迁入金川五屯,在大小金川河谷两岸形成了颇具人口规模的汉人聚居区,其人口逐渐占到当地总人口约七成。这些汉人移民不仅支撑了金川地区的长期稳定与社会安宁,而且也促使当地经济社会得以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并推动金川地区多元文化共存交融、多族群共居社会初步形成。     

略论乾隆年间大小金川之役

两次金川之役费时耗银的原因是 :前线将帅失误、地势险要、绿营兵丁平时不训练、军中赏罚不公等。战争严重削弱了财政 ,而战后采取的措施未解决实际问题。金川之役局部所得不能弥补全局所失。     

第一次金川之役起因初探——乾隆帝绥靖川边的努力

乾隆十年至十四年,清廷先后用兵征讨川西土司瞻对与大金川,这两次战役关联密切,可以说瞻对战役的草率完结直接导致了乾隆皇帝对金川用兵。而金川战役尚在进行之时,乾隆帝便与统帅张广泗秘密谋划再次征剿瞻对事,甚而有乘此兵威,将绰斯甲、杂谷等川边地区强而不甚恭顺的土司一齐办理的计划,以此达到绥靖川边,一劳永逸的目的。只是金川未平,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树敌过多,上述计划一直秘而不宣。到了战役末期,清军已深陷大金川泥潭,进退不能。乾隆帝不得已,只能纳降撤兵,并运用政治手腕,将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粉饰成一场胜利的战争,以保全自己的颜面与朝廷的威严,而其未曾实现的战略目标,也自然为官方所讳言,渐渐隐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     

试析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

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 (174 7— 174 9) ,清政府进行了对金川地区的第一次战争 ,这次战争后来被列入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之中。本文试从直接因素的角度入手 ,就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的各方面因素作一讨论 ,希望能从中索得一点历史真相 ,并意欲由此求得对整个金川事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也希望本文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些许帮助。     

清代金川战争时期巴县社会状况的考察——以巴县档案为考察中心

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是清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它除了对朝廷造成重大影响之外,对于地方州县官府和民间同样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尤其在四川各州县,金川战争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甚至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战争期间,地方州县官府和民间都深受兵燹之苦,疲于办理各项军需事务,处于较为特殊的状态。     

明代都司卫所人口数额新探——方志中两组明代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的评价

现存明代及清顺治时期刊行的五种方志,记载了洪武、嘉靖时期两组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洪武时期人口数据较为可信,经校正后可知陕西行都司洪武末年人口在六万户、十六万口以上。嘉靖时期人口数据较洪武时期有明显下降,不符合明代中后期陕西行都司人口增长的历史趋势,难以采信。陕西行都司人口构成中,军籍人口占据了绝对数量,卫所代管的民籍户口、归降蒙古部众等其他人口,并不都包括在人口统计范围内,所占比重较小。以陕西行都司为例,如果我们认为军户有原籍的多数都被登记到黄册系统之中,则卫所代管的民籍人口和其他归降、寄住等人口数量,相对于明代洪武年间"两京十三省"数以千万的户口数据而言,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进行明代人口总数的探索时,似乎也不必过分纠结军事系统(都司卫所)人口数量。     

"适度人口"的分野与述评

"适度人口"分野为宗旨各异、观点和立论对立的两大流派."经济适度人口"的宗旨是追求"最大收益",立论基础是"需求创造供给"和技术替代,通过人口的适度增长、"有效需求"的保持和对资源限制的克服,使经济不受限制地增长而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有限性却无疑会摧毁她的根基;"环境适度人口"的宗旨是追求人口与环境的均衡,立论基础是有限性和"供给决定需求",通过"双零增长"把人口和经济规模控制在自然的限度之内,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人类主导的人口与环境均衡对生物的灾难性和人类的危机性,则使其对均衡的追求面临严重挑战.     

孤寡老人的贴心人——记新干县金川镇敬老院院长邹宗根

走进新干县金川镇敬老院,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干净整洁的巷道,美化的休闲健身广场,绿树成阴的休闲亭,房前屋后花草满院,俨然一幅城市小区优美的画卷。老人们满脸喜悦地说:"这都得感谢邹院长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生活居住环境,他真是我们的贴心人。"     

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之兴起

清代乾隆朝,两次征伐大、小金川地区。平定土司叛乱之后,在当地驻兵设屯,并将当地藏民改土归屯。这是继乾隆初年黔东南苗区设屯后,又一次大规模兴屯。此事向鲜为学人注意,惟凌纯声先生40年代初在《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一文中略加提及:“四川大小金川土司在清朝乾隆年间两次叛变,至四十一年平定大乱,乃取消土司,改土为屯。”然凌先生于屯政兴起之具体情况,未尝详考。此项史实,旧史未备,兹依档案资料,述其兴起之大略。两金川改土归屯,始于乾隆四十一年,然溯其筹议之始,则起于乾隆十二至十四年第     

一日三节

布鲁明顿是美国中部一个只有六万人口的小镇，距芝加哥四小时的车程，距州府印第安纳波利斯近一小时的车程。它是依托印第安纳大学而建的一座大学城。如果除去大学里的三万学生，它的人口只有三万。想想一个三万人口的小镇，一天有三个节日的活动，实在够热闹的了。     

家有藏书三万册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这副从陆游处"拿来"的对联,多年来一直工工整整地贴在我的书房门上,它像一位忠实的解说员,娓娓无声地向来家中的客人介绍书房主人的人生乐趣和书房中三万多册藏书的风雨沧桑。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在如今孔方兄大行其道的年代,守着三万多册书,寒酸吗?不寒酸;可怜吗?不可怜!相反,我倒觉得自己很富有——在我的"帐下",居然有三万     

宽严相济语境下未成年人累犯制度释疑及完善

理论及司法实务界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应如何认定仍存在争议。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应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作缩小解释,同时应在刑事责任年龄外根据不同的犯罪类型对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累犯作进一步区分,以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区域效应异质性研究——基于1990—2012年284个城市的经验数据分析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异步发展困局是城镇化发展中的难题,东部土地城镇化模式能否成功复制到中西部区域,从而有效地带动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呢？运用塞尔指数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分析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发现区域内部差异要大于区域间差异,西部区域差异明显要大于东中部区域,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的加速扩张并没有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同步增长。并运用1990—2012年284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经验研究表明：土地城镇化显著拉动了人口城镇化进程,并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影响系数增大。从区域来看,东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具有拉动效应,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从城市规模来看,大中城市土地城镇化显著促进了人口城镇化发展,而小城市并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于人口城镇化的吸纳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西部城镇化发展不能简单复制东部城镇化发展模式,应实行差异化的区域城镇化发展战略,强化大中型城市对于人口的吸纳作用,市场与政府双重合力下的城镇化发展更多地要发挥市场机制,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     

一七八一年撒拉族人民的反清起义

我们伟大的祖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人口最多的汉族之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撒拉族就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的人口约有三万余人,主要聚居于青海省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及与它比邻的化隆县和甘肃的临夏地区。     

重阳话寿联

正重阳节,也称敬老节。为老人祝寿题赠寿联,以表示美好祝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寿联中,不乏佳联妙对,重阳佳节品之,更是妙趣横生,回味无穷。相传,清代文人王文清曾为当地一位百岁老人题赠一副对联:"人生不满公今满,世上难逢我独逢。"此联上下句虽没有直接道明"百岁"二字,但联句中却巧妙地含有"百岁"之意。这是因为联语中蕴含了民间的"人生不满百"和"世上难逢百岁人"两句俗语。     

明代藏族僧官不属于土官考

"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是20世纪末提出的概念,此后"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的称谓被广泛使用。通过对明代藏族僧官与土官体系、运行机制、职能等方面的分析,阐述僧官和土官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隶属于不同的体系,享有不同的权力,担负不同的责任,具有不同的机构建置,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兼顾性,但这不能说明僧官就是土官。僧官和土官是两个不容混淆的实体概念。僧职土官是一个不存在的实体称谓。     

述论清代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

清代,中央政府视甘孜藏区为"内属区域",采取内地民族地区的管理方式,"流"(官)主"土"(司)从而实施统治。雍正初年,清政府划分川、滇、藏三地界线后,设立雅州府打箭炉厅,驻扎军队,派遣官员及将领,封土司委土目,施以管理。稍后,清政府设立三处粮台,粮务委员监控地方,加强统治。清末,清政府改土归流,废土司建官府,改造基层,拟建西康省,彻底"内地化"。清政府在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说明所谓"大藏区"是不存在的,中央政府依据藏区实际、沿袭传统,因俗而治,分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