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京津冀一体化显得越发重要,在缓解京津压力的同时也促进河北经济的发展。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上阐述了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现状,并且对其区域内部产业转移初步形成、区域交通一体化出现、人口压力不均、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产业同构较高、政府过多干预等等现状做出分析,根据定性定量分析的结果给出几点相应的建议。     

冀域演变及京津冀文化圈考略

“冀”以早期九州之首之冀州为基础,经过强盛之冀发展到今天的河北之冀.“冀域”则是包括京津在内的京津冀区域.与“冀域”相对应,经过五千年兴衰变迁发展,融行政区划和文化形态为一体,形成了包括今日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在内的冀文化、京文化、津文化等多样化文化集合体,称之为京津冀文化圈.     

京津冀三地创新绩效比较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区域,但近年来三地发展水平出现分化,京津两市与河北省的差距拉大,有出现“极化”效应的可能。通过构建创新效率的评价体系,对京津冀三地3年的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作DEA方法分析,结果表明河北省的创新效率明显低于京津两市。京津冀三地在综合发展水平、劳动力素质、R＆D活动经费投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水平上的差异,是这种技术创新效率产生差异的原因。     

京津冀制造业空间分布与集聚趋势

产业梯度转移和空间集聚是区域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京津冀作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制造业从业人员的空间分布变动,直接反映了该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程度。本文对京津冀内部各地区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空间集聚程度、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发现:河北省制造业的集中率在逐渐上升,北京的制造业实现了向河北和天津梯度转移;河北与天津以错位发展为主导,但仍存在部分制造业重叠,总体来看,京津冀各地区制造业行业特色日益鲜明,分工日渐合理,产业协作发展成效显著。     

京津冀区域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研究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势在必行,而旅游空间结构是区域旅游一体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从旅游空间结构的角度出发,对该区域13个城市(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间旅游经济关系和结构的分析入手,借鉴区域经济分析工具,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区域旅游经济空间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下推动区域旅游发展的思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新型首都圈,打造环渤海地区创新发展的新引擎,辐射和带动全国发展。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价值以及当前京津冀产业分工的基本格局,认为实现京津冀区域产业水平分工是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河北省优质要素持续流出和京津冀区域产业垂直分工格局是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的两大困难。建议通过改革京津冀“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建立京津冀一体化的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机制、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谋划建设若干高端产业发展载体和平台等措施推动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     

广域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对策分析

京津冀地区与晋东、鲁西的部分区域整合,会弱化河北省由于北宽南狭而造成的南北发展不均衡问题,据此京津冀一体化就拓展为广域京津冀一体化。广域京津冀能够在京津冀基础上,将太原、大同、济南等整合在一起,构建起"北京—太原—济南"三角形,促使城市高效互动。在广域京津冀整合发展过程中,要构建"大同—浑源—灵丘—涞源—保定—天津"与"太原—晋中—盂县—石家庄—衡水—德州—济南"两条城市链,分三个步骤进行,逐步构建"双核+双子"结构、"京津石"三角形、"倒靴型"城市体系。在不同子区域也要采取不同方式,晋东冀西区域要构建"双轴+Z带"子城市体系,冀东鲁西区域要构建"双枣核"子城市体系,在冀北区域要构建"双核+多子"子城市体系,并依此为基础进行"双层拓展"。     

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思考

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相应地河北提出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具体规划。这证明京津冀一体化开始有了更多实质性的内容,逐步由思路设想变成实质性的行动。一、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深远意义第一,是立足省情,建设经济强省的明智抉择。河北省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与中共河北省八次代表大会明确指     

基于交通经济带视角的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路径

交通经济带是一种依托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的带状经济区域,它是融合了人口、产业、城镇、物流、信息的空间地域综合体。通过对京津冀区域发展现状分析,结合交通经济带发展机理,指出随着交通一体化和区域规划的进一步完善,建设交通经济带是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依托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与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加快构筑京津、京石(京广)、京秦(京沈)、京衡(京九)、石(家庄)衡(水)沧(州)等城镇发展轴,培育沿海经济产业带,建立起以北京、天津国家中心城市,石家庄、唐山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其它中心城市为支撑的发展格局,形成若干条交通经济带,使其发展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的助推器和有效载体。     

京津冀一体化:解决八个问题为实现协同发展“松绑”

京津冀一体化问题目前成为了学界的焦点,京津冀地区以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为核心,在“双核+双子”格局的基础上形成了“双核+七子”的发展格局,在环渤海地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长时期以来学界就致力于构建“环首都经济圈”,随着区域要素的变化,“经济圈”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京津冀一体化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京津的职能向周边疏解,另一方面是京津周边城市要有足够强的承接能力.为了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做好八方面的文章:突破行政区划约束;强化节点城市建设;增大小城镇密度;构建“大北京城市圈”;完善交通网络;夯实小城市承接能力;进行产业耦合;培养京津冀一体化的软环境.     

京津冀城市群交通物流一体化

首先解析交通一体化和物流网络空间布局的经济规律,接下来归纳京津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的现状和意义,并明确提出其实施要点,以满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基于灰色聚类分析的京津冀城市群层级划分研究

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 而京津冀城市群的布局是影响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进程和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 为明确京津冀城市群的层级划分,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构建了城市群层级划分模型, 同时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设计, 分析得出了京津冀城市群四层级划分的空间结构体系. 为解决京津冀城市群层次划分不清晰、 功能定位混乱以及协同性差等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能的新路径.     

京津冀产业一体化进程中立法引领价值探析

京津冀产业一体化是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考虑产业发展,合理进行产业布局,实现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目前的产业一体化主要表现为产业转移,以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因而主要依赖于政策的规划和干预。政策在推进京津冀产业一体化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也具有局限性。立法指引改革已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京津冀产业一体化是关涉区域与国家发展的重大改革,需要立法的引领。应制定区域一体化发展条例作为引领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法,及时修改和废除不适应基本法的地方规定,通过善法良策的共同作用实现京津冀产业的一体化。     

京津冀法制一体化与协同立法

京津冀一体化长期以来被解读为市场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与规划的一体化,对法制一体化重视不够。法制一体化是京津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保障,缺少法制的一体化,京津冀难以持续发展。京津冀法制一体化可通过区域立法机构制定区域性法规或三地采用协同立法的方式予以实现,但后者比前者更契合当前的制度与现实。通过协同立法可消除三地规则不一致所引发的问题,应将协同立法作为京津冀法制一体化的主要形式。协同立法在性质上属于地方立法机构之间的合作,缺少约束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最大限度发挥协同立法的作用,三地应共享立法信息,明确协同立法的原则,确定协同立法的重点,及时研究协同立法的实施效果,建立适合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协同立法模式与立法机制。     

西方金融混业经营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已成趋势,主要成因在于:金融创新形成其业务基础,技术应用开拓其发展空间,企业购并强化其组织结构,内在需求提供其理论支持.西方金融混业经营趋势势必给目前实行分业经营的我国金融业带来较大冲击和影响,对此,我们应积极应对,通过渐变性的金融创新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以使我们面对西方金融混业大潮而立于不败之地.     

世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的IMF:挑战与对策

世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IMF面临诸多挑战,集中表现为外汇管制的回归与汇率波动的无序化挑战其故有宗旨和目标;全球美元化趋势挑战其所主导的信用本位体系的稳定与公平;频繁的投机活动挑战其监管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金融一体化所要求的合作机制挑战其决策的垄断性。这要求IMF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包括提高IMF分额,增强对危机国资金援助的能力;强化IMF促进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功能;改革IMF的决策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决策力量;加强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协调与合作。     

台湾的企业并购分析

为增加市场竞争力、降低成本和进军国际市场,台湾正掀起企业并购的浪潮,台湾金融业整合后出现的金融控股公司具有全业务经营、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大陆的市场,对资金、科技人才的需求是台湾企业的机遇,广泛的接触对两岸都是最佳的选择。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看CAFTA成员国金融政策协调

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实施,区域内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继续发展的结果必将需要各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统一。因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过程中,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如何深化区域内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的协调与合作的问题就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无论是CAFTA经济体的开放性、成员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外部冲击的对称性,还是金融一体化程度,都表明在CAFTA框架下构建区域内宏观金融政策协调机制具有可行性。CAFTA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协调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实现宏观金融政策协调的策略,应从加大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实际操作、实行CAFTA内部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以及金融政策协调一致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基础、可行性及前景瞻望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货币一体化已成为一种新的潮流。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唤起了东亚各国对区域金融合作的极大关注。为了防止新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应对世界范围内区域货币一体化潮流的强烈挑战,开展有效的地区货币合作。未来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前景,将集中于以下三个层次:首先应建立东亚区域性紧急融资机制;其次应改革东亚汇率制度安排,建立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最后逐步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CA)。总的来说,未来东亚货币一体化仍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金融发展、金融一体化与货币国际化模式

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一体化程度是影响货币国际化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在资本流动性较低时,货币国际化的动力主要源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时的商品交易需求。伴随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深入,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还导致了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投资需求,此时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主要体现在不同国家金融资产的替代上。同时,相比于资本流动性较低时期,在完全金融一体化条件下,不但货币发行国的外部均衡特征有所差异,经济利益的实现水平和方式也存在较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