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

社会性认同研究存在着三个研究重点和两种研究取向。从学理角度上看,集体记忆提供的事实基础,集体记忆架构和指引的情感与叙事方向,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灵活的建构和维护活动,所有这些观点和认识都为群体认同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路径。     

一种没有回忆的记忆

记忆分为私人的记忆和分担的记忆,或者说,个人的记忆和集体的记忆.两者都是在面对过去的一种陈述中发生的,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新阅读.集体的记忆以当前为目的,是证实集体成员的同一身份、巩固他们之间联系的一种社会活动,对历史的记忆随群体面对的一些问题而有选择地重塑.个人从所属群体的过去中所回想的,主要是群体向其成员所传输的,这种记忆不建立在个人的回忆之上.     

个体记忆何以可能:建构论之反思

由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和"建构论"话语霸权的形成,个体记忆的自主性乃至可能性成了一个需要论辩的问题。记忆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个人,集体记忆则是一个隐喻的概念,须以个体记忆为载体方能存在和传承。集体记忆抹杀了记忆鲜活、质感、多元的本真特质,需要个体记忆来进行平衡。借助个体记忆及其负载的情感和意义,普通人可以对集体记忆、公共记忆进行"微抵制",获得"微自由"。记忆研究应该超越"建构论"的束缚,致力于寻绎、理解、阐释记忆之于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多元意义及其互动关系。     

论集体记忆对民族历史的补充作用——以彝族服饰的虎纹意向为例

长期以来,人类学研究领域对历史文化书写的绝对客观性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讨论,认为在当下对族群历史进行实证研究时,不能忽略了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可选择性和主观性。集体记忆作为人类群体的普遍性经验,是指导集体行为的内在动力。对族群集体记忆的把握,是了解人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如何使用内部观念的重要途径。借助对特殊文化符号的分析,如对彝族服饰上的虎纹图案的解读,可窥见集体记忆对族群历史文化的补充作用,即可通过对被赋予了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的阐释,发现指导族群历史建构与发展的内部经验及其有效途径。     

集体记忆：命运共同体与个人叙事的社会建构

命运共同体是在大规模的突发事件或危难进程中形成的临时性社会群体。在命运共同体中，由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形成了个体成员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在此之下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成员叙述集体生活的相对统一的主观框架，及与其相匹配的观念、语汇、修辞以及象征性仪式。在这些突生性的机制作用下，围绕记忆主题、叙事基调和话语体系，命运共同体在三个层面上形成了共同体成员所赖以进行历史叙事的集体框架。由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左右、强烈的社会认同的影响，命运共同体及集体记忆框架甚至对个人叙事有着长贯终身的影响，但又受着代际继替的制约和挑战。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历史学

口述历史是针对个人记忆的对话与叙述.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就是把个人记忆汇聚起来,作为档案收藏,使之成为人类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并成为公共记忆的基础.历史学是对人类档案记忆的加工,选择、提炼、思索、研究,并对过去的人类故事加以叙述.历史书写是对档案记忆的建构,提出集体记忆及公共记忆的具体叙述范型.在这一层面上,口述历史即个体记忆,不仅可以成为历史书写即集体记忆或公共记忆范型的有效补充,能为历史书写提供新的信息资源,还能为记忆的历史书写范型提供新的维度.     

写作是记忆的延续——论余华创作心理

余华很多作品中充满着忧郁、恐惧的少年灵魂的痛苦悸动,个体的心路历程以及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在余华记忆中刻下印痕,成为其精神定型期的创伤,余华正是借助文本来展现源自于生命本体体验的创伤,将被压抑的欲望与恐惧改头换面,把写作变成对记忆的书写与继续,并在其童年创作视角的选取和暴力主题的选择上展现出来。     

集体记忆与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民众的基本信仰形式,它存在于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是一种习惯-记忆。它通过仪式、家庭教育和文本一代代地传承。每一代民众都通过集体记忆对民间信仰重新建构,这种建构一方面继承传统,但又因具体时代环境而有自己的特点。对仪式的象征研究,是利用集体记忆理论研究民间信仰的重要途径。通过寻找象征物、确定象征符号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及其含义以研究仪式如何表征和阐释民间信仰,是集体记忆研究的重要路径。     

纪录片中的集体记忆呈现及其现实意义——以“二战”题材为例

集体记忆是历史在人们记忆中的存留,它往往指向当代人对历史和现实的重建,它的呈现和保存往往依赖各种文化媒介,如影视、画作、书籍等,这些文化媒介共同维系和塑造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和感受。其中,纪录片是集体记忆的系统化、符号化呈现,为人们提供丰富和深刻的集体记忆。"二战"题材纪录片所呈现的集体记忆不断重构着当代人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国家和民族认同感。     

重建“遗忘之场”

胡恒认为,"集体遗忘"并非是"集体记忆"的结果,它还是其开端和动机。"集体遗忘"的几种形态都与空间相关,都涉及事件、地点。尤其是记忆介质在场的"遗忘",它直接将历史拉入现实。这使得记忆研究成为探讨历史与当下之间关系的通道。     

表演的惯习：广场舞群体的生活方式变迁与自我呈现

对生活方式的研究是回答“人们如何生活”的问题。本文基于对广场舞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广场舞不仅是一种表演性的集体活动，也是中老年群体“为自己而舞”的代名词。无论是群体身份的传承还是自我观念的再生，广场舞看似是一种自觉自发的选择性行动，实则包含着历史观念的现实重构，凸显这一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独特记忆与历史变迁。表演的惯习从本质上塑造了广场舞群体的精神特质，既内化于群体成员的精神世界，又外化于广场舞群体的日常生活。表演中的自我呈现是对传统的历史延续和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也是重新阐释对自我表达的价值界定与意义呈现。     

文化遗产与记忆理论:对文化遗产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对遗产尤其是公共遗产进行批判的做法由来已久,而历史和文化遗产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鸿沟,从历史学的角度对遗产进行研究往往并不完全适用。相反,遗产与集体记忆、文化记忆之间有着更强的同构性和一致性,它们在多数时候是同一的。根据文化记忆理论,可以将公共遗产当做文化记忆本身,因此,把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理论引入到文化遗产研究当中会更加符合遗产的本质属性,有助于克服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过度有形化的倾向,也更利于保护文化遗产。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关于黄道婆的集体记忆研究

借助历史叙事、民间传说、纪念仪式、媒体宣传等方式,黄道婆这一历史人物的集体记忆得以建构并延续.深入分析各类承载黄道婆集体记忆的文本可见,自元代以降,黄道婆的社会身份呈现显著的历史时段特征,其身份的集体记忆建构受到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同时,记忆又以层累的方式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即上一时期的集体记忆往往参与到下一时段的社会建构.黄道婆的人物经历、生活际遇在史载中的不确定为其身份记忆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寻根文学”的现代视野与启蒙悖论

作为知青作家的一次群体出场,寻根文学将他们的个人记忆放大成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的同时,也将自己推到了文坛前沿,成为一个站在传统与现代临界点上的思考着的群体。寻根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绝非偶然,它的初始动机可以概括为:在殖民、后殖民话语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在西方话语霸权左右下被边缘化的事物,重新发现各民族文化的特有价值。在寻根文本中,我们既感受到一代知识分子“重铸传统”的强烈愿望,也看到了启蒙思想的批判精神与文化寻根的乌托邦想象之间的相互悖论。     

互动仪式空间下当代青年的情感价值与国家认同建构——基于B站弹幕爱国话语的探讨

新时代赋予当今青年群体特有的爱国表达样态和情感表征。青年群体借助即时性弹幕技术缔造起互动仪式,不仅在虚拟空间下的集体狂欢中衍生了特定意义与信念,更是通过建构情感符号和国族身份来询唤现实世界的国家意识,由此创设出一种新颖独特的认同建构机制。在文化价值多元和集体记忆淡漠的当代社会,深入新媒介语境再现和重构国家象征符号,探索和嵌入创新性话语逻辑,成为巩固国家观念、凝聚价值共识和深化身份认同的有效路径。     

道德记忆与道德生活的连续性

道德记忆虽然在以往伦理学理论体系中不是一个显性范畴,但在人类的道德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人类道德生活连续性的承载者,它保证了作为主体的集体和个体在道德反应上始终具有连续性。从集体向度上看,道德记忆保证了共同体中道德传统的生命力;从个体向度上看,道德记忆为个体的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转化提供了动力。可以说,对道德现象的记忆与回溯,使得人类始终过着一种合理的道德生活。当然,作为新概念,道德记忆能否被证成,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海边的卡夫卡》:二元结构的形而上学意义——论村上春树为战后日本寻找的解脱出口

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被译成多国文字,畅销世界。普通读者作为"疗愈"的故事热读,日本学界则对该作褒贬不一。争论的焦点在于作品的主题。作者在充满无数的悖谬和荒诞情节中,驾驭着复杂的二元结构,以及对形而上学的绝对注意力,用寓言式的故事和象征逻辑,表现他消除罪与责任负担的方法是集体的忘却和埋葬记忆这一主题理念。《海边的卡夫卡》热读的背后,是日本集体无意识的欲望与作家主题理念相吻合的现实。     

从心理分析角度看作为心理社会飞地的集体记忆——兼论犹太人、德意志民族认同及德国心理分裂问题

集体记忆 与个体记忆一样，集体记忆是维系认同的关键。不过笔者认为，集体认同本质上具有不稳定的特性，常有自我消解的可能。认同与其消解之间的对立造成了一种内部矛盾，亦即矛盾情结，它类似于弗洛伊德（Freud1930）所说的“文化中的不适”（Unbehagen in der Kult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