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赋诗:“造篇”与“诵古”之别

《左传》赋诗历来以其浓郁的文学性引人关注。郑玄曰:"赋者或造篇,或诵古。"但人们对《左传》赋诗的研究多集中于后者的"用诗之能",而较多忽略前者创作行为的自然发生与独特表现。对《左传》"造篇之赋"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从创作论的角度发明"诗"之来源;对《左传》"诵古之赋"的研究则有利于了解春秋人对"诗"的接受方式和接受思想,从传播论的角度验证"诗"之流布。     

略论赋与诗的关系

谈到赋与诗的关系,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班固《两都赋序》所说的“赋者,古诗之流也”这句话,它是我们现在所见到关于诗、赋关系的最早的定义式的表述。但诗究竟怎样流为赋,班固在后面说得比较含混,又与他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论述不一致,因而后人在发挥这句话时就表现出理解上的歧异。有人把它坐实为赋是诗的六义之一,有人认为是指赋继承诗的美刺的传统,有人则联系《汉志》,认为赋是诗之“不歌而诵者”。     

曹植诵俳优小说发覆

史栽曹植在邯郸淳面前“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根据相关文献和出土文物可知:此事发生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年轻的曹植为了在“博学有才章”的名士长者邯郸淳面前展示才华,进行了这些属于俳优技艺的表演.“胡舞五椎锻”是针对五椎的健身舞蹈,通过拍打、按摩、运动五椎,调理脏腑功能,从而健康体魄.“跳丸击剑”也称“跳丸剑”,是用手或脚同时抛接玩弄多个丸铃和多把短剑的高难度杂技表演.“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则是诵类似敦煌佚书《韩朋赋》等的民间俗赋,江苏尹湾西汉晚期墓出土的《神乌傅(赋)》便是这种俗赋,曹植的《鷂雀赋》则是文人拟俗赋.了解了这一点,对于理解史志小说家小说与民间通俗小说的关系,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及港台学者视野中的赋

日本及港台学者对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大都是从赋与诗的关系入手来谈对赋的认识和界定问题,但在具体论述赋与诗的关系上又各持己见。或从“不歌而诵”的角度认识赋;或从赋为诗之“六义”之一的角度来论赋;或从赋为有韵文的角度来论赋。但很少把赋与诗之讽谏作用联系起来,表现出与一些大陆学者不同的研究特点,这种角度有利于对赋体产生的过程进行探讨,为我们的赋学研究打开另一面窗口。     

从<惜诵>看屈原的"发愤抒情"说

中国诗史上第一次使用“抒情”一词的是屈原的《惜诵》,虽然屈原没有以文学评论的形式来阐述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但他的“发愤抒情”之说,的确对后来的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巨大的影响,与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儒家的“诗言志”着重于政教的、讽谏的社会功能,那么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则是侧重于诗的主体个性的情感抒发与渲泄的作用。     

《惜诵》等篇“乱辞”考辨

许学夷《诗源辨体》及近世一些人认为《九章》中《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四篇非屈原所作,其理由之一是这四篇都无“乱辞”。我认为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现考辨之。《楚辞》中的“乱曰”,即《荀子·赋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赋体杂文的先导--论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

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形式上韵散结合,介于诗与散文之间,是从楚辞到汉赋的过渡性作品,是“不歌而诵”的赋的先导。内容上则彰善瘅恶,激浊扬清,表现对丑恶现实黑暗社会的无比愤慨和无情揭露,既是抒发牢骚的泄愤之作,也是典型的社会批评,是辞赋体杂文的开山之作,对后代的赋体杂文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曹植“诵俳优小说”与白话小说的起源

《三国志》注引《魏略》关于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通过对先秦汉魏俳优俗赋的考察,可以发现曹植所诵"俳优小说"实则是俗赋。相关的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均表明,在汉魏六朝时期,俗赋已经发展出以演诵故事为主的一脉,成为唐宋说唱文学的源头。以"俳优小说"为切口和出发点,继续考察敦煌俗赋与变文、话本的关系,可以发现俗赋是唐宋转变、说话等讲唱文学产生的文体基础。据此可以推论,白话小说的母体源出于汉魏六朝以来的俗赋。如此则可将中国白话小说的起源追溯至汉魏六朝时期的俗赋。     

赋的源流与士人的政教话语行为

“赋”在早期是一种士人君子在特定的场合相互表达、交流政教观念的话语行为,后来与《诗》这一公共话语资源紧密结合,形成了流行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的传统。但在战国时期,随着《诗》这一公共话语平台与礼乐制度一起崩坏,有着崇高政教理想的贤士大夫,以作诗的名义表达自己离谗忧国的情志思想,至此,“赋”这一古老的政教话语行为,在屈原、荀子等人手中落实为一种独立的文本形式。     

"哀怨起骚人"述论

一、衍变历史作为美学意义上的渊源，“哀怨起骚人”应追溯到屈原，他在《惜诵》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作为心理范畴最早发韧于《诗经》：“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这些诗句说明从事审美创作的动机为泄愤懑、抒忧思，但尚不具备忧愤深广的社会内容。至汉代，司马迁对历代创作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史记·太史公自序》：“夫《诗》、《书》隐约者，遂其志之思也。……《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司马迁指出审美创作的内驱力是“愤”，其具体内涵是“意有…     

“发愤著书”说管窥──兼论与“温柔敦厚”之关系

一、问题的源起 “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四年注）这句话中已透露出“发愤”而有所作的意思。孔子在探讨诗之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的过程中，标举“兴、观、群、怨”，把“怨”做为重要一端加以称举。孔子之“怨”虽有着极强的伦理政教意味，但并不否定诗歌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传达怨、怒的内容，这从孔子删诗即可看出。屈原的著述中，也蕴含了“发愤著书”说的萌芽，如“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然而系统阐明“发愤…     

从读者反应批评看《左传》“赋诗首章”现象

春秋时人闻弦歌而知雅意,当时赋诗盛况如实载于《左传》,为研究古人接受和阐释《诗经》提供了重要资料。或以为春秋赋诗中只标明诗题而未说明所赋何章者,皆为"赋诗首章"。但是,以当代美国读者反应批评为研究框架,从听诗者或赋诗接受者的"言"(自我阐释)与"行"(其后行动)两方面来看,《左传》未标明赋诗何章时则实为赋出全诗。     

先秦时期三大《诗》学系统的再现与分析

通过《左传》“赋诗”、“引诗”及诸子著作“引诗”和《竹书·诗论》,再现先秦时期的三大《诗》学系统——“赋诗”系统、“引诗”系统、“评诗”系统。并详细分析这三大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丰富先秦时期的《诗》学风貌。     

隐语和譬喻文化视野中的春秋赋诗

赋诗是春秋时代的文化产物。从赋诗中赋后加以解释以及赋者之意不在诗本身而在其比附的对象来看,赋诗在某种程度上蕴含有隐语与譬喻的性质。而考察典籍记载的春秋战国时内含譬喻的隐语可以看出,人们在使用隐语时正与春秋赋诗相似。赋诗绝响后,隐语得到进一步发展。     

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

钟喇诗品》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 春官》记载,“督檬”的职责如下:“掌播釜、祝、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 cj赋。”诗品》各 敌、垠、萧、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种版本,或作“故诗有六<肾’。其实,钟峪在 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又一《序》的下文即说“弘斯_二义,酌而用之”。明说 次讲到“六诗”。可是,到了《毛诗序》,却径改是“三义”,上文怎么会说成“六义”呢?《诗“六诗”作“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品》明代刊本《夷门广砌、清刊本《砚本偶钞》二门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均…     

道家音诵及其养生疗治功效考论

道家音诵是一种具有悠久渊源的声控技术。它依调式而唱,具有固定旋律,虽然不同于仙歌道曲,但已经具备了音乐的基本功能。将"吟诵"与"音诵"稍作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一方面,吟诵与音诵都依字行腔和运气发声;另一方面,吟诵讲究文读语音,更符合语言原貌,而音诵则讲究黄钟律吕之声律。作为道门的独特技艺,音诵具有陶冶性情、感通大道的神圣属性。在实施过程中,音诵主体配合禹步、存想等方式来进行心性修养,感应客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道家看来,音诵既可以带来直接的感官愉悦,又可以使人精神专注,导引内气运行,有助于治病养生。遵循推陈出新的自然完善法,积极而审慎地开发和运用道家音诵资源,对于当今以及未来人们的健康生活来说都有裨益。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赋诗”辨微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和“赋诗”在形式、原则和功用上有很大区别,“歌诗”是乐工歌唱《诗》,重在突出其仪式功能,必须遵从“歌诗必类”的原则;“诵诗”是乐工抑扬顿挫地朗诵《诗》,重在表现它的讽刺效果;而绝大部分“赋诗”是公卿大夫近似于直白地朗诵《诗》,重在“言志”以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诵诗”和“赋诗”在“断章取义”的用诗原则下使用得相当灵活。     

楚辞与周代乐语

音乐是尧舜时代三大礼之一,到西周时期进而发展为乐德、乐语、乐舞等,形成政治与教化同一的文化形态。乐语有“兴、道、讽、诵、言、语”六式,实际上也就是徒歌类型。战国时期的楚国仍然延续这样的政治与教化方式。从《惜诵》以及《离骚》等作品中,通过乐语在两周时期的使用形态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屈原遭到贬斥的原因是“言、道、诵”等,本为讽劝,但被认为是太过,太烦,太谗,不忠,因此遭殃。这是屈原生平的真实纪事,也是楚辞表现的内容与结构特征。由此看出,楚辞《离骚》、《九章》等都是徒歌,只有《九歌》才是声诗。过去,我们根据乐语从教化的角度去《诗经》中寻找答案,结果不知所以。当我们从政治行为与教化两方面去考察乐语使用情况以后,楚辞和《诗经》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