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法律机制及其完善

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中国—东盟自然灾害领域区域合作的兴起以及灾害防治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广泛建立为中国—东盟自然灾害防治法律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东盟建立了软法性的灾害管理合作法律机制。这一机制存在义务责任不明确、没有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没有法律拘束力的缺陷,这些缺陷不利于实现中国—东盟灾害防治的真正合作。为此,中国—东盟可以通过两条道路实现灾害管理合作的硬法之治。第一条道路是制定《中国—东盟灾害防治合作条约》,另一道路是借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模式,中国加入《东盟灾害管理应急协定》。     

面向新世纪谋求高校继续教育的大发展

科教兴国基本方略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面向新世纪,高等教育要有大发展,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继续教育同样应该有更大、更好的作为,以满足未来社会日益强烈的需要.     

《左传》婚恋叙事与春秋文化精神

《左传》是一部以男权文化为核心的春秋信史,但人类社会的两性格局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观念却使女性与婚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面对社会变革中的礼法规定与自身不可磨灭的人性诉求,《左传》婚恋中的女性有着"守礼"与"非礼"的双重表现,某些非礼性关系甚至引发了重大的家国之乱。《左传》婚恋叙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考察春秋文化从"天命"转向"人道"的精神轨迹。     

"异"与"同"辨--翻译的文化观照

“异”与“同”是翻译实践与研究涉及的一对基本概念。不可译往往源于“异”,而可译则基于“同”。与之相关,持不可译论者强调“异”,持可译论者则着眼于“同”。异与同的对立统一深刻地展现了与翻译相关的方方面面。通过“异”之概念的界定,可展示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揭示出翻译的跨文化本质;在翻译活动中,面对“异”与“同”之间的矛盾,文化立场的表达、翻译文本的文化重构和“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取舍构成了翻译主体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左传》赋诗:“造篇”与“诵古”之别

《左传》赋诗历来以其浓郁的文学性引人关注。郑玄曰:"赋者或造篇,或诵古。"但人们对《左传》赋诗的研究多集中于后者的"用诗之能",而较多忽略前者创作行为的自然发生与独特表现。对《左传》"造篇之赋"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从创作论的角度发明"诗"之来源;对《左传》"诵古之赋"的研究则有利于了解春秋人对"诗"的接受方式和接受思想,从传播论的角度验证"诗"之流布。     

《左传》女性形象塑造的文化考察

《左传》所见女性大多出身于春秋时代的贵族之家,深受礼乐文化熏陶。然而,礼崩乐坏的春秋社会让她们的文化身份不断演变。她们进入史册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被文学塑造的过程,等级社会下的礼乐文化制度自然成为考察《左传》女性形象塑造的文化背景。     

浅论日本企业文化

日本企业管理,有其独特的模式.首先是它所采用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其既保证了企业在初创阶段的稳定,又保证了成长期以后的持续发展.其次是它的企业文化,在既无资源,又无技术的背景下,日本如何在短短的20余年内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迅速发展.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所以日本企业的迅速发展与其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就以日本企业独特的企业文化进行了研究探讨,以供企业经营者参考.     

自我放逐与诗学历险——从《逃之书》看勒克莱齐奥对写作的探索

从对写作的探索角度看,勒克莱齐奥的《逃之书》在其创作之路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勒克莱齐奥在该小说的创作中延续其对传统小说写作的叛逆,在小说的写作形式上加以突破,更在于其对写作本身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本文通过对《逃之书》的细读,以文本为依据,就勒克莱齐奥早期对写作的实践与思考进行分析与探讨,指出勒克莱齐奥试图用一种自然流出的语言,去实实在在地发出世界本身的声音,去展现世界的真实.     

走向大文学的家教读本——评李长春《一个中学生父亲的教育手记》

《一个中学生父亲的教育手记》作为教育读本和文学读本精巧结合的成功范例,首先它具备“别一种文学体式”的特点,如运用日常语流进行陈述;强调“社会功能”、应用价值。其次贴近“中国情境的教育”现实。如平民视角、立足现状、探究常理、务求实效。再次是“家教文学与文学家教”的融合如父爱的地位、对教育缺位的反观与诘疑、知性与感性的编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