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白银购买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美国从１９３４年起实行白银政策,通过购银提高了国际银价。中国国民政府币制混乱已久,受美国白银政策的强烈影响,银价下跌,大量外流,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与美国谈判后迫使实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而美国 认为中国的新币制不与美元相联不能使它获取最大利益。遂实行放弃向世界购银的政策。使中国的币制改革再一次陷入困境,又一次迫使中国答应法币与美元挂钩,并扩大白银用途换取了１９３６年白银协定,使得币制改革得以进行。     

中美关于白银和币改问题的交涉

1934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实行一项给中国造成严重困难的白银政策,中国同美国就此问题进行了交涉,并被迫于1935年11月实行币制改革。币制改革牵涉到美、英、日的在华利益,围绕该问题,美国等列强制定了不同的对策。美国的态度经历了由消极观望到积极支持的转变。      

美国白银集团白银策略的推行及影响

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白银价格大幅下跌,美国白银集团损失惨重.白银集团为了提升白银价格以及提高美国白银工业地位,极力推行其制定的白银策略.在白银集团的施压下,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购银政策,致使白银策略于1934年成功推行.白银策略实施后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是引起国际银价骤涨,对国际关系造成的最大的影响是引发中国发生严重的白银货币危机.     

经济合作与20世纪40年代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

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最早是从经济层面开始的。在中国解决白银危机的过程中，经历了国际合作解决路线与美国单独协商等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最终进行了币制改革并在实质上将法币盯紧美元，形成了中美特殊经济关系。而随着远东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中美特殊关系逐渐由经济走向政治、军事层面。     

20世纪30年代中国币制改革与美、英、日三国的态度

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推出的白银政策给中国的金融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危机,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进行了艰苦的挽救工作,而在各种办法均遭失败后,又被迫冒着巨大风险作出了币制改革的决定,以求力挽狂澜。一直对中国有着重大影响的美、英、日三国针对中国的危机所持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币制改革的成败。     

国际现货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研究CSSCI

基于2008年1月—2014年12月的国际经济月度数据对影响现货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失业率、布伦特原油、美国非农数据分别每增加1个百分点,现货白银价格波动分别增加0.634、0.666、0.053个百分点;美元指数、美国ism制造业指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现货白银价格波动则分别减少1.103、0.529个百分点。在95%的置信区间下,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对现货白银的价格波动存在着显著影响。美元指数、美国ism制造业指数的1阶或多阶滞后对现货白银价格波动存在显著的负向冲击;美国失业率、布伦特原油价格、美国非农数据的1阶或多阶滞后对现货白银的价格波动存在显著的正向冲击。     

银进钱出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

中国货币史研究中一向有白银进步论一说,主张白银能够而且必然取代铜钱,是因为贵金属如金、银的规范性特质更适合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该说认定明代中后期银进钱退是唐宋以来中国货币经济史划时代之发展,即所谓从铜钱经济向白银经济的过渡。明代的钱退其实和白银丰沛与否无直接关系,直接原因是明代基层市场交易对铜钱的庞大需求推动私铸钱的盛行。铜钱因为币面价值低廉,便于作伪,所以私铸就成为弥补铜钱不足的重要渠道。但是其解决之道是劣币驱逐良币,频繁的货币更新和投机导致钱币信用不高、流通范围狭窄,不同市场之间也因交易媒介不同而出现隔离,这无形中都大大加大了交易成本,严重制约了明代全国市场的发展。白银进步论不仅在逻辑上有重大瑕疵,在实证上也颇成问题。明代白银的流通,实际上是伴随货币供应的大幅滑落。盗铸钱对规范铜钱的排挤才是白银"取代"铜钱的真正原因。     

明代财政史研究的里程碑——万明、徐英凯著《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读后

《万历会计录》是明万历十年户部纂成的国家财政册籍。万明和徐英凯合著《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对这一珍贵史料做了全面整理,并且以白银为统一计量标准,通过折算对万历初年户部掌握的财政规模、结构及其货币化程度做了估计和统计分析。这一成果将会成为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一块里程碑。围绕着这一成果,本文讨论了三个问题:首先,对《会计录》的性质提出一些补充意见,进一步解释了《会计录》所载数字反映的是户部会计职责范围内的财政收支情况,指出《会计录》虽不是预算,但具有提供财政计划成例的意义。其次,针对数据整理,特别是财政规模、结构与白银货币化程度的估算,分析了推算方法的合理性,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方向。最后,在梳理万明从讨论白银货币化到白银财政的学术理路基础上,提出今后的研究需要注意考察市场机制与贡赋体系的关联,探索中国式市场经济的脱嵌机制。     

《中美新约》与中基会存废之争

1943年签订的<中美新约>引发中基会存废之争.国民政府内部的分歧在新约缔结后日趋激烈,陈立夫为首的强大力量主张借助新约的历史契机,彻底铲除"国耻"色彩的中基会.中基会出于自身利益和维系中美文化合作交流的考虑,始终坚决反对撤废,并寻求美国外交支援,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中国国家利益.美国政府意图保留这项文化投资,经过利益权衡,其对策经历了不表态、公开弹压和停止干涉三个阶段的变化.中基会存废之争的缘起、经过与结果,暴露了新约的缺陷,体现出新约对战时中国社会和中美关系的深刻影响.     

日本与中美战略竞争——贸易战、科技战及印太战略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力图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在经济与安全之间求得平衡。在贸易战上,日本一面与美国周旋,一面加速与其他贸易伙伴的一体化进程,表现出相当大的自主性。在科技战上,尽管日本政府与美国步调一致,但日本国内围绕安全优先还是经济优先的问题存在争论。日本特别担心中美"脱钩"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和全球供应链断裂,危及日本经济增长的根本。在印太战略上,日本表面上与美国保持协调,实际上却试图与美国的政策划清界限,不愿意过分突出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而是希望日本的"印太构想"能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谐共处。日本与美国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把与中国的关系视为"零和"竞争。尽管日本与中国之间也存在经济和安全上的分歧,但日本既不可能与巨大的中国市场"脱钩",也不愿意陷入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因而采取了竞争与合作并重的对华政策。日本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可能成为常态,如果中美竞争愈演愈烈,日本将面临更艰难的抉择。     

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颇具改进潜力的理论机制,简单地批判和拒斥这一概念既无助于拓展对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也不符合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现实的直观感受。如果用军备、冷战竞赛或者破坏性政策来代替战争作为因变量,"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更是能够具备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不过即使如此,利用该机制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时,仍然要仔细审视这对关系是否适用于该理论的关键逻辑--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真正地感到恐惧。从政治心理学中恐惧的概念出发,结合美国国内的相关讨论、政策表述和对华行为,可以看出美国目前并未恐惧中国,其行为更多是为了追逐利益和声誉,其整体对华外交政策以"碎片化"和"追逐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尚未在双边关系中触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是将"规范"中国的重点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更多是其对冲战略的重心调整而非"质变"。"修昔底德陷阱"尚未触发的结论有其双重意义:积极而言,不必夸大美国的制华政策,激烈的经贸摩擦并不必然滑向"新冷战";消极而言,中美关系仍然有很大的恶化空间,如果持续互动不当,还会招致更具破坏性的结果。     

非零和博弈的结构贸易政策系统分析

2003年美中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国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要求中国扩大进口,否则将对中国产品普遍征收27.5%的进口关税。显然,目前基于竞争性秩序的自由贸易政策造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和270万人的失业,是行不通的。如果美国选择贸易保护主义或是扩张性的战略贸易政策,无疑又会对中国造成损害。基于结构性增长理论的结构贸易政策提供了一个基于中美合作的非零和博弈的贸易政策,是共赢的、最完美的政策方案。     

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本文认为,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三大特征,即经贸纷争常态化,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相互依存深化和对称化.中美经贸关系的上述特点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贸关系将继续支撑双边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一个主要的纷争之源,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博弈能力得到提升,美国在非经贸问题上对华使用经济杠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都会下降;但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总体依赖仍然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仍会不时地利用经济杠杆来影响中国的经贸政策,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早期研究(1966-1968)

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伊始就引起美国学界和决策当局的关注.根据对中国局势的分析,美方对"文革"采取"静观待变,尽量不表态"的策略.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仍是视中国为危险的敌人,继续其"紧逼遏制"战略.中美长期相互敌视以及美方在对华分析和认识上的局限乃至错误是致使中美关系在"文革"初期未能有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富布赖特听证会的背景探析

听证会的社会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美国的对华舆论和对华政策都有开始解冻和进一步灵活的倾向。富布赖特组织听证会的行为动机包括:避免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对公众和国会议员起教育作用,扩大参院的外交决策权,促进政府与学术界的交流沟通以及个人希望有所作为。     

中美关系中的“灰色地带”问题:挑战与管控

近年来,"灰色地带"相关概念成为了美国学界所热议的话题,其认为在大国竞争回归的背景下,"修正主义"国家正在诉诸具有模糊性、不对称性与渐进主义特征的"灰色地带"手段威胁世界秩序与美国的国家安全。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学术议题,"灰色地带"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外学界对"灰色地带"行为的特征、"灰色地带"冲突升级模式的研究仍不够充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与学界将中国的部分对外政策贴上了"灰色地带"手段的标签,鼓吹以更强硬的政策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本文从解析"灰色地带"的相关概念出发,阐述中美间当前存在的"灰色地带"冲突,探讨"灰色地带"冲突对中美双方造成的挑战,并对如何管理中美间的"灰色地带"冲突进行简要讨论。     

试析1933-1937年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均势外交——以苏联因素为中心

1933-1937年,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在对日、对华政策上保持克制,不公开刺激日本,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有限地促进苏联力量的增长,利用苏日矛盾对日本施加压力。美国此举就是要在苏日之间精妙地玩弄平衡,以此推动东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使美国得以实现其门户开放的目标。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在表面静观其变之中又存在着积极影响远东局势的因素,其实质是"均势外交"。     

美国加强在华势力的筑基的时期

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扩展，迟于欧洲各国及日本。一次大战后，美国在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强活动，以增强在中国的竞争力。中国留美学生和美国“世界主义者”对这些活动也起了促进作用。美国这些努力为３０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抗战时期的中美日苏四国关系

在1931年至1945年期间的中美日苏四国关系中,中日关系是四国关系的焦点,主要矛盾是日本军国主义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抗日战争初期,美国和苏联出于各自利益和战略的考虑,曾分别对日采取过绥靖政策或所谓的“中立立场”。但随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美日矛盾激化,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总的看来,这一时期中美日苏四国关系的历史,是中美苏三国联合反抗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