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贯忠”是罗贯中的虚象

《水浒全传》是罗贯中在“施耐庵的本”基础上最后创作完成的。他把《宣和遗事》和吴读本《水浒传》所写“四大寇”中的“河北贼高托山、山东贼张仙”改写为“田王二传”,借以寄寓自己的身世情节以及对明太祖屠戳开国功臣的感慨。罗贯中在“征田虎”部分塑造了一个隐士人物“许贯忠”,把自己的形象、行迹隐藏于这个人物的描写之中,因而“许贯忠”即罗贯中的虚象。本文作者经过实地考察,以新发现的碑刻文字和方志记载为证,考明了“许贯忠”和罗贯中之间的虚实关系,从而发见中国古代小说的作者大都隐现于自己的作品之中这样一种普遍现象,提出了一条探求古代小说作者之谜的途径。     

《清史稿》人名订误一则

《清史稿》卷四二三《宗稷辰传》云:“宗稷辰,字涤甫,浙江会稽人。……稷辰父霈正,官湖南零陵知县。”《清史列传》卷六十七《宗稷辰传》亦谓“稷辰父霈正”。但就笔者所见史料而言,上述两传所载宗稷辰“父霈正”恐有误,其父名应为“宗霈”。查陈乃乾《清代碑传文通检》(北京图     

《儒林外史》的"三复情节"及其意义

《儒林外史》研究向来较少注意到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前代小说传统的联系,其实此书暗用“三顾茅庐”之类“三复情节”模式不止一端,其用笔隐微几于使人不觉,而作品的讽刺意义因而更为深广,如马二先生游西湖是从“食色,性也”角度写他内心理欲之争等。这既是前代小说“三复情节”模式的影响,更是古代礼数观念和社会上“事不过三”等重“三”的风习潜移默化的结果。这一发现使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模式的普遍性获得新的证明,也使“三复情节”概念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理论意义得到加强。这对于总结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民族特点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也应当能有所帮助。     

世代演绎,积累成书——论古典“积累型”小说繁衍

《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古代小说史的著作,书中论述的小说颇具代表性.“积累型”是古代小说繁衍发展的方式之一,这类小说在形成历程中有厚实的母本文献基础,小说的情节内容、人物角色、艺术构思等世代积累,后世文人的改、增、删等润饰加工提高了其艺术水准.     

《明史》标点商榷三条

卷186《雍泰传附张津传》(页4932):“[张津]预平富贺贼……”(中华书局本,下同。) 按:“富[川]”、“贺”,都是当时的县名,同隶于广西平乐府,见卷45《地理志·广西·平乐府》。这里把两县混而为一,不妥。“富贺”中间应加上顿号,标点作:富、贺。卷199《李承勋传》(页5266):“临安、蒙自盗贼复兴……”按:“临安”是府,“蒙自”是临安府之属县,见卷46《地理志·云南·临安府》。临安和蒙自是从属     

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构想源于先民对数字“三”的特殊认识。由先秦“卜筮不过三”、“礼以三为成”演为后世“事不过三”，中国古代小说乃有了“三复情节”现象。“三复情节”萌芽于汉魏六朝，形成于唐代，宋元时的《三国志平话》至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使之发展到成熟，此后祖构者众。其美学意义在于体现了美的比例、尺度和节奏，合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习惯，是中国古代小说一个具体而鲜明的民族特色。     

《南史》考疑(六)

《卷三·宋本纪下》(元徽 )二年夏五月……甲午 ,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 ,贼入屯中堂 (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86页 )。按 :“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 ,《南齐书·高帝纪上》同 ,而《宋书·后废帝纪》则作“抚军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 ,《建康实录》卷十四作“护军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今考《通鉴》卷一三三云 ,是时“抚军长史褚澄开东府纳南军” ,《考异》云 :“《宋书》作‘抚军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 ,《南齐书》作‘车骑典签茅恬’ ,盖皆为褚澄讳耳。今从《宋略》。”据《南齐书·褚渊传》 ,褚澄乃齐开国元勋褚渊之弟 ,且…     

岳阳宋明名人墓考

宋代蒋宁亚墓在岳阳县兴旺乡杨幺湖黄龙山上,即《蒋氏族谱》所称“在县南白沙湖上。”因杨幺湖在白沙湖西面。光绪《巴陵县志》卷六《舆地志,胜蹟》云:“蒋宁业从岳飞讨杨幺有功,官号怀远将军”。吴敏树《柈湖文集》卷四《蒋氏谱序》:“余徵蒋氏之谱,始自唐天复间,有朝万者,自豫章迁来(巴陵)。传十一世,曰宁亚,当宋南渡初,佐岳飞平湖贼     

《南齐书》考疑(三)

《卷一·高帝纪上》至晋陵,与贼前锋将程捍、孙昙等战,一日破贼十二垒。（第４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１月版点校本,下同。）按：“程捍”,《宋书·孔觊传》作“程捍宗”,《南史·孔琳之传附孔觊传》则作“程宗”。《通鉴》卷一三一从《南史》,亦作“程宗”。...     

比·赤鼻·赤比

《搜神记·三王墓》:“莫邪子名赤比,后壮。”徐震堮《汉魏六朝小说选》断句为“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以后许多选本都因袭了这一错误。(如吴组湘等《历代小说选》、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他们释比为“及”、“比及”、“及至”、“等到”等,对此,予窃有疑焉。首先,训比为“及”、“比及”、“及至”、“等到”等均通,但楑之前后文义,似无急切等待之意;且“比后”接连,行文不免累赘;何以名赤,义亦未详。总之,这样断句,释意总觉滞碍。其次,《孝子传》云:“眉间赤,名赤鼻。”(《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引)《列异志·三王冢》云:“妻后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鲁迅历史小说《铸剑》主人公作“眉间尺”,盖额阔鼻赤,是为异像。比与鼻音同,这是《孝子传》、《列异志》、《搜神记》三书记录同一民间事时所出现的差异。     

《天问》“负(妇)、子肆情”新解

恩格斯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里谈到群婚制度残余的时候,提及“匈奴人的故事”。这显然指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族、即戎狄集群盛行的所谓“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子”(见《史记·匈奴列传》)的习俗。这种习俗在《楚辞·天问》里也有所反映: “昏微遵迹,有狄不宁;     

“窃钩者诛”新解

《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成玄英疏:“钩者,腰带钩也。”恐非是。后人据此误以为:钩,极言其贱;国,极言其贵。窃小者反诛,窃大者反侯;益误。钩在此实指南方贵重之宝刀,《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阖闾既宝莫邪,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钩”即“吴钩”,与“莫邪”同为宝刀之名。徐锴《说文系传》引:“晏婴曰:‘曲兵将钩之,吴钩也。’”《汉名臣奏》:“近臣侍侧,不得著钧。”《东观汉记》:“赐邓遵金蚩尤辟兵钩一。”可见,“钩”为高级官员所佩宝刀,君王因其贵重,故用作赐品。且战国时虽严刑峻法,未闻有因窃衣带钩而诛者。《晋书·刑法志》:“秦汉旧律,其文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用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其《法经·杂篇》:“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而《胠箧》“窃钩”上正有:“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窃“符玺”当诛,窃“钩”亦当诛,可见“钩”与“符玺”同为宝物,“窃钩”在当时已构成重大刑事盗窃案,其诛宜矣。     

论古典文言志怪小说的传承及发展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源远流长,其中文言志怪小说的传承有其自身脉络和规律.这类小说以《山海经》为“源”,内容情节有承前启后、袭用模仿的“类作”型特征.小说人物表现出继承、繁衍的风貌,体例结构袭用前代作品并有变化,构思、语言叙事方式等大体一脉相承.在传承的基础上,后世小说的人物、内容、情节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更趋完善,表现出更高的构思技巧和叙事水平.     

“妻后母、执嫂”原因探析

<正> 在古代婚俗中,存在着一种看来是奇特的然而却是极为普遍的婚姻形态,这就是当一个已婚的男子死后,他的兄弟可以,甚至必须娶他的寡妻为妻;他的儿子也可以娶除了自己生母以外的诸母为妻。这一现象,有些史家称之为“妻后母、执嫂”。如《三国志·乌桓传》注引《魏书》说:“乌桓者,东胡也。……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巳。”婚姻史上把这种特殊的婚姻方式称做“收继婚”,而“执嫂”又称做“逆缘婚”。在人类的婚姻发展史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过“妻后母、执嫂”这一婚姻形态。兹略举几例,用概其余。     

南楚巫文化与屈原

一、巫必须对“巫”的内涵作出历史的科学的界定, 《说文》卷九·巫部说“巫”:“巫,祝也。”《说文》卷一示部说“祝”: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巫。“释”兑为“说”。段注:“说者,今之悦字。”王筠《说文句读》:“按《易》:兑,悦也,巫所以悦神也。”我国上古举行祭祀仪式必须由巫对神进行祝赞,故《说文》卷一示部说:“祀,祭主赞词眷。”上古巫师多由学识渊博,口才良好的人担任。《周礼》“凡有神仕者”郑注指“男巫有学问才智者也。”刘师培先生《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云:“古代祠祀之官,惟祝与巫。……盖古代文词,恒施祈祝,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他又在《文章学史序》里说,“巫必善词”而“祝必工文”,“盖为巫者。能以口舌擅长,而为巫者多少女,故并取象于兑也。”     

佳话小说散论

一 明末清初,佳话小说盛极一时,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佳话小说又称才子佳人小说。“佳话”和“才子佳人”这两个词最早就出现在明末清初的这类小说中。如拼饮潜夫《春柳莺序》:“男慕女色,非才不韵;     

略论宋元小说批评的开拓与发展

<正> 我国古代“小说”的概念是随着小说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所谓“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小说批评的涵义亦然。宋代小说批评理论处于承上转下的过渡期,有其特殊地位。中国古代的小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小说批评论大致也相似。《庄子·外物篇》已有“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说法,东汉桓谭在其《新论》中阐述古小说的创作特点、意义是:“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李都尉     

论中国古代第一篇小说化长诗《秦妇吟》

韦庄名诗《秦妇吟》具有小说化的特征。一是它的虚构性,诗篇在历史背景真实的情况下虚构了人物、情节和环境;二是它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虚实相间的叙事艺术。其小说化的手法又是为表现其“志”和“情”服务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秦妇吟》可谓第一篇小说化长诗,它的出现与文体互渗、中国小说的成熟———唐传奇的繁盛密切相关。     

清末海外题材文言小说《司徒如意郎君》

清代末年,闭关锁国局面终被冲破,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小说也多有以海外生活为题材者。王韬《淞隐漫录》中《东瀛才女》就是写日本艺妓的故事。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另一位清末小说家宣鼎《夜雨秋灯续录》卷四的《司徒如意郎君》。这篇文言小说在描写海外生活方面很有特色。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奇幻,引人入胜。小说主人公司徒如意的父亲司徒鼐,山西人,出为福建某县令,为官清正,被百姓称为“家翁”。但死后,馀俸仅够丧葬,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