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与章太炎的诸子学及"魏晋文章"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猛将,吴虞之于章太炎,既有不少感兴式的评论,更有颇为用心的汲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汲取章太炎的诸子学思想,尤其是章太炎的"非儒"与"别法家"的思想;二是对章太炎的文实宏雅的"魏晋文章"的多有领会.     

当代学术要从求是与致用对立申走出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展示了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精彩画卷，通过回顾“章太炎在‘求是与致用’之间的抉择．胡适之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揭示了那个时代学者们的人生焦虑状态。在陈平原看来“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或学术宗旨，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及其对这不同学术追求的辨析，迄自先秦，“但真正标榜并实践儒家经世之学的，当推明清之际诸大儒；而把求是之学推到极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乾嘉学派。清代学者谈求是与致用。态度都较决绝；到了晚清，求是与致用之争更演变成了既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今未消除。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体现适应传统变革要求以及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这是一个寻求政学分途而又需要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时代。”     

中国近代"个性"价值的奠基者--析章太炎价值观中的近代意蕴

章太炎在中国近代化价值的建构中据有独特的历史地位.近代化的一般目标是:建构与工业文明相配称的"民族国家"和"个性价值".与章太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先进思想家都属意前者,肯认以国家为代表的集体性价值优先于个人价值.但章太炎却坚执后者而否定前者.如果把章太炎的"个性"价值观置于近代中国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个人"观念是作为所有普遍性概念--如"宇宙规律"、"社会集体"、"国家",等等--的对立物来界定自己的,但它同时也是以那些普遍性观念所要解决的近代问题为其目标.由此可见,章太炎的价值观表征着近代化的另一种向度.它在质底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境遇.     

"通经""致用"两相离--论清代"通经致用"观念的演变

清初的经世思潮有着不同的思路,蕴涵着通经与致用的内在张力;清代中期,在多数考据学家的价值观念中,立言居于核心地位,通经只是为了通经,就意味着通经不必致用;晚清今文经学虽力倡通经致用,但其发展历程也导致通经与致用的疏离.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标志着儒学价值观念的重大转折.经过层层剥落,儒家传统通经致用观念逐渐走向解体.     

简论对"《晋书》取材于小说"的争议

历代学者对"<晋书>取材小说"这一史学现象的争议,表现为三大派别:一,以唐代学者刘知几为代表的否定派;二,以清代学者赵翼为代表的通达派;三,以晚清学者章太炎为代表的肯定派.当今学术界,很多学者不但肯定<晋书>取材于六朝小说的史学价值,更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一史学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促进了多学科研究的融会贯通.对这种史学现象的梳理,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代文、史观念的发展演变.     

国学之统宗与国渣——论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章太炎晚年治国学由求真转向致用,强调国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他从儒家经典中选出《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称之为"四经",以为它们乃六经之要旨,万流之汇归,国学之统宗,以此提倡儒家的孝道、礼制和伦理道德,试图改变世道民心。"国学之统宗"即使在国粹派中也并未得到认同,它在国学运动新倾向成为主流之后是国粹主义存在的一个极端,是最"国渣"的典型。我们回顾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对于认识近年国学复兴出现的国粹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外游"与"内游"——宋元时期"文气"说略论

到宋元时期,"文气"说有了显著进展,突出地表现在作家修养论方面的"外游"、"内游"两派相对立的观点上."外游"说以北宋苏辙、马存为代表,偏于强调"江山之助";而"内游"说以蒙元初期的郝经为代表,偏于强调读经明理.两派观点均有偏颇之处,但也各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此外,还存在着一个具有调和色彩、观点更加稳妥全面的折中派,元末明初宋濂集其大成,从而使"文气"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晚明苏州文人意趣与造物理念

晚明苏州文人意趣因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剧烈变化,形成了亦古亦今的闲赏美学风尚,建立起"宜人宜景宜自然"的造物标准,并强调致用为尚的功能主义,从而形成了苏州文人独特的造物观.晚明苏州文人喜好以美的事物来装点悠闲无虑的日常起居生活;他们追求高雅的生活品质,对各类活动环境有许多讲究.对待造物,晚明苏州文人提倡致用的功能,不断推陈出新,在"物妖"和"奇技淫巧"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一种极具勇气的创新精神.     

兼及"著作"与"文章"--略说《国故论衡》

作为近代学术大家,章太炎的特出之处在于,不满足于对具体学者、著述或思潮的考辨,而是“全史在胸”,借助旧学新知的融汇贯通,透视三千年中国学术流变,并试图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牢靠的根基。而1910年刊出的《国故论衡》,最能代表章太炎的学术风貌。这是一本精心“结构”的“著作”,实虚结合,充分体现了章氏治学的特色。     

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一本世纪初年，章太炎、梁启超等开始检讨中国思想史的全程。章著《书》平章周秦以迄清的思想学术，内中《原学》开篇即称“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提出了解释思想史的一种方法。又著《国故论衡》、《别录》等，取西学以证中、印学说，为后人示轨范，开门经，为晚近治中国思想史的胡适、侯外庐等所推崇。同时，他表彰请德不以经术明治乱，不以阴阳断人事，夷六经于古史，视儒为九流之一，求真求是而不是通经致用的态度，也为后来治中国思想史者所秉持。梁启超治思想史则有明确的致用观念。为唤起同胞的爱国心…     

"致用"与"求真"——王夫之"尊史"思想探微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亲历明亡清兴的大变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刻思考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尊史"主张,追求史学"致用"与"求真",凸显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史学意识。他的"尊史"思想体现了"致用"与"求真"的统一,史学与社会的统一,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价值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和引起足够重视。     

"画空作丝织为罗"--由章太炎《齐物论释》释读庄子之"道"

本文在阐释章太炎<齐物论释>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及其启发意义的基础上,从修辞哲学角度对庄子的"道不可言"这类悖论命题作了探讨.     

从《通典》看杜佑的编辑思想

杜佑编辑的<通典>不仅汇集了唐以前数千年间的典章制度,而且反映出他丰富的编辑思想:他提出"将施有政"、"经邦致用",强调编辑工作要积极反映时代精神,为政治服务;此外,他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坚持进化与发展的编辑观念,不信怪异、勇于疑古、善于求实的编辑态度,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鲁迅的"魏晋文章"与章太炎——论鲁迅思维与文风的形成之二

鲁迅"魏晋文章"风格的形成,源于他早年在越地对"魏晋文章"的喜爱.章太炎则提升了他对"魏晋文章"的自觉,并以一种既严密锋利又博大深厚的文风,影响到鲁迅对于"魏晋文章"的传承与发扬.     

"门客文化"探源

去年我读到的"最好"的书,是柏杨称之为"武则天时期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的由酷吏来俊臣所著的<罗织经>(马树全注译本),他对专制文化的深刻体悟与坦白表达,对于我们认识人性邪恶的一面及其在专制条件下可能肆虐的程度,极富震撼力.近来读李珺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游民、门客、士)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代表先进文化"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异同辨析

"代表先进文化"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二种提法,在理论和实践的许多方面都存在大的区别.相比之下,说"代表先进文化",就势必在表述和理解上都或多或少的带有静态的和封闭的特点,因此极易抹煞文化本身内在的怀疑批判特质以及由这特质引领和生发的理论创新精神.而说"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从根本上意味着对任何一种理论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的相对性及局限性的清醒认识,意味着对理论的强调提倡不背离文化本身的怀疑批判特质.同时,也意味着是以不断推进的实践为基础,意味着更符合认识的自身特点和认识深化的具体过程.这一提法,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达到了一个真正科学的认知水平,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包容了更多的理性成分;表明我们党在经过了八十多年的曲折发展后通过深刻总结经验教训而终于拥有的理论上的自信、自省和成熟.     

国学之统宗与国渣——论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章太炎晚年治国学由求真转向致用，强调国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他从儒家经典中选出《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称之为“四经”，以为它们乃六经之要旨，万流之汇归，国学之统宗，以此提倡儒家的孝道、礼制和伦理道德，试图改变世道民心。“国学之统宗”即使在国粹派中也并未得到认同，它在国学运动新倾向成为主流之后是国粹主义存在的一个极端，是最“国渣”的典型。我们回顾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对于认识近年国学复兴出现的国粹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析:以《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为中心

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撰写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份文献,代表了国学门同人的学术理念。这份文献阐述了有关学术平等、学术的求是与致用、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爱国、国学与科学等一系列重大的学术理论问题,集中反映了顾颉刚丰富的学术思想与理念。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派学人的学术评述,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今,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并未达成共识。     

论"道"与"逻各斯"之"异"

老子之"道"强调"无为"、"法自然"的原则,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则强调"有"和"存在之物"的原则;老子明言"道"是不可言说的,而赫氏则明言"逻各斯"是可以言说的;老子主张对"道"的把握通过"体悟式"的认知方式,而赫氏则主张对"逻各斯"的把握主要走"分析式"之路.以当代的眼光看,老子之"道"与赫氏的"逻各斯"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好可以互为印证、互为补充.     

"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五祀"祭祷的简文,证明古代贵族按照等级祭祷家居之神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大夫以上的贵族应当恒祭"五祀",并无等级之别,郑玄关于前者为周礼、后者为商礼的经注并不可靠.楚地出土简牍资料也部分地支持了章太炎在<大夫五祀三祀辨>中提出的论点--<礼记·祭法>在"五祀"的基础上,吸收了楚地广为流行的"司命"和"厉"两种神祗,形成所谓"七祀".根据楚地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还可对"五祀"的名称和顺序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变异进行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