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福利体制研究述评

伴随着东亚经济奇迹与社会政策领域亚裔学者的增多,以东亚福利体制、发展主义福利体制及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等概念为核心的东亚社会政策研究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迎来了一个高潮。学术界关于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缘起、东亚福利体制的核心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解释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目前的研究当中存在着判断标准缺乏、东亚福利体制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及有关东亚福利体制的动力学研究不充分等三个方面的不足。     

西方普遍主义福利思想与福利模式简析

在国家提出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制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学理上理解"普遍性":知道"普遍主义"福利思想的根源、了解普遍主义福利模式的内涵和建构。普遍主义基于公民权的理念,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原则。这个福利模式包含了全体公民都可以享用的国家设置的多项福利设施和各项福利项目,且这个模式需要国家税收的大力支持。当前,这个模式在西方遭遇了困境。在我们知道普遍主义福利根源,梳理社会政策学理思路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福利普遍主义,对于构建中国适度普惠的福利体制,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东亚福利体制”的外在独立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福利体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之一。有学者赞同东亚福利体制的存在,但是也有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这一概念进行了质疑。由此,对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具有外在独立性进行研究就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本文在将东亚福利体制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典型国家进行对比后认为,东亚福利体制在福利进程、福利取向、福利文化、福利期待四个方面均具有外在独立性,是与传统三种福利体制并存的独立福利体制。     

农民工家庭福利功能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拥有重要的福利功能。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家庭福利功能却呈现出了萎缩化、转移化和市场化的衰退趋势,需要国家社会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引入一个社会政策介入家庭福利的理论框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干预行动总体上属于隐性家庭主义福利模式。农民工家庭政策的重构应秉持显性家庭主义的福利理念,助力家庭福利功能的培育,提升家庭履行福利责任的能力,支持家庭、强化家庭在社会成员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而非盲目地替代和承接其家庭福利功能。     

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

福利多元主义是继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贝弗里奇范式之后为解决福利国家危机,于20世纪80年代新兴的理论范式。它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福利多元主义兴起的背景是福利国家演进中的危机以及理论界对福利国家的批判;福利多元主义的内涵有三分法及四分法之不同;对福利多元主义发展趋势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政策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福利争论中的“需要”与“应得”——诺曼·巴里福利哲学解读

"福利"是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长期争论的一个概念,英国白金汉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诺曼·巴里对"福利"有独到的见解,他对政府提供完全福利持怀疑态度,希望挖掘个人、市场和社群的福利价值,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     

东亚福利体制背景下的居民福利供给主体偏好

本文以宏观制度结构和微观地位结构相结合为分析视角,在东亚福利体制的背景下考察居民的福利供给主体偏好及其影响因素,以弥补国内研究对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的重视不足.基于对2006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地位较高的居民更倾向于依赖以家庭成员为主的非制度性支持,而个体的阶层地位对居民的福利供给主体偏好并没有产生显著差异.最后,本文从“家本位”文化寻求对这一偏好的合理解释,并对精英主义的福利倾向提出了反思.     

论韩国与台湾的福利体制发展

韩国与台湾的福利体制发展始终与其经济政治的变迁紧密相连。自威权时期初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来,韩国与台湾的福利政策一直遵循着"生产第一"的原则,其社会保障政策具有鲜明的"选择主义"的特征。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了改变,其主要原因在于韩国与台湾在此期间经历了民主化的改革。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韩国与台湾的福利体制开始向"普遍主义"发展,并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福利体制。其经验说明,福利体制的成熟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需要民主因素的推动。     

普遍主义福利思想和福利模式的相互作用及演变——解析西方福利国家困境

普遍主义是西方福利国家的思想原则。二战以后,根据这个原则西方国家创建了以北欧为代表的覆盖全体公民、综合各种福利项目的福利模式;同时西欧国家开创了如公民权、社会公正、社会进步的理念,其理念是普遍主义福利国家的形成的政治思想基础。几十年后,许多新福利思想已经创造了福利国家的新时代。这些理论是否拓展和促进了福利国家及其原则?事实是,在西方,普遍主义已经被逐渐丢掉其核心价值,代之以更实用的、折中的、妥协的福利理论,这些已经远离普遍主义的宗旨;即使依据这些新的理论,西方国家也难以走出困境的怪圈。     

贫穷治理与超越贫穷——读《规制贫穷:新自由家长主义与持续的种族权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家长主义哲学的兴起,美国福利政策发生了重大变革.新福利政策的实施,已经使美国福利政策转型为具有高度惩罚性和种族化的贫穷治理模式.这彻底转变了以前福利政策设计所遵循的价值理念、组织运行方式以及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鉴于此,三位美国著名的贫困问题专家乔·萨斯、理查·福丁和桑福德·施拉姆在《规制贫穷:新自由家长主义与持续的种族权力》一书中,主要基于新福利政策中对穷人产生重要影响的“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ANF)”项目展开分析,大胆质疑了其政策设计的合法性、公正性及其影响,重点强调了种族在其政策设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分析了贫穷与种族、福利、文化以及监禁的关系,提出关于消除贫困的政策处方.本文基于对三位著名学者的分析,进一步反思了美国的贫穷问题以及福利政策.     

“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的转变

20世纪70、80年代的福利国家危机之后,对福利国家传统理论的质疑和探索成为热潮。"福利多元主义"在危机中应运而生,并成为讨论者口中福利国家新的理论范式。本文分析了福利国家危机和表现,探讨了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变革实践,对其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障碍作了分析,得出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启示。     

香港的"后福利社会"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已日益被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在政策模式的选择上,香港走的是一条"后福利社会"的道路。"后福利社会"这种模式是在考虑了弱势群体的需要和权利及传统华人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相对于"福利社会"这一模式而言,更加强调个人职责和多元供给。受这种模式的影响,香港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是由政府与第三部门共同推动的,并实现了形式上的多样化,即货币福利与福利服务的齐头并进。     

非营利组织与保障房建设改革——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我国当前的政府行政垄断型保障房建设体制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造成了对政策执行落实的制约效应。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强调社会福利供给来源的多元化,强调福利的提供从国家垄断向国家、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家庭等多元主体部门的转型,对于我国保障房的建设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应努力改变保障房供给来源单一的现状,着力加强对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房政策运行的重视与引导扶持,通过多种措施来促进保障房建设运行主体的多元化和开放性。     

福利争论中的“需要”与“应得”——诺曼·巴里福利哲学解读

“福利”是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长期争论的一个概念,英国白金汉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诺曼·巴里对“福利”有独到的见解,他对政府提供完全福利持怀疑态度,希望挖掘个人、市场和社群的福利价值,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失独家庭社会政策建构

失独家庭作为特殊弱势群体,遭遇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社会交往等困境。福利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政策理论范式,它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应由国家、市场、社区和民间社会共同合作提供。本文运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尝试建构了失独家庭保障政策。我们认为应将国家作为主导责任主体,市场作为有效的补充,重视家庭和社区的福利供给功能、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优势。     

计划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再认识——以单位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学界发起的对计划主义的反思批判中,父爱主义一直被视作计划时期体制僵化和关系主义的最主要表现而备受诟病。但人们却似乎很少对父爱主义产生、发展以及走向制度化的具体过程展开研究,对其运行所面临的诸多复杂制约因素更是关注不够。以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的子女接班顶替基本上是作为一种补偿性、照顾性的福利政策提出的,涉及面较窄,社会影响不大,基本上没有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出台,是一种"有原则"的父爱主义。70年代末,为解决文革时期长期积累的就业重压,国家全面启动子女接班顶替和厂办大集体制度,对解决企业子女就业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企业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使用"化大公为小公"的实践策略,使得子女顶替和内招制度弊端丛生,国家文件及政策原有的制度设计被消解,最终导致短暂膨胀的父爱主义和该制度迅速走向终结。     

债务危机背景下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困境与启示

2009年末欧洲一些福利国家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爆发了债务危机,有人指出是这些国家长期采取的商福利政策使得政府债台高筑.对此,各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大规模削减福利.其实,各国福利开支与财政纪律只是引发债务危机的表面原因,其根本原因主要来自于现有的福利政策措施与社会平衡所决定的需求之间的脱节.通过对西方福利国家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福利国家模式的特点及改革得失,并引以为鉴.     

社会建设的困境：生产主义与保护主义之间

基于文献梳理,本文从社会政策的视角识别当前社会建设的内容与特征,并将其定义为福利国家建设。围绕有效治理与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本文发现现有的治理机制使得中央政府层面旨在达致保护主义社会政策的规划在地方实践层面演变为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实践,地方政府的社会建设实践面临着生产主义取向与保护主义取向的紧张,不能有效地处理秩序与权利,维稳与维权的平衡关系。尽管网络问政推动的问责与人口转型诱致的劳动力竞争,构成了突破这一困局的积极因素,但是由于他们无法实现治理转型而具有局限性。     

"福利模式"比较研究与福利改革实证分析--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试图从艾斯平-安德森的"三分法"出发,在对"福利模式"研究做了理论史的回顾与评述的基础上,对福利模式的主流学说与观点进行了分析;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建立福利模式理论的学术意义和对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理论贡献,从"非商品化"的规范分析角度研究了福利模式的类型、比较与演变等;以"再商品化"的实证分析方法对不同福利模式的改革现实进行了测度,从而揭示了福利模式改革进程中的发展趋势,并对改革结果给出了基本判断和结论.     

中国社会政策支出的配置机制和流向结构

随着总体水平的逐渐提高,中国社会支出的配置机制和配置结构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从配置机制上看,中国社会支出出现了两阶段结构性转变:第一阶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保险发展起来,但社会救助体系停滞不前,使社会安全网出现了漏洞;第二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社会救助体系重新受到重视。从配置结果来看,社会保护支出增长迅猛是中国社会支出结构性转变的最显著之处;社会保护的发展并非与市场机制的成熟相对立,而是一种同释放市场力量相辅相成的国家行动。中国的经验同样表明,以忽视社会保护为主要特征的东亚生产主义福利模式,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型。中国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医疗卫生领域中公共支出的比重偏低,这对于正在快速走向老龄化的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