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革命精神 吸取失败教训

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巴经整整七十周年了。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它是继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之后的第三次革命高潮,同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经发生过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这些起义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某些封建王朝,但都不能革故鼎新,改变封建社会形态,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最多只能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严格说来,这种起义都算不上真正的社会革命。辛亥革命则不然。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这次革命,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并用武力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南京临时政府,算得上是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尽管这次革命很快失败了,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但是经过这场革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得到空前提高,建立共和国的思想深入人心。从此以后,任何复     

论刘复基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因为后者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场起义不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视武昌起义为“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新中国的一代史学工作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显得很不重视。     

析孙中山“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孙中山把武昌起义之成功 ,解释为“意外” ,有两方面原因 :“南方首义”观为其主观原因 ;流亡生涯是其客观原因。本文据此说明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对中国革命形势缺少全面性认识。     

一九○六年萍浏醴起义

一九○六年十二月爆发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地区的萍(乡)、浏(阳)、礼(陵)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由同盟会会员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正如起义军檄文所宣布的,这次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朝政府,结束千年帝制,建立共和民国。史称六千安源工人参加这次起义。这是目前所见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大规模武装起义的最早记录。这次起义虽然最后惨遭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教育和鼓舞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群众。它同武昌起义以前各次重大起义一样,是辛亥革命的一次演习。值     

孙中山史实订误一则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所派刺客枪伤,两天后去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宋案”。事件发生后,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立即归国。主张兴兵讨袁。但是关于孙中山归国日期,许多著作的记述都是错误的。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为3月26日(下册458页);     

辛亥革命前的武汉民族资产阶级

从1911年10月10日傍晚武昌城新军营房爆发起义枪声以来,历史已向前推进了整整七十年。然而,以武昌起义为高峰的辛亥革命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是单纯的“反满”斗争,还是带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外史学界的认识不尽相同。产生歧见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对于中国当时是否已经出现民族资产阶级,看法尚未统一。我们认为,辛亥革命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尽管其力量还十分薄弱。辛亥革命从酝酿、爆发到失败,所呈现的独特格局,正体现了领导这次运动的幼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特征。 20世纪初叶,中国民族资本初具规模的地区,一是江浙,二是广东,三是湖北。本文拟对辛亥革命“首义之区”——湖北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作一简要评述。     

《齐鲁公报》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关注和评论

《齐鲁公报》是辛亥革命时期山东省各界联合会的机关报.其关注武昌起义后的山东社会时局变化,报道各地反清起义和督抚表现,评析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介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及其民主革命思想等等,表现出很强的革命性.这是辛亥革命造成的民主潮流在山东的突出反映.作为传播革命思想和信息的重要载体,该报不仅推动了山东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响应了全国革命形势,对最终推翻清廷统治、维护民主共和政体起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与辛亥革命史叙述

历史资源是一个政权实施统治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国民党在争取执政党地位过程中及成为执政党后,一直都非常重视对自身历史的纂与述.为此,专门建立中央党史陈列馆作为党史叙述与展览的空间,以服务于强化统治合法性的政治需要.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的建立过程,恰能解析其如何利用近代新型公共空间形式——党史陈列馆的展览,将官修辛亥革命史叙述推向社会各界,以实现其宣传党化教育的目的.辛亥革命史叙述的转化,最能体现国民党利用历史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的塑造,折射出党史陈列馆的政治功能.特别选取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与辛亥革命史叙述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整个国民党党史叙述,是期待更加深入地解读政党、国家权力在展览政治中的作用.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在武汉长江大桥武昌引桥东侧,阅马场北端,紧靠蛇山南麓,矗立着一座富有革命意义的红色楼房,这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建立的湖北革命军政府旧址(见封二图片)。武昌起义是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于一九一一年(农历辛亥年)十月十日,在古老的中国爆发的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件。这天晚上,湖北新翌中的革命党人,在经过长期组织发动与筹划的基础上,在风云突变的紧急关头,猝然在武昌发动起义。一夜之间,就击溃了妄图顽抗的清军。     

孙中山伍廷芳关系述论

孙中山与伍廷芳,一为革命党领袖,一为武昌起义后投身革命阵营的前清廷大员。由于均胸怀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治信念,均具有正大磊落的品格,在辛亥革命至护法运动的十余年间,二人在为创立中华民国以及维护民国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斗争中,真诚合作,艰辛与共,虽亦曾出现过若干分歧与隔膜。历经政治风云变幻,伍廷芳认识到孙中山是真正爱国者,故竭其智诚,辅佐孙中山的事业,终以八旬高龄病殁于第二次护法斗争中。     

大明顺天国起义初探

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孙中山年谱》(1980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在1903年条目(孙中山三十七岁)记载: “1月25日至28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事先由兴中会谢缵泰、李纪堂与太平天国将领洪全福共谋在广州起义,建立‘大明顺天国’,预定容闳为临时政府总统。是时,事泄失败。”①这一扼要的叙述,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历史的研究课题。     

辛亥革命史的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过去有人主张把清末革命党人进行革命的历史,分为两大时期:“从甲午(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以至乙巳(一九○五年)六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可以谓之兴中会时期。从乙巳六月同盟会成立以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可以谓之同盟会时期。”这是以兴中会为正统的偏见,无须深论。而近十余年来,有关辛亥革命的论著,却没有对辛亥革命史的分期作探讨,只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曾经涉及到辛亥革命史的分期,有如下三种意见:     

应该重新评价“孙中山让位”

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说武昌起义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高潮,那么孙中山让位则标志着这个高潮的最后完成: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让位”涉及对孙中山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关系到如何     

孙中山“让位”问题探微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为何"让位"给袁世凯？揆诸史实，笔者认为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亦即（1）革命阵营中的妥协倾向何时占据主导地位？（2）孙中山反对议和、反对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他的思想动因又是什么？一、革命阵营中的妥协倾向从何时占据主导地位？有论者指出："孙中山原先并不赞同南北议和"。"但后来革命阵营中的妥协倾向占了上风。在内外重重压力下，才不得不有所后退，表示不反对议和"。①其实，革命阵营中的妥协倾向在武昌起义后就已经存在，并在孙中山归国之前逐渐占据了上风…     

民国时期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以双十节纪念为中心

双十节作为纪念武昌起义的法定节日,逐渐成为人们建构和承续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基督徒群体也积极参与其中。民初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充满了兴奋、感恩之情。由于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内忧外患,基督徒在双十节多有庆无可庆的感慨,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不免有几分苦涩,但仍珍视辛亥的共和理念,并以争取国家统一、富强,人民幸福为现实诉求。同时,他们以象征牺牲的基督教符号十字架来诠释双十节与辛亥革命,反思自己作为一名基督徒、一位国民应尽的社会责任。     

民军内讧与阳夏战役的失败

民军内讧与阳夏战役的失败苏全有，王有录阳夏战役是辛亥革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役，对于该战役的失败原因，尚少专文涉猎，本文拟从民军内讧角度进行分析，敬祈指正。一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矛盾是武昌起义时期一切矛盾的根源。“抗战初期，陈果夫在重庆中山学社讲国民党党史时...     

辛亥革命初期的新闻传媒与孙中山

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至年末孙中山返国前的两个半月期间,尽管孙中山不在国内领导革命运动,但是,社会各界根据不同的需要,报道乃至制造了许多直接或间接关于孙中山活动的消息,辗转传闻,不径而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人的心态。这些消息,又以态度比较持中的《申报》的报道为最多。谨将所见新闻媒体等的报道做一归纳,并从而得出一点浅见。一武昌起义后第三天,10月13日,上海报纸即均刊登中外报纸或通讯社的汉口电讯:“群拥黎元洪为统领”,①“协统黎元洪现为革命军大统领,②“协统黎元洪现充革命军领袖,指挥武昌军队”,③准确传递了起义军拥立黎…     

蒋翊武对辛亥革命的创造性贡献——兼与孙中山早期革命策略相比较

蒋翊武是武昌起义的总指挥,他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使反清起义成功的路子,从而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革命的主要力量问题上,孙中山主要依赖会党,蒋翊武则主要依赖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在起义地点方面,孙中山一直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蒋翊武则盯在武汉;在起义的时间问题上,同盟会中部总会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先是定1913年为大举时期,后黄兴又希望推迟定于1911年10月上旬发动的起义。蒋翊武则于10月9日果断下令揭竿而起,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辛亥革命。蒋翊武在实践中,为推翻专制的清王朝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辛亥革命的两种起义方式——武装起义与和平光复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革命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下,联合各阶层人士,以两种起义的方式而取得成功的。本文拟以对和平光复这一起义方式及与此有关的立宪派问题,试抒管见,以就正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     

错位的“战场”：孙中山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

既往有关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研究,多已注意到他既有支持又有反对的矛盾态度。然而,透过态度这一表象,可以看到他对新文化运动更多是造势与借势。五四学生运动后,孙中山以自己的方式将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形式纳入其革命方略中。他在1920年所使用的"新文化运动"一词也有其特定含义,强调民众动员,倾向借宣传以取得革命成功,相对并不看重反传统、欧化或白话文等,与胡适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侧重不同,实各有抱怀,处于错位的"战场"。在后续的历史记忆中,胡适等五四当事人和国民党人多从新的历史现实出发,重新叙述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建构了孙中山的历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