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转官吴越考略

在王维一生的宦历中,"转官吴越"是其一次重要的任职行为。王维此行始程于开元十八年秋天的长安,经洛阳、郑州,顺运河而下,抵京口,至会稽,达"穷边"台州,任职于黄岩。翌年春天,辞官告归,由江宁逆长江西上,于浔阳小作停留,然后再由夏口经汉水至襄阳,为孟浩然写真,并创作了著名的《汉江临眺》诗,旋北归长安。     

王维所访“香积寺”为“汝州风穴寺”考辨

王维诗《过香积寺》中的"香积寺"一直被各家注释为"长安香积寺"。根据实地勘查,长安香积寺不具备王维诗中的各种自然环境,而且王维不可能不知道寻访长安香积寺的道路。而诗中特征,汝州香积寺全部具备。结合有关文献资料确认:王维所访当为汝州香积寺(今风穴寺)。     

对话与抉择：诗人王维之与长安

古代文人的生活、创作与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定地理环境中文化氛围的关系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较新的角度。作为盛唐文化的一个全面典型,王维一生的起伏荣辱都与唐都长安息息相关。为清晰展现王维居处长安期间的行迹变化和心理演变轨迹,笔者拟以时间为线索,从分析王维与长安相关的史料和诗文创作入手,探讨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身的长安对王维人生各阶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王维对建设、丰富长安文化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王维诗韵

晚年得蓝田县橍川别墅,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王维一生可分为三大时期:一、童年至二十一岁以前,这一时期主要在山西蒲州渡过;二、壮年时期,被贬山东济州;三、中老年时期,主要在长安任朝庭命官。由此可推断,山西蒲州方言为王维母语。蒲州东距洛阳与西距长安差不多远,又在关内,其方音可能和洛阳音较接近。而作为当时民族共同语的洛阳“雅音”,正是朝庭所使用的通用语。 本文考订王维诗韵,主要依据《四库备要》本《王右丞集笺注》(以下简称《笺注》),并以《全唐诗》参校。《全唐诗》已删正之疑作不列入考订范围,其它尚存疑之作酌加说明。     

王维受伪职史实甄别

王维在安史之乱中迫受伪职及其处理的真相究竟如何,据笔者所考,此案早在长安收复之际经肃宗皇帝亲为昭雪,真相当时即已大白于天下,王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只是到了五代刘呴撰《唐书》时,才牵合附会,妄加抑扬,遂致真相混淆,性质颠倒,铸成一桩历史错案。此后关于王维的论著涉及这一问题时多沿用《唐书》成说,从而大大损害了王维的声誉。本文拟就这一段史实加以甄别。     

日常生活的皈依——70后作家“寻根”刍议

以四位70后作家的五部作品《多湾》《叶落长安》《叶落大地》《朱雀》以及《耶路撒冷》为例,探讨这部分作品的"寻根"意识。区别于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这些诞生于新世纪的"70后文学"通过重塑时间、生产乡土以及重述家庭史,将日常生活"赋魅",从而塑造出"新的意识形态",并最终指向"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     

王维早期行事探究

王维开元年间的行止主要有1．王维与祖詠曾在开元五年、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过从四次。2．王维被贬济州后，曾任职曲阜一带，于开元十三年春正月获赦还长安。3．开元十四年夏，铨选后的王维被调任“淇上”，于赴任途中曾还家一次，被后人定为伪作的《休假还旧业便使》一诗，即为王维写于是时。     

姚合年谱(接上期本刊)

据《唐会要》卷六十载:“(元和)五年二月,御史中丞王播秦:监察御史,旧例在任二十五月转,准具员不加,今请仍旧;殿中侍御史,旧例在任十三月转,准具员加至十八月,今请减至十五月;侍御史,旧例在任十月转,准具员加至十三月,今请减至十月从之”。(《容斋四笔》、《文献通考》中的待御史的任期为十二月,馀同)。知姚合宝历元年初至大和元年正月为监察,大和元年二月至大和二年三月为殿中御史。冬,与贾岛、马戴聚会于洛阳。     

"饮中八仙"的演化与李白为"翰林供奉"的时间问题

考索现存资料,知盛唐"饮中八仙"有两说:一无裴周南,一有裴周南,迄今仍没有为大家认同的解释。实际上,"饮中八仙"本来就不很固定,是盛唐俗传的结果,而人们乐道的长安会饮是不太可能的,李白开元、天宝间两入长安的史实也为"饮中八仙"的演化增一佐证。同时,"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分野于开元二十六年,及此年前后李白仍在长安为"翰林供奉"的史实表明:开元间李白确实到过长安,寓居时间在十年左右。准此,李白这段时间的作品就需要重新编年、重新研究,《新唐书.李白传》也需要修正。     

王维早期行事探究

文章主要对王维开元年间的行事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 :(一 )王维与祖讠永曾在开元五年、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过从四次 ;(二 )王维被贬济州后 ,曾任职曲阜一带 ,于开元十三年春正月获赦还长安 ;(三)开元十四年夏 ,铨选后的王维被调任“淇上”,其于赴任途中曾还家一次 ,被后人定为伪作的《休假还旧业便使》一诗 ,即为王维写于是时。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     

李白五次光临南阳稽考

李白与南阳渊源颇深,今人收集李白在南阳留诗共13首。据考察,李白入翰林前,曾五次光临南阳。一为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入长安,取道南阳,时为初夏;二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南返安陆,途经南阳,时在秋;三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由安陆来游,时在春;四为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李白由安陆移家东鲁,路过南阳;李白五次访问南阳是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应方城县仙翁观道士元丹丘邀请到方城寺。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送友人》和《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等诗篇。     

论刘商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中唐诗人兼画家刘商与王维的家世、身份、经历近似,且审美观念趋同,因而刘商在诗歌艺术上能主动学习王维,二人诗歌的意象、意境、句式与韵律有不少近似之处,均具诗有画境的特点;二人都善于用画家之锐眼“取象”,在诗中以散点透视法“经营位置”,将线条与色彩巧妙搭配,使诗作富有画面感。刘商继承王维的诗歌艺术,并有新的探索,他是王维诗歌接受史上一位重要的诗人。     

盛唐英灵交往之遗踪——由《刘复墓志》看以王昌龄为中心的天宝丹阳诗人群

新近公布的《刘复墓志》的主体部分为刘复自撰,不仅完整介绍了刘复生平,而且述及他在天宝年间与王昌龄、李白交往之事,据此我们可以完整地认识刘复其人其诗。墓志中关于刘复早年生活的介绍不仅可让人了解到天宝学子的修业方式,而且还可对天宝年间以江宁为中心的江南诗坛有更真切的了解。这为解决天宝文学中几个悬案,如王昌龄被贬龙标时间、王昌龄在江宁主持雅集及授学之事,也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此可对著名的《琉璃堂诗客图》做出新的解释。借助这方墓志,我们可对盛唐时期京城之外的诗学活动有更具体的认识。     

王维与玄宗、肃宗的关系

生当唐玄宗与唐肃宗之世的王维,虽然与玄宗、肃宗父子均具君臣关系,但这两位皇帝对待王维的态度却是颇有区别的。王维因"黄狮子"案更因有违于"禁约诸王"的实况,不仅受到了严厉惩治,被左迁济州司仓参军,而且还始终未能得到唐玄宗的信任与器重。这说明,作为"政府官员"的王维,并不是"南朝"集团的成员。正因此,即皇帝位于灵武的唐肃宗之"北朝",既对"陷贼官"王维"特宥之",并责授太子中允,复拜给事中,又对王维尊崇有加,恩准如己事。玄、肃二宗对待王维的不同态度,是王维在为人处世、思想发展等方面产生变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佛教思想对王维诗歌影响探析

盛唐大诗人王维的诗歌受佛教思想影响极为明显,佛教思想中的世界观、心性论及禅定思想从三个层面深刻影响了王维的诗歌。佛教世界观对王维的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对世界构成的基本认识形成了王维诗歌中灵动跳跃的诗意;其二,色空思想影响了王维对生命、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因而这些内容在王维笔下往往采用艺术化的方式来表现。佛教心性论中＂境随心转＂的思想对王维笔下自然景物的描绘产生了极大影响。佛教禅定思想对王维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作品中体物敏锐入微,识理透彻无碍这一点上。     

开元政坛文场元帅 盛唐清澹诗风先导--试析张九龄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张九龄是开元年间政坛、文坛领袖。作为盛唐早期的重要诗人,张九龄为后世树立了清澹含蓄的诗歌风范;而作为盛唐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奖掖、提携了很多具有非凡文学才能的有识之士。经他擢拔的文学后进,如王维、孟浩然等,也因人事上的亲近,而在诗歌创作上受其影响。在唐诗发展史上,张九龄热情响应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并以其卓著的创作实绩,彰显了积极的时代精神。可以说,张九龄是盛唐诗风的先行者。     

王昌龄诗学几个问题新析

王昌龄论文学"南北宗",以北宗指北方汉魏风骨,以南宗指南朝文风,实际承继了魏征、李延寿等关于南北文风不同的说法。王昌龄论"意"提出很多重要思想,他所论之"意",有着丰富的内涵,既指诗中主旨,又指作品主旨体现出的思想境界,还指构思之意和感兴之意,指诗歌创造的丰厚意蕴。王昌龄"格高"说,是提出一个层次比较高的艺术审美境界。关于声律,王昌龄也提出很多看法。王昌龄论格律调,提出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是一个完整的思想。     

王士禛与明遗民交游事迹考论

王士禛主动接近遗民的准确时间是在顺治十五年后,多交遗民具体是在康熙元年以后,他与遗民交游既非毫无个人原则,亦非没有观念冲突 康熙四年任职京师后,王士禛主动结交遗民的态度不复存在,并对遗民生存方式和文学取向提出诸多批评.尤其是康熙帝的眷顾,构成他与遗民交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 王士禛的神韵诗正是建立在对遗民诗的清理和反驳之上,并在与遗民诗的对立与交叉之中,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