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藏区牧民定居点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甘孜藏区牧民定居点公共服务建设是实现甘孜藏区牧民"完全定居"的必然要求,也是缩小区域和社会发展差距的有效手段。本文对当前甘孜藏区牧民定居点公共服务的现状调查分析,提出加强甘孜藏区牧民定居点公共服务应当建设服务型政府,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社会参与,多元治理,树立牧民参与意识,培养社会自治能力。     

转型期西蒙古牧区社会生活变迁的实证研究——基于内蒙古与青海蒙古牧区的实地调查

本文基于对西蒙古牧区社会实地调查的材料,首先从牧民的人口和家庭模式、定居点建设、家庭收入渠道、生活设施以及牧民财富观念的转变、社会交往和信息流通等方面分析和描述了西蒙古牧区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次,对西蒙古牧区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增长的人口与有限的草场之矛盾、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草场纠纷以及传统文化面临的困境等进行了描述;最后,为如何协调好转型期越来越突出的人口、生态、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策性建议,为牧区社会转型和发展提供参考和思路.     

雪灾防范的制度与技术——青藏高原东部牧区的人类学观察

本文以青藏高原东部牧区的两个村子为个案,考察了当地雪灾防范制度和技术在过去百年间的变化过程,认为雪灾防范的制度和技术受到自然环境变化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当地牧民主要是通过强化草场共有属性,严格轮牧制度,充分利用当地特有自然条件来防范雪灾。在人民公社时期,引进了许多外来新技术,丰富了防范雪灾的技术,然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使牧民对保护草场和缓解雪灾损失缺乏积极性。家庭承包制的实行激发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而政府财力的增长也对开展灾害救助等公共服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由于气候变暖、草场退化、人口大幅增长等因素影响,牧民的雪灾风险呈上升趋势,提高和完善防范雪灾的能力仍然是当地政府和牧民面临的重大挑战。     

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牧区村落社会发展——以青海牧区塔村为个案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乡村振兴战略、扶贫开发政策实施和乡村社会建设工作的战斗堡垒。在青海牧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事关党的政策在牧区基层社会贯彻落实,事关牧区乡村社会稳定与发展,事关推进牧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章以青海牧区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塔村为个案,观察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文章认为,基层党组织在牧区社会中,不仅夯实了基层组织,建成了敢于担当、为民务实的党员干部队伍,还改变了村容村貌,激发了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牧区乡村社会发展。     

支持中国牧区加快发展的政策研究

中国牧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0%以上,在国民经济发展、国家生态安全、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牧区的发展目前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如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草原生态严重恶化;牧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金融服务不能满足牧区发展需要等。支持牧区加快发展首先要建立现代草原产权体系,完善相关法律;其次,将牧区的保护、建设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第三,加大对牧区发展的援助力度,制定发展援助政策体系,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社会事业政策、扶贫开发政策、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政策、开发政策及重大自然灾害防控政策。     

牧区发展纵横谈

我国的牧区主要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地区，牧区的稳定和发展事关大局。牧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牧区，关心牧民，支持牧业，把解决好牧区经济发展问题作为牧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开创牧区经济工作的新局面。目前，我国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生产力落后，大部分牧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牧区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明显落后于城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牧区面临的任务比城镇要艰巨得多。因此，加快牧区…     

传统与现代:论安多藏族牧区社会冲突治理——基于两类常见纠纷的思考

安多藏族牧区传统社会中社会冲突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复杂性特征.草场与婚姻纠纷是藏族牧区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社会冲突表现形式.治理及化解藏族牧区社会冲突,应努力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冲突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纠纷调解机构建设,完善三方调解机制;改善司法力量供给不足现状,增强基层社会冲突治理能力;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     

实施退牧育草工程对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退牧育草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的一项战略举措，对于改善全国生态环境，推动牧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促进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实施退牧育草工程，无疑是一项较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牵扯退牧地区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且涉     

青海湖地区的农牧演进、经济共生与民族交融

青海湖湖盆地带和四周山地是高寒优良的牧场,最初的牧民跟河湟谷地农业社群有很大的渊源关系。在千年的协同演进中,边疆牧区与内地农区、牧民与农民长期经济交流,互通有无,形成了农牧互补、相互依赖的共生结构关系。这一命运共同体在牧区现代化中,更是“旧邦新命”,经贸、人员、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紧密,展现了青藏高原民族交融、和合共生的状况。青海湖地区也成为我们管窥中华大地上不同生计、不同经济活动、不同民族和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地区。     

乌兰牧骑综合型艺术人才培养初探

乌兰牧骑是内蒙古草原上基本的文艺工作队伍。几十年来，乌兰牧骑精神感染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牧民，牧民对于乌兰牧骑的信任度也非常高。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牧区人民对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乌兰牧骑也需要将党和国家新的方针和政策解读和传播给牧区人民。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在乌兰牧骑培养综合型的艺术人才势在必行。本文简要介绍了乌兰牧骑和乌兰牧骑精神，分析了乌兰牧骑艺术队员的发展现状，总结了乌兰牧骑综合型艺术人才培养的策略和路径，希望以此助力乌兰牧骑艺术人才培养和提升。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对社会治理作出的全新谋划。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治理既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又要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共同意愿与利益诉求。要实现这种内在的统一,就需要发动社会力量,让公众参与到多维建构的实践当中,通过全维视野的战略布局与多维构建的实践来共同生成。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创新采用的手段应该主要是调试、优化、改革与民族地区发展这一主题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最终要满足民族地区的社会需求。首先,通过完善现代自治下的法治化治理,将自治和法治相融合,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发挥自治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其次,在社会组织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同时,改变之前社会组织设立门槛高,手续繁的问题,重视对其培育和扶持。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协同互建。最后,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在对传统的治理技术进行创新完善的同时,需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利用好科技创新取得的技术突破。通过信息技术,建立网上数据信息平台,交流平台等现代化的联动共治平台。     

对青藏高原牧区城镇化特殊性与政策取向的研究

对青藏高原牧区城镇化特殊性研究的不足导致了政策与实践相脱节,牧区城镇化效果不明显。本文认为青藏高原牧区城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要以政府为主导进行"自上而下"的城镇化,以城镇为依托、畜牧业为主导产业,以人口聚集和产业聚集为发展目标,对畜牧业进行同心圆扩展布局,加强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区别地进行牧区城镇化建设,才能摆脱不利因素,逐步引导牧民融入牧区城镇化的进程中。     

泛在网络建设与蒙东地区智慧社区建构

蒙东地区幅员辽阔、人口密度低、经济欠发达,城市社区硬件和软件建设滞后,牧区社区生产合作网络亟待加强,建设泛在网络对于蒙东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泛在网络建设需要社会企业参与,需要采取特殊政策开放现有公共设施光纤线路,并在泛在网络基础之上全力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提升蒙东地区经济社会治理水平。     

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的文化心理变化与心理疏导

哈萨克族牧民定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定居方式也因地而异.无论何种方式的定居都使其传统文化发生着变化,文化心理意识的变化随之产生,表现在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化等方面.定居既给牧民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造成了相应的心理压力,因此对定居牧民进行心理疏导,是牧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途径之一.     

草原：天道与人道——对话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郝益东

只要转变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人类的行为将更加理性，草原牧区完全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草原牧区也一定能够做到“美丽与发展共赢”。     

藏区社会治理机制设计模型研究

在藏区推进社会治理对促进社会转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通过创建科学规范的治理机制,促使藏区传统社区参与到公共利益的协同协商协作过程中,为未来藏区和谐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制度与人文环境.新常态下,积极实践藏区社会治理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有效治国理政方针,直接影响藏区社会的长久稳定发展.本文依据社会治理理论,引入藏区传统社区的维度,构建藏区社会治理机制建设,目的是完善藏区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参与并作为公共管理主体融入其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管理的日常活动之中,发掘藏区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积极作用,协同政府、市场、社会的治理机制,协作提升藏区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     

新疆啥巴河县定居兴牧工程面临诸多困难

新疆实施的定居兴牧工程本来是一项改变牧民传统生活方式,不断提高牧民生活质量的惠民工程,但哈巴河县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受牧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资金投入、组织管理、牧民素质及传统观念等因素制约,遇到了诸多困难。     

牧区蒙古族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牧区蒙古族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水平偏低,低于蒙古族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平均水平,而且具有知行不一致的特点。牧区蒙古族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水平与来自农村与县城的蒙古族大学生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与汉族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水平也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开展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巩固牧区蒙古族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利益基础、完善牧区蒙古族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是增强牧区蒙古族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     

甘肃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调研报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农牧区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甘肃是欠发达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要做的事情很多。从甘肃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省民族地方农牧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还不高，工业返哺能力差，因此，建设新农村的任务相当艰巨。甘肃民族地区即存在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又存在牧业，牧民、牧区“三牧”问题。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比其它地区更艰巨，更复杂、更繁重，重点和难点都比其它地区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新牧区，为甘肃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党建引领的社会工作参与西藏社区治理探索——以林芝市G街道为例

党建引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性要求,也是加强党的领导在社会治理中的实践过程,从而达到善治的目标。社会工作如何在党建引领下全面参与西藏社区治理,以及其又有何特点,需要我们回到实践的场域中寻找答案。林芝市G街道社工站尝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相结合,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受此实践的启发,我们提出党建引领社会工作参与西藏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路径:党建引领框架中通过“一体化”的工作方式和“地方化”的治理路径,找寻“现代化”的治理思路。发挥党建引领的主心骨作用,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因地制宜为社区赋权,能够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实现社区治理的专业化和现代化,也是推进西藏社会工作本地化的务实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