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组织重构与行政组织法变革

行政审批是行政管制的工具和媒介,而行政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组织管制,应重视行政审批改革中的行政组织。现阶段,行政审批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组织乱象,行政审批的运作内嵌于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审批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随着行政审批改革从最初的权力内部调整逐渐走向合作治理,行政审批权应不断分解、整合和下沉,趋向多中心、自主治理和权力交叠的行政规制样态。为理清行政审批的边界和提高行政审批的效能,应建构以功能导向、权能独立和自主规制为进路的行政组织法。     

网络时代政府组织的变革与行政职能的转变

网络技术在政府管理领域的普及与应用 ,使原有的政府组织结构在产生分化的同时 ,也促使新的政府组织形态的形成。网络政府对“以权力为中心 ,以控制为单位”的传统政府职能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它不仅是将原有服务简单网络化的问题 ,而且更是传统行政职能的变革 ,这就需要按照网络政府的要求 ,对政府行政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 ,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应当注意“三态”问题

行政体制是指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国家行政机构的组织结构形式及其权责关系和活动原则等一整套制度,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采取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方略,就目前而言,要注意行政体制改革的“静态”、“动态”和“心态”这“三态”问题。     

行政组织法治化与政府机构改革

政府机构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正在向着纵深方向发展。机构改革涉及行政组织的权限、规模,行政机关编制的调整以及公务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等,这些都属于行政组织法规范的领域。行政组织法治化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行政组织法律体系。     

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再探风向标

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联度、重要性,已渐趋共识。行政体制改革寓于政治体制改革之中,政治体制改革依靠行政体制改革来实现。广东顺德对党政机构大规模裁撤、合并以后的“大部制”初始运行（详见《改革》2010年第2期“中国改革蓝本”之“顺德政改试水”）,浙江温州对辖下5个镇级建制“撤镇改市”的大胆论证等近一个时期的典型个案,已具政改探路意蕴。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失度”与“适度”问题思考

多年来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屏幕上,大量显示出来的是种种“失度”现象。据此,本文提出应进行“适度”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就如何把握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适度”问题,提出拙见。笔者认为,思考和探索这一问题,对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由“失度”向“适度”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应提出进行“适度”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适度”问题,首先应当明确什么是“适度”。据辞书解释,适度是指程度适当。本文由此对适度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界定为:适度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指,有意识地改变“失度”的行政职能结构,行政机构的权力划分,行政机构的设置     

论行政责任制

行政责任制,是行政管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国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制是在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形成起来的。当前,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为了改革机关工作,克服官僚主义,“层层建立行政责任制,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探讨     

行政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分析

与任何其他社会组织一样 ,行政组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组织与环境之间存在既可分辨又可渗透的界限 ,这种界限将二者区分开来 ,并使二者发生双向互动作用。一　　组织环境 ,是指组织面临的总的外部客观境况 ,也就是组织学家所说的“组织界限以外的一切事物”①。组织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适应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 ,组织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周围生存环境的适应程度。行政组织环境 ,则是指处在行政组织周围并对其施加各种影响 (直接或间接 )的因素的总和。行政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 ,它也…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现代性探析

以理性主义为特质的现代化进程构成了行政体制变迁的宏大叙事背景,并界定了其理论思维与实践走向。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与世界范围内的行政体制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但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态"特征。对于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而言,如何跳出外在的经济政治调试型的目标模式,从行政管理的自身特点出发来重构行政权力的配置逻辑与治理边界,完成行政体制改革自动力系统的构建,是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关键问题。     

行政体制改革法治化的理论建构力作——评《论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治》

当下学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但大多是从政治学与行政学的视角研究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从法学和法治的视野专门研究行政体制改革,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的法治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的成果还甚少。笔者认为,只有把行政体制改革纳入法治化轨道;用法律为行政体制改革保驾护航,行政体制改革才能顺畅进行,改革中出现的不良或违法现象才能及时得到矫治,行政体制改革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我国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组织社会学反思

行政服务中心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行政审批改革的新生事物。近年来随着其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深层次的一些障碍逐步暴露。针对该问题,从组织社会学角度进行反思。探讨了“中心”建设在“法律制度”“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四个方面存在的合法性制约。     

论行政控制型纵向行政体制的改革原则

纵向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往的行政体制改革多关注于横向方面。忽视了纵向方面的内容。纵向行政体制所存在的行政控制导向问题已成为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障碍，如果不加以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将止步不前，此文在分析行政控制型纵向行政体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纵向行政体制的五项原则。     

论行政组织对行政效能的影响

提高行政效能是现代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要提高行政效能必须首先分析影响行政效能的因素,本文重点从行政组织的静态层面和动态层面来分析,主要分析了行政组织的机构、行政人员结构和人员编制、行政体制、组织气候、行政组织冲突、非正式组织的运作等对行政效能的影响。     

深圳行政三分改革的反思:基于组织理论的视角

深圳行政三分改革旨在将行政权重新分解,在决策、执行、监督三项职能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形成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政府架构.从组织理论的角度看,“行政三分制”的基本预设和组织结构都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仅在行政系统内部搞分权改革,无法有效解决行政体制内的深层次问题.在大部门体制中,可以通过构建无缝隙组织,推倒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柏林墙”,实现政策执行环节的局部优化,更为快捷地回应民众的合理需求.     

行政管理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全国行政管理与改革讨论会观点简介

去年11月25—30日,来自全国各地一百二十多位研究行政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工作者,以及一些在行政、组织人事部门从事实际工作的党政干部,云集广西南宁,就我国“行政管理与改革”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青年理论工作者在与会者中占大半,他们思想活跃、情绪热烈,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意见。正式会议之外,一些自发的“小组讨论”几乎天天持续到深夜一、两点。现将会上发表的意见摘编若干,供关心行政体制改革的读者参考。     

略论行政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

行政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相促而生,相伴而存。非正式组织对行政组织的双重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两者的相互关系,通过对非正式组织的合理运用,使非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对行政管理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行政垄断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垄断”是由特定主体滥用其行政权力所导致的垄断。尽管其所产生的效果与经济垄断相同 ,但是其成因却是相当复杂的。本文从分析讨论“行政垄断”的概念、特征及其成因入手 ,对如何规制“行政垄断”进行了探讨 ,认为遏制“行政垄断”决非是一部反垄断法所能完成的。从根本上制止“行政垄断”的现象 ,还有待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以及不断地完善行政立法、强化行政执法的力度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准确把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对于全面推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必须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着力优化政府组织机构和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突出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认同违背和控制感威胁：行政组织内部关系冲突及其修复

行政组织不同于一般组织,其集体主义原则、明确的权力等级和含蓄沟通等特性使内部关系冲突呈现较强的隐秘性和破坏性。基于约翰·伯顿（John Burton）的人类需求理论,文章分析了行政组织内部关系冲突的两大成因：“认同违背”和“控制感威胁”,结合行政组织文化特征对关系冲突修复的影响,针对“外因导致的认同违背”“内因导致的认同违背”和“控制感威胁”三种类型的关系冲突,文章提出正确归因、关心展示及关注程序和结果公平等修复策略。     

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性思考

对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战略性思考,是稳步有序地推进大部制改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中共十七大报告内含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性路向,即迈向整体性行政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内联”治理结构和发展“外协”合作关系,并通过转交政府职能与建设和谐行政文化实现二者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