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

明代中后期东亚海上贸易有四种主导势力:明朝政府、中国私人海商、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实质乃是新旧贸易体制之间的斗争。朱纨事件的发生,与此一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对当时东亚海域各种势力的消长及其活动,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及早期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都发挥了较大的历史影响。     

关于东亚模式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奇迹引起学术界关注,东亚模式成为研究的热点.从东亚模式的提出到东亚模式的特征及对东亚模式的评价,对近十几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理和总结是十分必要的.     

儒家文明的现代展望——由东亚文明引发的思考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崛起。伴随着东亚文明的发展,人们对东亚文明进行了文化探源,并有不少人认为儒家文化是东亚文明的原动力。而事实并非如此,透过东亚文明所折射出来的不是儒学的辉煌,而是它的衰落之态。历史行进到二十一世纪,儒学的命运将如何,怎样发展才能改变这一局面,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实践。     

中国的东亚认同与东亚话语建构

因为“东亚”一词带有一些历史阴影,中国学界一直较少正面使用它。近年来中国学者曾在不同层面上对“东亚”概念予以批判、考察与清算。20世纪90年代,“东亚儒学”概念从境外传入,激活了中国大陆儒学界的“东亚”话语,学者们通过“东亚儒学”认同东亚,对各国儒学的不同特质予以辨异。同时,中国学者还参与国际性的“东亚共同体”讨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东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并在“共同体”与“社会”的性质区别中,认识到“东亚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东亚认同”特别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东亚儒学”传入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是中国“东亚”话语建构的两个主要契机,形成了独特的“东亚”话语体系,是中国“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20世纪前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

20世纪前期的近半个世纪,东亚的国际关系经历了从列强共同掌控到日本逐渐独霸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日本始终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角,东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日本对中国不断的侵略。虽然华盛顿体系维系了一段时间的东亚稳定,但日本的东亚政策目标是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并为此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拼凑起了“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这种侵略扩张政策遭到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

十到十四世纪的高丽时代,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中韩海上丝绸之路大体经历了形成、发展和演变等阶段,中韩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北部渤海湾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中韩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演变,促进了中日韩三国一系列港口群的出现和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并成为东亚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乃至西亚、非洲、欧洲海洋交涉网络形成的基础。     

“东亚福利体制”的外在独立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福利体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之一。有学者赞同东亚福利体制的存在,但是也有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这一概念进行了质疑。由此,对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具有外在独立性进行研究就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本文在将东亚福利体制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典型国家进行对比后认为,东亚福利体制在福利进程、福利取向、福利文化、福利期待四个方面均具有外在独立性,是与传统三种福利体制并存的独立福利体制。     

试论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战略选择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成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向。中国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其整体经济规模和巨大的国内市场在亚洲以至世界经济中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东亚货币合作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也需要东亚货币合作。在东亚货币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的进程中,中国不仅应该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这一进程,而且应该成为推动者和领导者。     

20世纪东亚抗日叙事研究现状与展望

20世纪东亚抗日叙事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文学资源宝库，其中既有东亚各国的国别文学，又有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的东亚文学交融，特别是“抗日”这一东亚文学的共同主题更加彰显了抗日叙事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进一步发掘和整理东亚各国的抗日叙事文献资料，通过东亚叙事的比较研究，阐明东亚抗日叙事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为东亚人民正确认识东亚近现代史、弘扬东亚精神、强化东亚文化认同、构建当代东亚文化共同体提供历史文化依据。     

东亚价值观的基本特质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与创新

相对于西方价值观以冲突和竞争为特色,重和谐则是东亚价值观的基本特质。面对现代性的各种理论和现实困境,东亚价值观这一基本特质,对于全球普遍价值的追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尊重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又能弘扬东亚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全球化背景下东亚价值观发展与创新的关键。     

试述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

8～9世纪,唐朝与新罗在文化领域有着广泛的交往,一方面唐朝对新罗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汉字、儒学、律令典制、佛教等方面都促进了新罗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罗在主动吸收唐朝文化的同时,对唐朝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中国现代小说学之成因

20世纪,是中国现代小说学走向成熟的百年。它的成因是:由唐至清,中国古典小说成熟了,明清评点派小说学应运而生,这是先期准备;20世纪之初,中国小说的“俗”性已经确立,有助于小说学融入时代、靠向民众;大时代,大话题,大手笔,催生了小说学大学问;中西文化大交汇,为中国小说学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机缘。     

从《唐支用钱练帐》考察唐初西域的政治经济状况

本文应用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了唐初西域的政治经济状况。首先指出,唐朝为了平定西突厥弓月部落、疏勒国和吐蕃联兵侵扰于阗国的变乱,组建了以西州所属折冲府卫士为主力的“西域道行军”,并取得了平乱战事的胜利。接着论述,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西域流通着波斯萨珊银币、唐朝生产的白练和铸造的“开元通宝”铜钱,并且探讨了这些货币与市场商品的比价。     

接受的先声：陶渊明形象在韩国的登陆

从崔致远与晚唐文人的交游,《昭明文选》与韩国的科举制度,崔承佑等众多的新罗留学生在唐的文笔活动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陶渊明形象在新罗末高丽初(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亮相于韩国文坛的过程.     

盛唐吏制及其对干部工作法制化的启示

唐朝的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乃至东亚各国的影响颇为深远。唐朝法制中,官吏的管理制度比较科学,形成了立法完善、执法严格、监督有力的法制体系。盛唐吏制的成功经验,在整个封建吏制中占有重要位置, 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要实行干部工作的法制化,应该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库车出土文书所见粟特佛教徒

本文考证库车出土汉语、龟兹语文书中出现的粟特人名,藉以探索7～8世纪粟特人在龟兹的活动。这些文书材料显示当地有不少粟特佛教徒,其中有些人在龟兹本地佛寺经营方面位居要角,有些人则同时为唐朝及龟兹官府做事。这些粟特佛教徒与当地其他佛教徒互动频繁,反映唐代安西社会中胡、汉诸族融合之趋势。     

中秋节源自新罗考

开成四年(839),日本高僧圆仁在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法花院见到寺中新罗僧人过八月十五节,遂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检索中国文献,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没有中秋一节。清人王谟说这不是宗懔缺记,也不是荆楚一带没有此节,而是唐代以前就没有这个节日。在唐代文献中,中唐,特别是入晚唐以后,士大夫中出现中秋赏月之事。但在唐代,中秋尚无节日性质。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唐朝士大夫的赏月活动与新罗侨民的节庆活动相互影响,融合而成。     

试论唐代诗歌与音乐的交融

在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音乐如一股股清泉融入了当时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统治者的提倡和时尚的引领,塑造了大唐诗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内在的艺术气质,创作了无数描绘当时社会音乐活动的精美诗歌,成为千古流芳的传世佳作。音乐的高度发展提升了诗歌创作的审美境界,同时,诗词的盛行也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优美的诗歌乘着音乐的翅膀,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