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工具,是近代日本人在确认"自我身份"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在近代日本教科书中,中国被描写为"未开化"的"旧国",以此反衬近代日本先进的文明程度。而在具体的中国故事的书写过程中,日本人往往立足于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政治企图,对史实进行取舍、改编和评价,从而创造出不少扭曲了的中国形象。这些中国形象为日本民众支持并参与近代侵略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认同与离异--评《"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

“中日文化近代转型比较”这一课题一直都倍受学者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日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天瑜先生的《“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一书,作者选取了1862年日本“‘千岁丸’航行上海”这一历史个案,来分析中日两国近代转型的差异及其原因,可谓独具匠心。此著最大的特点是作者从文化比较的角度,通过分析日本藩士们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所感,来考察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离异心理。作者指出,“千岁丸”上海行,虽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偶然现象,但它背后…     

模式选择:清末新政期间教育革新再思考

清末新政期间的教育革新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影响深远,张之洞等人选择日本模式为蓝本,使中国教育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而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等西方思想亦随之涌入中国.通过分析中日教育革新的一些内容和特点,可以洞悉这一选择的深层原因.     

文化心理传统与社会发展——近代中、日学习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直至近代以前,她始终是世界上一个先进、富强的大国。可是到了近代,她落后了,甚至落到了以前一直相对落后于自己的东亚近邻国家日本的后面,这不能不使人为之震惊。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专家致力于探索近代中国落后原因的研究,他们将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比,更将中国与日本对比,通过比较研究,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因不少,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还有思想方面的;而思想方面,特别是文化心理传统方面的原因,往往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又恰恰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中、日两国学习西方文化历史过程的比较研究,说明文化心理传统对近代社会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从忠君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建构的差异,论近代中国衰落和日本崛起的原因

导致近代中国衰落和日本崛起的原因很复杂。笔者认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而决定人行为的根本力量来自于人的思想,所以中日两国思想层面的差异是导致近代中国衰落和日本崛起的最根本因素。思想层面所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本文笔者对思想层面的两个重要问题进行分析:一个是忠君爱国思想,另一个是民族主义建构。通过这两个问题来揭示近代中国衰落和日本崛起的部分原因。     

比较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严复与福泽谕吉》略评

中日两国的文化联系,历史悠久。在历史上,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儒学是日本儒学的渊源,中国佛学的经典也是日本佛学的经典。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善于吸取外邦的文化成就,却成为日本的优良传统。进入近代以来,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经济文化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以致成为东亚的一个强国。相形之下,中国戍戌变法失败了,后来虽然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除旧开新的历史巨变,而经济文化的进展却依然迟缓。近代日本迅速前进,近代中国迟缓落后,其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王中江同志所著《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正是在一课题上作出了颇为有益的研究。     

中日小说近代变革之比较

在世界各国的小说近代变革中,很少看见有象中国与日本如此相近的。这种相近已经达到如此程度,几乎可以说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一度是在重复日本小说近代变革的过程。然而两国的小说后来还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分析比较中日两国小说近代变革的相同相异之处,找出它们的原因,有助于我们     

近代日本帝国意识成因研究

自明治维新始到中日甲午战争,近代日本社会在摆脱身陷殖民地危机的同时,通过发动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战争,完成了近代帝国的构建,在帝国形成过程中日本社会朝野上下普遍形成了带有日本文化特征的帝国意识。蓄积于日本社会内部的皇国思想和扩张意识成为日本近代帝国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而明治天皇则成为日本社会转型时期帝国意识的内核和推手,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的意外获胜恰成为近代日本帝国意识形成的催化剂。     

试论近代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差异

本文分析了近代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差异，以说明日本在近代能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行列，而中国未能踏上近代化的轨道的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

(一)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两国国力强弱的总比较。重要的两国战争,往往决定着两国的命运与前途。中日甲午战争,正是决定近代中国和近代日本的命运与前途的一次战争。打败了的中国,便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深渊,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几代人民吃足了苦头。打胜了的日本,便一跃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强国,称     

关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问题的解说

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包括中日、中韩(朝)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比较东亚各国同源而异流的传统史学,对于深化史学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历史学能够产生的基本条件、史学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矛盾等。中日、中韩史学的比较,亦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探讨,研究源于中国的传统史学在其他国度演变出的特色及其原因。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已经预示出可观的学术新境,例如中国传统的历史正统论,经日本早期政权的改造,形成决定日本统一和天皇万世一系社会意识;日本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比较,给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以很大的理论启示。中日史学比较研究,有待众多学者参与以共创繁荣。     

日语中的汉字词

根据笔者的调查,日语中的汉字词,有一半以上是由中国传入的。也有一部分是由日本人自己创造的。在近代,由日本人自创的汉字词,还有一部分反向传入中国。中日汉字词之间有很深的渊源。本文围绕日本汉字词的发展历程,就中日汉字词方面的交流,做了初步的探讨。     

中国在日本摄取近代欧洲文化中的作用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两国对欧洲文化的摄取,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中日两国在摄取欧洲近代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几乎同步,而且起着互为桥梁的作用。中国通过日本传来的欧洲近代科学文化,这为大家所熟知;而中国在日本摄取欧洲近代文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似乎在两国史学研究中有所忽视,这很有必要加以探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外来文化影响着日本历史演进中的重大变革。十六世纪以来日本开始直接吸收欧洲文化,由传统的东方模式的东亚岛国逐渐变成西方类型的国家。因此,日本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摄取,是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日本     

两种"劝学",两条道路

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素有劝学传统,其要义为导人向善。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著有《劝学篇》,但其意与儒学传统之劝学大相径庭,其要旨在宣扬权利,倡导自由、平等。比较福泽谕吉和与之同时代的张之洞之《劝学篇》,可以看出:正是对权利这一现代理性的核心价值的不同取向,决定了中日两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不同历史路向。     

中日现代文学本体观念浅析

有关中日现代文学的研究,著述已浩如烟海。但有意识地把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两国文学的观念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在学术界还不多见。本文试图对中国和日本现代文学的主体观念作一探讨,旨在比较中日两国作家面临西方近代“人的文学”冲击时,怎样克服无所适从的困惑,摆脱手足无措的失落,作出艰难而又坚定的心理认同和理想抉择。     

甲午战后中日学术文化交流流向转变初探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流向在近代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日本由昔日的文化接收者后来成为文化输出者。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这种流向变化始自中日甲午战后。自是时起,中国官民出现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派出留学生、翻译日文书籍为中国吸收西学,进行新的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论解放前中国东北朝鲜人社会与在日朝鲜人社会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

中日两国朝鲜人社会形成于20世纪10～20年代。其后,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广开水田,并营造了典型的农村型社会,其阶级属性仍属农民阶级;移居到日本的朝鲜人,则被纳入到日本各地的近代化工业体系中,成为城市雇佣工人,形成了典型的都市型社会。当今中国朝鲜族和在日朝鲜人社会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可以在两个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找到原因。     

两次中日战争中国对日政策比较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关系密切。中国的汉唐文化曾对“大和民族”的开化、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步入近代,日本民族经过“明治维新”以后,异军突起,日益强盛。而中国则蹒跚不前,反而落后并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侵略对象。从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的台湾起,至1945年中国抗日胜利止,其间,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蚕食,中日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和     

论近代日本思想界对中国的影响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近代，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日本思想界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一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人虽然在西方列强面前屡现劣势，但在亚洲依然抱有优越的心理，对日本亦是如此。绝大多数人仍把...     

1872年马里亚老士号事件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往事

秘鲁货船马里亚老士号因拐运华工在日本横滨被扣并引起一场国际诉讼,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亲自指挥,神奈川县长官大江卓自任审判长,终于将被拐华工全部解救出来,并通知清政府派人赴日将其接回中国;而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政府大员也相当重视此事,公文往来,讨论处理办法,积极回应,并派遣上海地方官员陈福勋赴日将被拐华工带回中国.陈福勋即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赴日办理交涉的外交使节,而该事件使刚刚起步的近代中日关系第一次产生良性互动,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