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违法行为的性质

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两个难题.由于对侦查行为的定性错误,目前的法律仅仅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范围内解决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问题.从行政法学的角度来看,侦查是有关当局为提起诉讼而做出的行政行为,只有将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纳入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范围,才能扫除侦查救济制度中的理论和法律障碍.     

我国侦讯程序中律师在场制度的设立

随着侦查权力的不断扩张，口供主义侦查方式较为盛行，致使刑讯逼供已成为刑事司法文明的最大障碍，使侦查讯问过程受到人们质疑。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最大限度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更为及时、全面、充分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刑事辩护，同时监督刑事侦查权力的行使。文章针对我国侦查讯问中出现的刑讯逼供和口供不稳定等问题，提出侦查程序中设立律师在场制度设想，在对其程序价值进行考察基础上，对律师在场制度的具体设置和相关保障措施作初步探讨。     

诉讼法角度抑制酷刑对策论纲

刑讯逼供是我国酷刑行为的典型存在方式,所以,遏制刑讯逼供是消除酷刑的关键环节。遏制刑讯逼供,要深入研究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现状、原因。现阶段应当进一步确立无罪推定等诉讼原则,确立物证本位主义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律师在场、讯问时录音录像等相关制度,加强诉讼行为理论研究,构建程序性裁判机制等多种途径,来实现对刑讯逼供行为的全面控制,为消灭酷刑这一国际义务做出努力,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薄力。     

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与重构——以刑事侦讯为视角

从刑事侦讯的角度来看,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侦查程序本身的线性结构所产生的被追诉方地位的极度弱化,以及基本的程序性制约和交涉与互动机制的缺失;第二,现行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侦查任务性和工具性的要求,没有体现侦查活动制约与控制的精神;第三,在侦查行为的定性、立法样式和相互协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为此,可从以下方面考虑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首先,侦查程序的构造应具有交涉与互动以及程序性抑制的基本特征;第二,将侦查法定原则、侦查比例原则和侦查的制约与控制原则作为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第三,在侦查程序的归类、侦查行为的方式以及侦查程序内容的顺序安排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研究

大多数国家都确认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在场权。这对遏制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我国也应当确立这项权利。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探析

人权保障乃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侦查阶段中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现象。从观念保障、权利保障、制度保障及物质保障等四个方面入手,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     

刑讯逼供的挫折攻击理论研究——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和建议

刑讯逼供现象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一大障碍,被理论学界长期关注,检视过往对于该现象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于其"违法性"特征,忽略了这一现象的"攻击性"本质。而刑警的挫折感对于其采取的攻击性侦查讯问行为有着直接、密切的关联性。作为刑事讯问主体的刑侦民警的挫折感不仅仅来源于职业行为和与犯罪嫌疑人的直接对抗,社会层面上对于刑警队伍的一些不良影响为其挫折感产生提供了更深厚的社会土壤。遏制刑讯逼供,不能期待讯问人员单方面的加强自我约束和克制,而应当从外部入手,特别是设立一系列的使侦查顺利开展的支援保障制度,消减负面压力,减轻讯问人员负担,把讯问程序纳入一个规范化的轨道。     

论刑讯逼供罪的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程序意义上的刑讯逼供行为,二是指实体意义上的刑讯逼供罪。目前,中国对于前者规定了详细的证明责任分配,而对于后者则规定得不是很科学合理,成为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一个因素。因此,必须对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将证明责任分配给控方或者公安司法机关,以期遏制刑讯逼供,保障司法公正。     

论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尽管侦查讯问制度考虑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投向讯问过程的公正性与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的保障,但是,侦查讯问制度的建构却并没有完全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可能产生的巨大便利。虽然人们已经从过去司法实践中认识到了刑讯逼供、诱供的不科学及其带来的严重危害,但是经历了几千年不断翻新手法而后被禁止的刑讯逼供、诱供模式,仍不断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出现并影响着正常的讯问活动。要彻底根除刑讯逼供、引供、诱供等不科学的讯问方法,除了法律上努力之外,还需要有更科学的制度来满足讯问实践的需要。本文拟通过对侦查讯问的功能分析,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     

我国刑事错案侦查程序的特点

在我国,刑事错案的发生与侦查程序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基于遏制刑事错案发生之目的,对刑事错案的侦查程序进行研究成为必要。在厘定刑事错案范畴的前提下,确定选取研究对象的标准以及范围,以30起刑事错案为样本。以侦查程序为视角,通过对选取的样本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刑事错案的发生从根本上讲与侦查理念相关,并通过侦查制度以及违法侦查行为予以表现。因此遏制刑事错案的关键在于转变侦查理念,改革完善侦查制度,规范侦查行为。     

论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性质

理论上关于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性质主要有"转化犯说""牵连犯说""想象竞合犯说""结果加重犯说"四种观点.应当说以结果加重犯来认识其性质比较合理,但同时应当重视刑讯逼供行为与故意伤害行为、暴行行为的界限,与酷刑行为之间的协调,对伤残、死亡的罪过形态应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因而将刑讯逼供条款应按结果加重犯范式设计,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伤残"的含义,以及将"暴力或者精神折磨"作为刑讯逼供行为的客观特征之一,以加强时基本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保护.     

试论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及对策

主观主义是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 ;人权观念淡漠是存在刑讯逼供的根本原因 ;法律制度不健全为刑讯逼供提供了客观环境 ;司法人员缺少应有的职业道德 ,业务素质低下是刑讯逼供发生的直接原因。我国要彻底铲除刑讯逼供 ,必须尽快采取以下应对策略 :完善立法 ,建立制度保障 ;彻底铲除主观主义和封建诉讼意识 ,树立现代诉讼观念 ;提高司法人员的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 ,优化司法队伍。     

转化犯亦或加重犯？——论刑讯逼供的罪质演进

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的转化犯,对转化犯的界定应当立足于法律规定。转化犯具有罪过的升级性、行为的一体性以及定罪量刑的法定性等特征。刑讯逼供行为人主观上多是为了获取口供,罪质不转化的可能性客观上大量存在。实践中,刑讯逼供手段极其恶劣,危害结果也呈多样性,“致人伤残、死亡”作为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行为的后果不具典型性。对刑讯逼供罪宜选用加重犯立法模式。     

当代刑讯逼供之刑事政策及启示

刑讯逼供在中国属于非法行为,但由于＂活法＂的力量使其在现实层面仍顽强存在。尽管当代刑事政策对刑讯逼供的禁止具有某种不彻底性,但仍然体现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促使刑讯逼供刑事政策变动的真正原因并非启蒙时代人权教义或原则的提出,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人类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才使人道观念的实现具有可能性。只有科技进步才是遏制刑讯逼供的决定性力量。     

谈沉默权制度

中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加强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非正常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通过深入论述沉默权的涵义、沉默权存在的价值,沉默权在中国的法律依据三个方面,提出只有在刑事诉讼中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才是杜绝刑讯逼供的根本保证;只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才是当代司法文明和法制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刑讯根源之功能与文化探析

刑讯逼供是现代社会司法中存留的酷刑之典型表现,它是对人类固有尊严的践踏,是对法治的公然挑战。刑讯逼供之所以在现代司法中根深蒂固,除相关制度不完善的原因外,负载显示权力运作之社会功能是其现实的背景性原因,无“个体”与“自我”认同的传统法文化精神的浸润乃其内在的根源。     

侦讯逼供论

逼供是证据形成的巨大威胁,使嫌疑人不得不招供。现代法治重视口供的自愿性。侦讯需区分刑讯和逼供。逼供是不可避免的法律行为,不能用理想标准衡量,而需用"非任意性自白排除"等规则去限制。这些规则是调和法律矛盾的产物,有助于口供自愿性的认定。侦讯附带的心理"痛苦",不等于刑讯。逼供的合法性,关键在把握自愿之度。侦讯心理逼供之技术,需研究犯罪心理痕迹的激活、催眠暗示等。其心理唤起,会形成逼供情境。逼供行为的合理性,需辨别"精神逼供"中的"精神刑讯"。排除"精神刑讯",除了法律规则,还需智谋运作。侦讯智谋,需借势而为,以势逼之,以险胜之。     

试论“刑讯逼供”

在刑事诉讼领域，转变司法观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刑讯逼供这种古老又野蛮的诉讼手段仍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屡见不绝，这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和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     

论制止和纠正刑讯逼供的策略

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非常普遍,本文提出了制止和纠正刑讯逼供的途径和方法,特别强调了在立法和实践中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义务的重要性,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实现从实体公正到程序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