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论认识模式之启示

原子论的思维模式古已有之,这种认识模式里有“基本组成部分”和“分割”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观念。科学发展使人类思维深入到“基本粒子”的层次,在研究微观世界的组成时,我们有必要对原子论思维模式中某些机械的观念进行修正。     

论“象”的思维机制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中，“象”字已衍生为蕴意丰厚的思维范畴。人类的思维过程无不与“象”相关。“象”是事物外型的概括与组合，有法式或效法之意，表征或象征人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都与“象”有关，抽象思维没有完全脱离形象，形象思维也包含有抽象。“象”在思维整体结构中表现为：从物的形象到观念的形象——观物取象；从观念的形象到观念分析——观念抽象；从形象分析到形象综合——综合具象；从已知形象到未知形象——类比想象；从现实的形象到理想的形象——构造意象；从意象到外化的形象——物化显象。“象”字意义的演化，是人类思维进化的缩影，其丰富的蕴意是文化创造的凝结     

对《周易》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体认

《周易》的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直观思维、意象思维、象数思维、概念思维、辩证思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在整体性思维、动态性思维、认识本质的界定、认识的目的等方面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是,两者在“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境界与层次方面、在动态性思维的观念方面、在主客体关系协调统一的观念方面、在反映的形式与方式方面等等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会通融合”的基础。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 ,由儒、释、道三家揉合而成 ,看似多有分歧、对立之处 ,实质上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统一 ,即在思维的最高层次上都强调“一”和“中”的理念 ,“一”与“中”正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东西方文化相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偏于向内的阴性思维模式 ,重觉性 ,带有艺术特征 ;西方文化偏于向外的阳性思维模式 ,重理性 ,富于科学品味。觉性与理性是人类进步的双腿 ,中西文化互补、融合、汇流将成为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     

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萌发的文化轨迹

文化是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就蕴涵在“史前”原始文化之中。而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独特的存在方式、体现形式就是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因此，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美”“善”观念正是从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中萌发出来的。     

以日观中：罗兰·巴特认识中国文化的渠道与方式

在“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日本都占据着重要的中介地位。铃木大拙以日本禅学为基础阐释中国禅学、道家思想,冈仓天心以日本“寂”美学通释禅学、道家思想与日本茶道,并以日本茶道为基础阐释中国茶道,这二人的思想在西方传播甚广。受此二人影响,罗兰·巴特以日本学者为渠道,透过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化观念来观察和认识中国文化,并以此建构他的文化理论。文化上的影响不只是点对点的线性关系,学者皆处在一个互相影响的“多元网络”中。中国学者须具备“多元网络”思维与“世界学术中的中国”视野,正视中西交流中的以日观中现象,反思中西对话之间的日本因素,辨明以日观中遗产中的成果与糟粕,扬弃日本这个中介因素,在直接交流中真正全面比较中国与西方文化,实现文化汇通。     

“美在创造中”与“美在意象”--中国当代美学关于“美的本体”的两个重要命题

蒋孔阳的“美在创造中”和叶朗的“美在意象”是中国当代美学关于“美的本体”探讨的两个重要命题。二者都突破了实体性理论思维的局限性,都是将“美”看成是不断生成的而非凝固不变的,所以对人们思考“美的本体”问题颇有启发。但二者的哲学基础并不相同。“美在创造中”注意到美的现象产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注意到人的精神自由、生命创造、情感心理对美的创造的意义,但由于拘泥于劳动实践的美学观点,忽视了人的生存自由对于美的创造的重要性,所以在解释中存在着种种矛盾。“美在意象”则是在充分审视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与美学思维转向和中国美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理论缺陷的基础上进行,凸显了美对人的生存活动的意义,所以更有助于中国当代美的本体问题的理论思考和思维转换。     

论“邓小平理论”的思维逻辑──“邓小平理论”与思维方式的关系分析

本文力图从思维方式的视角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剖析。文章认为，第一，对片面、偏狭的认识、思想、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反思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根本任务、发展模式、发展动力和手段等方面的认识，自觉转变观念、更新思维方式是“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完善的主观前提和内在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逻辑结果。第二，“邓小平理论”蕴含着一套既区别于“乌托邦”式的虚无主义，又与实用主义有严格界限的思维逻辑，它的根本特征即是“求本务实”，它具有坚实的历史性、科学的辩证性、深厚的实践性和丰富的创造性有机统一的鲜明特点。我们今天学习“邓小平理论”之关键就是要把握它的思维逻辑以及该思维逻辑的独特品质，自觉转变我们的观念，降低发展的“代价”。     

"天人合一"观念思维模式的现代思考

“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始终，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合-分-合”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观念所蕴涵的“合-分-合”的思维模式，注重人与自然、天性与德性、身心与天道的区别与联系，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自身内外的和谐、协调发展，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权德舆诗歌“承中有变”的历史功绩

权德舆作为中唐贞元、元和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以文名人仕，人相出将，曾主盟文坛“余二十年”。然而其政绩掩盖了诗名，后世对其评价也不甚高。不过，这位曾知掌贡举，广泛参与多种文学活动，与古文运动有密切联系的文坛活跃分子，其诗歌创作，既有“盛唐余响”，亦有典型的中唐风貌，体现出“承中有变”的过渡诗风，对中唐文学观念的渐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执中致和"本义考

"执中致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和"表示协调不同声音,构成美妙的乐章.当人们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事物发展规律后,便逐步向认识、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心灵审美各领域拓进,要义是将利益不同、政治要求不同的力量协调起来,实现国安民悦的"大和"目标.甲骨文"中"为"王旗"形,表示王法之中道,后伸延为道德之中正,认识之正确,以及人性之至诚、人情之中节."执中致和"就是执政者以其中直之性和中节之情,实行合乎中道的法律制度,让矛盾中的各方各得其位,使创生中的万众各张其性.但由于"执中"权在君不在民,而原本作为协助君王"执中致和"的士人,在利禄的诱惑下成为官僚机构的一员之后,竟投王所好,使君权失去了稳定的、理性的制约力量,这样,其"中"不中、其"和"不和便成为经常的社会现象.在经过长期的治乱循环之后,人民最终以民主革命的形式推翻了君权专制制度.而今天,当我们运用"执中致和"的思想资源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时,一定要忠实地分析这一理论的本义,注意克服其主客观的历史局限性,使它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中华"探源

通过纳西族象形文字"中"字与原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甲骨文的"中"字对比研究,可以认为"中"字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是以"木矛"一类的东西投中物体之义;"华"为"粟花",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远古居民主要以粟作农业为主有关;"粟花"为华,有大而美、光明之褒义。春秋时诸夏取"华"之美意,形容享有礼乐文明的诸夏人,"华"遂成为族称,与夏同义。"中华"称谓源于中国诸华,与中国同义,最早出现于西晋武帝初期。     

钟姓源流考

据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有关专家的调查和统计,钟姓人口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38%,是当今第五十六大姓。寻根溯源,钟姓最初来自安徽凤阳东北之地,后来称盛于河南颍川,钟姓既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又是一个多源的姓氏,钟姓之源主要有四:改子为氏;以邑为氏;以官为氏;少数民族中钟姓。     

《吕氏春秋·应同》篇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千古一梦:谈“黄粱梦”

“黄粱梦”出自唐代著名传奇作家沈既济的名作《枕中记》,约作于建中二年至兴元元年被贬官期间。就各方面影响来看,堪称千古一梦。《枕中记》今传《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二本,异文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黍与黄粱之别,后者便于在诗词用典中遣词造句,因此最为流行。《枕中记》的基本思想是人生如梦,这是古人基于人生经验形成的一种人生况味和哲理思考,这一思想导源于道家。《枕中记》脱胎于《搜神记》和《幽明录》中的焦湖庙柏枕故事,作者大大扩展了思想内涵,表现出士人对现实政治的怀疑、失望乃至批判,对追逐功名富贵的自我否定。但大梦难觉,说到底所谓人生如梦只是失意者的失落、迷惘、无奈。由于黄粱梦的巨大影响,古人在邯郸附近附会出卢生入梦之地黄粱店,并建吕翁祠,古来题咏极多。而在八仙信仰普遍流行的背景下,将吕翁附会为吕洞宾。     

论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及其现代价值

“中和位育”是儒学体系中具有统摄性的伦理观念,它集天道观、人生观、方法论和实践理性于一体,逻辑架构出了儒家伦理的核心体系,不仅构成了儒家最高的价值准则和道德标准,而且反映了儒家伦理的深层次本质;其内部各个部分彼此制约、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涵盖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诸多问题域,表现出多方面的伦理价值,也为我们今天的伦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贾宝玉的“情友”——秦钟

《红楼梦》中的秦钟,尽管作品中关于他的内容并不多,但他是作为贾宝玉的为数不多的男性“情友”形象出现在书中的。从曹雪芹对他的描写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他的态度并非是欣赏、歌颂的,而是将他作为一个“回头纨绔(或准纨绔)”来塑造的。他与贾宝玉的交往情况,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     

论庄子的自然观与其"三言"表达方式的统一

庄子的万物齐一、因任自然的自然观,决定了《庄子》一书行文表达上采用了“三言”的形式。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作品产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寓言”,“借外论之”,借寓言以论“道”;“重言”,借重“往古佐证”以申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学说;“卮言”则为“无言之言”,是庄子表达“道”的“言”之最高境界。庄子的自然观与“三言”的表达方式的高度统一,正是庄子“以天合天”思想的具体体现。     

李渔"重机趣"说与古典戏曲"本色"的探求

明代“本色”论众说纷纭,且不能完全抓住实质,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戏曲的舞台、观众、戏剧结构等问题,且多是就事论事,仅在曲辞风格的雅与俗等层面探讨曲辞的本色。李渔所提出．“机趣”的“无断续痕”、“无道学气”,能把曲辞放在戏剧的大环境中,从戏曲的叙事性和舞台性等方面突出了戏曲曲辞的本体特征。这是对明代以来“本色”论的开拓与总结。     

王通门人辨疑

本文从三个部分对历来众说纷纭的王通门人问题作了考辨。作者认为,史载王通门人可分为正式入门弟子、受教于王通但未正式入门也可以弟子视者及曾偶或就教或请益于王通者三类;《中说》非阮逸作,《中说》自有其失,但其中也有不少论者以为其误而实未必误之处;杜淹《文中子世家》为文不富,时有阙失,但若因此又不周而疑及王遍及《中说》,斯亦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