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梁启超的现代政治理念

被梁启超称为国民运动“标本”的五四运动给他本人许多新的启发。在早年“新民 说”的基础上，他进而阐明：决定国家命运的国民，必须提高其本身的素质才能获得创造历史的真 正资格；而国民素质的提高，又必须借助于国民运动；政治运动只是其中的一种。在缺乏民主传统 的国度中，应该开展文化运动和教育运动，以便创造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社会性与个性协调发 展的现实条件，使得解放人的目标圆满实现。     

“编辑语言论”评述

在高校文科学报编辑队伍中,胡梅娜同志对编辑学的研究,可谓是成就卓著者之一。自1990年以来,她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论编辑语言》、《编辑形象语言撷要》、《学报的信息载量》、《学报性质摭遗》等十多篇文     

"执中致和"本义考

"执中致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和"表示协调不同声音,构成美妙的乐章.当人们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事物发展规律后,便逐步向认识、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心灵审美各领域拓进,要义是将利益不同、政治要求不同的力量协调起来,实现国安民悦的"大和"目标.甲骨文"中"为"王旗"形,表示王法之中道,后伸延为道德之中正,认识之正确,以及人性之至诚、人情之中节."执中致和"就是执政者以其中直之性和中节之情,实行合乎中道的法律制度,让矛盾中的各方各得其位,使创生中的万众各张其性.但由于"执中"权在君不在民,而原本作为协助君王"执中致和"的士人,在利禄的诱惑下成为官僚机构的一员之后,竟投王所好,使君权失去了稳定的、理性的制约力量,这样,其"中"不中、其"和"不和便成为经常的社会现象.在经过长期的治乱循环之后,人民最终以民主革命的形式推翻了君权专制制度.而今天,当我们运用"执中致和"的思想资源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时,一定要忠实地分析这一理论的本义,注意克服其主客观的历史局限性,使它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两种传统

中国历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重考据和重义理两种治学传统。这两种传统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高下优劣只存在于各自传统的内部。由于受“重实践”治学精神的影响,中国史学的主流是考据派,而此派在２０世纪受到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后,更有独霸史坛之势。在“科学理性”日益向考据派渗透的今天,义理派应该大胆地向“审美的”领域拓展。     

“龢”:华夏思想之大原——孕育于祭祀文化下的思想意识

从"和"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此字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天人"和"、人人"和"、君之德与天命"和".它植根于黄河中下游中原原始的和早期的农耕经济所孕育的祭祀文化、礼乐文化."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经济特色,使中华先人特别关注天人关系、人与人关系,以及天与代行天命者的君后之关系.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祭祀文化,表现出对天的敬畏,对祖的恩报,以及对"君"、"后"意志的屈服.然而,随着文明脚步的前进,对天命的敬畏,部分地转变为对天道的信守,从而产生了"和"天人的信物--"禾";用于祭祀仪式的豊、龠不仅用于敬天祭祖,同时也用于冠礼、婚礼、葬礼,乃至士礼、军礼、乡饮各项活动中,随着人际交往的扩大及增多,虔诚的古典宗教文化,有相当一部分便转变为移风易俗的世俗文化,于是便产生了"和"人人的礼乐.大量"覆宗绝祀"(用现代语来表示就是"亡国灭种")的历史教训,使"代天行命"的君王("后")认识到自己也是被天所"监"的对象,所以以德"和"天的观念也滋长出来.于是,人与天和,求丰收;人与人和,求太平;君德与天命和,求永祀.这种"天人和合"的思想,就成为从祭祀文明向礼乐文明过渡过程中重要的思想成果.这就是华夏文化的思想之根.     

天干“甲”字串解——兼论从“代天伐恶”向“以战止战”战争观的转变

＂干＂的本义为进攻性兵器。＂天干＂十字,实是以＂甲＂为冠的古兵器名字的有序排列。揭示这一隐秘的关键是：一、从文字学的角度考证＂■＂（＂甲＂的最初形态）可能取象于古代＂张弓引矢＂的合体之形,后转为象护身之甲;再证＂丙＂＂丁＂亦与兵器相关,进一步支持郭沫若等人对其余数字皆取象于＂兵＂的解释。二、从思想史的角度证明：作为兵权崇拜取代＂性征＂崇拜的时代标志,古代人借用兵器名排序天干,出于兵器为圣人所造,并仅可用于执行天讨、天伐的认识。这种＂代天伐恶＂的宗教观念是炎黄以来我祖反对抢掠、争利以及欺凌弱小民众等非正义战争的过程中滋生出来的,至夏、商之时成为一种天治主义的意识形态;周朝将之向人文主义方面推进,春秋时期演变为＂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从而构成了《孙子兵法》的重要前提之一。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时代特色

组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匡亚明教授的夙愿。其基本指导思想是以新时代的目光,描述“自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五百年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结构以及二百余位传主对中国思想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揭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展现学术界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作者对“华夷之辩”、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人文主义精神等方面的新鲜见解。其最终目的是使之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创新需要特识,更需要勇气

应邀参加《江苏社会科学》创刊十周年纪念大会 ,同时就理论创新、学术创新的问题作一次发言 ,我感到十分荣幸 ;然而 ,要说清楚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并非易事。《礼记·大学》引《盘铭》曰 :“荀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而被人们奉为六经之首的《易》言“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又何尝不言创新呢 ?但是在从汉代到近代之前的两千余年间 ,中国的学术有多少新理论实在难说。不是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们不想“创新” ,势不能也 :农业经济的经营方式局限了人们的眼界 ,使人们难于产生创新的特识。《说文》 :“田 ,陈也。”段玉裁注 :…     

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民族精神

"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学术恳谈会记述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纪念日。"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一个值得隆重纪念的节日。有人说,"五四"不仅应该成为一个全民族喜庆的节日,还应该成为全民族反思的节日。此言极佳!特别是在现代中国的今天,更有必要以回顾历史,激励当今的精神来纪念这个节日。因此,本刊编辑部于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了题为"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的学术恳谈会。现将会上部分发言摘登于后。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