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基于水平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

基于中间投入品种类扩张的水平创新型内生增长模型,本文论证了金融发展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对平衡增长路径的稳态增长率求解结果表明,稳态消费、产出增长率同时取决于研发、人力资本以及金融部门的产出效率;进一步比较静态分析表明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将提高稳态消费增长率,然而各产出效率参数对金融部门自身的稳态增长率影响是不确定的。     

基于人力资本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在中间产品种数扩大型内生经济增长Romer模型中添加人力资本变量,并对产品开发成本不变和生产成本不变假定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导出了一个内生增长稳态解.解的政策含义指出了人力资本投入或教育部门的效率及资源投入在提高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中的重要作用.模型还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给出了最优人力资本配置比例.     

耗竭性资源管理与人力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Lucas的人力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耗竭性资源纳入生产函数,得到了模型的平衡增长解及其在耗竭性资源可持续利用条件下的政策含义.     

基于能源替代与环境污染治理的两阶段经济增长路径研究

研究了一个包含污染治理和能源替代的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首先利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给出了分别由传统能源支撑和新能源支撑经济系统的经济增长速度、污染变化速度以及最优的污染治理投资占总产出的比例。然后借助两阶段最优化理论,得到了最优替代节点所满足的方程,发现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最优替代节点产生影响。最后通过数值模拟给出了经济最优增长路径以及相关参数对最优替代节点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最优的能源替代节点处经济增长不连续,新能源支撑的经济发展速度要高于传统能源支持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传统能源支撑的经济系统污染的产出弹性较大,则在能源替代发生以后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治理已经产生的污染;另外提高污染治理效率会延缓能源替代,而提高技术对污染的控制效率可以促进能源替代进程。     

不可分效用函数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基于Harrison(2003)的实证结果,建立一个仅在投资品部门存在外部性的两部门(消费品、投资品)增长模型,采用在消费和休闲之间不可分的效用函数,得到了具有轻度外部性的两部门增长模型产生不确定性均衡的一般条件,其不再依赖于单位替代弹性和较高的劳动供给弹性;同时结合参数校准经济,通过数值模拟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分别考虑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劳动供给弹性对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影响.     

耦合产业系统最优化增长路径上产业资源消耗结构的动态分析

在基于资源消耗和环境控制框架下的农旅耦合产业系统增长模型里,稳态条件下,产业存量污染的衰减系数越大,分配到该产业上的资源就越多;产业存量污染的危害系数越大,分配到该产业上的资源就越少;贴现率越大,产业消耗的资源就越多。总体来说,增速越快,稳态收敛的速度就越快,但路径是不同的;污染损害函数的最优增长路径也不是单调的。     

基于拉姆齐模型跨期消费决策分析

拉姆齐模型描述的问题是资源的跨期分配,国民产出有多少应该分配给消费以产生当前效用,应该有多少储蓄以提高未来的产出和消费以产生未来的效用。基于拉姆齐模型的分析得出最优跨期消费条件,对最优跨期消费条件中参数进行分析,说明居民消费与储蓄随利率的变化具有跨期替代性。运用模型的结果对我国现阶段扩大居民消费提出合理性的建议。     

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借鉴人力资本外溢模型,实证分析了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远高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农村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对产出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从要素产出贡献率来看,物质资本对湖北省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3%,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贡献率之和仅为10%,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仍属于物质资本推动增长型,人力资本是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和短板所在,提升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自然资源耗竭与经济可持续增长：基于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

本文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基于水平创新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了人口增长、自然资源耗竭、内生技术进步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对模型的社会最优均衡分析和竞争性市场均衡分析,分别求出了均衡解、均衡解存在性条件以及在人口增长和资源约束下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条件,并证明了分权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均衡解往往是非帕累托最优的,进一步分析了导致市场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及其政策涵义.     

考虑能源耗竭、污染治理的经济持续增长内生模型

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建立了同时考虑能源资源耗竭、环境阀值限制与环境治理成本的可持续增长模型，并运用最优控制方法讨论了模型的平衡增长解．在该解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的规范性特征，即能源资源耗竭速率、污染治理的投入比例与经济增长之间应满足动态关系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质量：带有资源环境约束的一般均衡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深入认识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二者的关系,是科学引导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证据都十分有限。本文从绿色金融研究的理论脉络入手,构建了带有资源环境约束和金融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模型中,自然资源的“公共物品问题”导致经济增长路径偏离最优水平,而绿色金融机构能够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改善经济增长路径,降低稳态中的环境损害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基于理论模型,本文使用2005年至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绿色金融活动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证据有力地支持了理论模型的推论。据此,本文指出,发展绿色金融的核心是“绿化”金融机构的运营理念和投资决策,从改善经济体的资源配置状况入手,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此外,本文的理论模型将绿色金融的研究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也为绿色金融的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参考。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本文推导了存在金融中介的情况下稳态经济增长的路径,阐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正向推动作用的理论依据。根据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单位根、面板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发展程度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从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来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     

二氧化碳排放、人力资本和内生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二氧化碳排放，并将二氧化碳作为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得稳态时经济增长速度、二氧化碳增长速度，分析了稳态时实现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双重目标的条件，证明人力资本可以克服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负效用，实现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参数校准等方法研究了稳态时各增长率的变动趋势。随后本文考察引入二氧化碳排放后内生增长模型的动态性和稳定性，笔者分别通过相位图、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系统的动态过程，证明了系统的稳定性。     

直接融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难以匹配的问题日益严重,大量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优化问题成为企业融资决策的普遍难题。本文致力于研究直接融资结构即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例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然后,基于2002-2019年间中国的相关数据,对技术创新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验证直接融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直接融资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效应;直接融资结构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中国仍处于需要提高股权融资占比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     

中国通货膨胀门限值的实证检验

以通货膨胀在何种水平下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通货膨胀门限值为研究对象,借鉴Khan等研究通货膨胀结构断点的方法,建立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人口增长率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内的四元变量门限值回归模型,估计1978年至2009年中国通货膨胀的最优门限值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的最优门限值为5%,当通货膨胀超过5%时将对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最优通货膨胀门限值的存在不仅为中国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制定了一个特定的数字目标,即保持通货膨胀在5%以下,还拓展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实施的讨论,在技术层面上完善了中国通货膨胀目标量化和预测的可操作性,为中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提供重要支持。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来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实际经济增长分解为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和主要受市场因素影响但同时也受到政府间接干预的"计划外增长"两项,通过多层级政府框架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增长方面的效应并不同步,而且还呈现地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系统搜集中国省、市两级政府2000~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GDP计划增长目标并进行系统GMM估计。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财政分权对省、市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皆显著为正,但对其两个分解指标存在非对称性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拉动作用,而对计划外增长影响较弱且不甚显著;分地区回归发现,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对计划外经济增长的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是通过影响由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实现的。机制分析显示,财政分权通过不同程度地推动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实际经济增长。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和比较分析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包括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方面.准确测度高度化水平和合理化程度能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提供依据.从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高度化和合理化)的机制及其与经济增长(非均衡增长和均衡增长)的关系入手.定义理想情况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最优路径.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基于静态投入产出模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度方法,并利用1997年、2002年和2005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具体测度这一时期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和合理化程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产业结构的整体高度化水平和合理化程度出现先提高后降低的趋势,各产业的实际情况与理想情况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