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句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句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

借用经典注释的形式创造和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这种传统和思想创构的内在思想机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缺少深入的探究。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可能是借重经典注释而创建新的哲学体系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或方法。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若干实例可以说明朱熹是如何运用跨文本诠释方法的;同时,朱熹将理学的主要概念一以贯之地全部注入对语、孟、学、庸的解释之中,则是融贯性诠释的范例。在经典诠释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定向的紧张和冲突。两种定向的简单表述即是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客观性定向和面向当下和现实的主观性定向。一部诠释作品就是两种内在定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思想“化石”。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之形式与体系之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朱熹都是成就最突出的。但是朱熹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和抹煞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以及语孟学庸与二程学说的不同。     

论朱熹的法律思想

<正>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有影响的法律思想家。其著作极为丰富,主要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诗集传》、《楚辞集注》、《四书章白集注》、《周易本义》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是封建统治者规定的必读教科书,使用达八百多年之久,影响极大。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法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他说:“理也者,形     

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南宋时期的大儒朱熹篡辑的。这个巧伪人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与《五经》相提并论成为儒家的经典,并将他把孔孟之道加工为“理学”的毒汁,灌注其中,作章句和集注,编成《四书集注》。     

安徽省朱子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介绍安徽朱子研究会2004年学术年会众多专家学者关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和“为民”思想、朱熹道德伦理学说的构建、朱熹哲学的世界意义、《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的有关观点。     

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     

宋明理学研究

在过去一年中,学界对于朱熹的经学思想与方法的论述颇多。朱汉民和肖永明都注意到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经学诠释特点,并指出朱熹在注重义理阐发的同时,并不废弃章句训诂,朱熹的经学兼取汉唐以下诸家之长,力求经文本义,将理学与经学统一起来。梁涛则注意到朱熹对于“慎独”的误读,并且揭示出这种误读所包含的经学诠释意义。而余英时先生晚年的倾力之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无疑是这一时段有关朱熹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将影响到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宋明理学研…     

论朱熹理学的诠释学建构

朱熹以"天理"为形上架构,构筑"太极、理、气、阴阳"宇宙系统、深化完善"理本体论"思想,视其为万物生化的本根和伦理价值的本源,使之获得诠释本体的地位。在诠释方法上,贯彻理一分殊的"以理演申法"和兼治汉宋的"训诂解义法":前者确保诠释原则及意义的整体性,开显儒学的思辨内涵和形上意蕴;后者融贯汉唐训诂释辞、以文解意释义法,延续传统经学。理学诠释学立足儒家经典,坚持哲学诠释和文本释义双重路向;承继了传统训诂释义的经学宗旨、赋予儒学哲理化,将儒学提高至新高度。理学的兴发,汉、宋之学的互动及经典诠释的与时偕行,皆与理学诠释学致思路向密不可分。其本体与方法相即互融的特点,可资助益于当前西方诠释学之新生。     

《大学》于儒士立学之价值探微

《大学》在儒家成圣成贤的理论体系中有着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虽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定位官方教材而获得统治地位,但也没有阻断后世对《大学》版本的再研究。本文以宋代大儒对《大学》的诠释为切入点,旨在考察《大学》在传统儒学发展过程中曾体现的现实价值。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     

同途殊归:论戴震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为例

受乡贤朱熹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儒学经典包含着古圣贤对自然、生命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主张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发掘经典文本之义,运用心证方法探讨古圣贤立言之旨。尽管朱熹与戴震走上了相同的经典诠释之道,但是由于心证方法的运用,面对同一部经典,他们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诠释。经典诠释明显地带上了个人偏好和时代意义。然而仔细比较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思想来源于朱熹理学,并发展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戴震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万百安英译《孟子》之现代哲学注释研究

《孟子》英译迄今已近两百年，不同时期风格不一的译本不断推动先秦儒家思想的对外传播。万百安于2008年英译的《孟子》以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为基础，辅以译者本人的现代哲学注释，并融入了中西儒学研究成果。从文化视角考察万百安《孟子》英译本的形成背景及其哲学注释的特色，可以发现万百安通过详尽完备的注释，使古老的中国典籍走近现代英语世界的大众，促进了儒家思想的理解和接受。万百安中西合璧的哲学诠释方法也为我国儒学现代化研究和典籍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借鉴。     

宋代四书学产生的历史动因

<四书章句集注>是继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儒家单经的群集.朱熹有适别地运用章句和集注两种诠释书体对<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通加注释,内在地建构起了以四书本文为诠释对象、章句集注为诠释本体的四书系统.<四书章句集注>的行世导发了以四书本文、<四书章句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宋代四书学热潮.促使儒学思想史上这一盛事在宋代发皇的社会历史动因是贫弱的社会对士大夫觉悟意识起了激发作用,需求文治的社会营造了宽松的学术文化氛围,佛道二家思想的激促与宋代儒家的自我警醒.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宋代《四书》文献著者的地域分布初探

儒学发展至两宋时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影响日趋重要,并随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而最终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从而在儒家经学及传统学术中占有显要地位。因宋人有关四书注解的著述卷帙繁多,著者人数甚众,其社会、政治、学术情况也复杂多样,为此,文章将就宋朝《四书》类文献的著者情况,如人数、年代以及地理分布等作一探析。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形成原因初探

本文论述了朱熹经典诠释学方法的形成原因。通过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形成的社会条件以及思想基础的挖掘整理,梳理其对汉代儒家解经方法以及宋代儒家解经方法的借鉴,以期达到更深入了解朱熹经典诠释方法的形成原因。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解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成功之作——读《大学直解·中庸直解》

提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典籍 ,人们自然会想到《四书》、《大学》和《中庸》。《大学》是儒家最全面、最系统地阐述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一篇政治论文 ,而《中庸》则是儒家学说中第一部最精密的哲学论文 ,是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 ,宋代程颢、程颐将二者摘出 ,整理编次 ,与《论语》、《孟子》并列。二程认为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而《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是儒家道德的传文。其后朱熹祖述二程之说 ,将二书辑为定本 ,与《论》、《孟》放在一起 ,正式称为《四书》,并撰作《四书章句集注》。…     

论朱熹的解经思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平生重视对儒家经籍、元典的解读,以“经义”释己见,认为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将“经学”形式与理学内容相结合,不仅能重构一个完备的儒家“道统”体系,在儒、释、道三教斗争中,与异教相抗衡:同时在依经明理中,通过“圣学”形式,给自己思想披上经典外衣,更便于合法化地为大众接受。因此,朱熹一生,在构建理学体系的同时,还不断地从事对五经六典的解读、训诂、释义,其涉猎范围之广,几乎遍及诸经。他的理学思想大都通过对经籍的释义而阐发,尤其是对《四书》的解释,几乎毕其半生精力。所以,《宋史》称道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尽其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朱熹一生著述颇丰,所著书有:《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义》、《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等;所编次书有:《论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     

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

从文本考察和经典诠释的角度出发,朱熹经过“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重新诠释《大学》主旨,把它从《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的文字改造为“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从而离经独立,自成一书,并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以“致知在格物”为主题改造和重新诠释《大学》,目的在明了“吾心之全体大用”。这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同时更是一个学术创新的过程,是出于其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朱熹这一学术创新有得有失,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