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下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研究——对江西省景德镇市的个案分析

城乡结合部是郊区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的产物,是城市要素自内向外扩散、农村要素自外向内集聚的结果。目前,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文章通过对江西省景德镇市目前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现状及特征的调查分析,进而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当前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的特征、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的关键路径。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观察

[提要]“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作为社会的“发展极”与“稳定极”,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时空背景,溯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的历史变迁,是预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节点的依据;分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战略的实践进路,有助于优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维度上应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确定协同发展的时间节点;空间维度上可将特色小镇建设作为载体,把以城市群为主体、大城市为中心、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支点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与乡村连接,优化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及重建的实践逻辑——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依然十分突出。本研究从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以及治理目标等维度提出理论框架;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调查分析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的动因及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城乡社区结构转型和秩序演化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规则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等多重社会逻辑共时性运作,使得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的实践特征。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主要是由“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饥饿”、居民文化自治乏力以及社区文化引领不足等问题引起;同时,在具体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中必须突破“官办文化”与“送文化”思维模式,并基于“民办文化”与“种文化”的新思维营造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主体化治理规则及社会化协同机制,实现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共建、共治、共享。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保障农民权益的对策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镇化的一次有益探索,主要是通过对部分农村自然村的统一规划和整合,引导农民告别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建设类似于城镇社区但又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通过城乡政府、社区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合力,保证新型农村社区健康、快速地发展,让农民群众参与进来,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同时,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要以人为本,必须充分保障农民群众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包括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因此,保障农民群众的权益,是体现农民群众在新型社区建设中主体性地位的重要方面,也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基石。     

“城乡连续统”框架下新型城镇化社区样态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新乡市Z社区的“深描”,作者从生活空间变迁及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两个维度展示了一种新型城镇化社区样态,首先,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聚落模式置于“城乡连续统”框架下,抽象出此类社区的基本特征,即动力机制市场化、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一体化、生计模式多元化、社区基层建设“新型单位化”;其次,不同于学术界既有城乡人口迁徙聚落模式,Z社区在动力机制、组织转型和生计变迁等维度均有其特殊性,并指出其与传统新农村社区的区别和联系;最后,作为中原地区一种特殊的人口聚居模式,Z社区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面临“走出个案”式困境,因此,作者从新型城镇化社区应然样态、地方性知识和本土治理资源、农村土地经营模式和农村土地制度等维度引发进一步学术思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模式研究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非常重要。结合网络治理理论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实施网络治理模式的必要性;目前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存在的观念落后、供给机制不科学、供给质量不高等问题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应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组成网络化供给主体,构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网络供给模式。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指立足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当下场境,在对城乡教育的比较差异、乡村文化的丰富蕴含与实践特征进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文明、借鉴新兴技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乡村教育的过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面临着治理价值取向偏失、治理主体单一化、治理力量碎片化、治理过程形式化、治理环境恶劣化等复杂问题。走出乡村教育治理困境需要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即促进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主体现代化、治理机制现代化以及治理环境现代化。?更多还原     

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的嵌入式治理

基于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治理的嵌入性特征,将嵌入性理论视角与存量规划新常态下老旧社区的治理创新诉求相关联,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研究阐述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嵌入式治理的生成背景、行动策略与创新路径。现阶段,多元治理主体在助力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治理与改造过程中,为满足老旧社区基础性改造需求、超越传统治理的行政化倾向、实现内源性发展目标,业已形成资源型嵌入、功能型嵌入和融合型嵌入三种行动策略,但受复杂的治理情境和滞后的治理后管理机制的影响易面临适应性挑战。应通过激发社区居民主体能动性、推进社会资本再组织化、完善治理后管理机制等具体路径,推进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逻辑起点、问题和应对策略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它的发生条件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农村社区既区别于传统农村社区,又有别于城镇社区,它是在当下中国数亿农民站在城镇化的入口处,整个国家由乡村中国转型为城镇中国的大背景下,城乡统筹、城乡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新格局下的新事物。在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环节中还存在一些缺憾,需要我们采取一系列的应对策略。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

纵观社区治理发展历程,社区共同体建设一直是学界重要研究议题。社区共同体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多主体广泛交往协作,形成共识性价值认同,满足多样化诉求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协同治理理论与社区共同体建设在意识—主体—关系三维度具有契合之处,为剖析共同体困境和探索共同体建设路径提供理论和方法视角。在协同治理理论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设存在关系疏离化、自治虚置化以及社区碎片化等不足,需凝聚社区共识,推动社区赋权,强化社区“元治理”,从意识协同、主体协同以及关系协同三方面促进社区共同体建设,切实提高新时代社区治理效能。     

多元主体：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动力分析

在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农村社区如火如荼建设的背景下,社区建设与治理主体由单一、二元到多元发展,而新时期多元建设主体的动力在农村社区建设的不同阶段,动力强度和烈度存在差异,最终形成了不同阶段的多元建设主体动力互动模式。本文概括出农村社区未来发展之路,即党和政府动力弱,农民动力强,市场与社会动力强的社区动力互动模式。     

文化建设: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基于武汉市T社区的实证分析

在市场经济构建过程中,人员流动性增大,城市社区居民间关系淡漠、社区共同体意识式微、治理主体缺位的被动局面阻滞了社区治理的有效实现。对武汉市T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表明,多样化的社区文化建设功能不仅体现为文化自豪感、文化认同的强化,更着重表现为居民在共享文化意识中可能形成的超越个人私利的关注公共利益的集体意识、自治意识等公共精神,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区治理格局。因此从调动居民参与、突出社区文化个性、系统化社区文化建设、强化居民公共精神等方面来提升当前社区文化建设的高度,以期激活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不失为一种好的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农民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角,激励其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最大动力就是增加收入。河南省城镇化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民收入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二元结构、农民自身素质的局限性以及农业资源短缺和农村环境严重污染,制约了河南省农民增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促进河南省农民增收应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通过优化农业结构、加快城镇化进程和激活土地,拓展农民收入来源;强化科技意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生态农业建设,推进农业发展转型。     

新型城市化视域下中心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三个支点——以广州市为例

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对广州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革新要求。从广州新型城市化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契合性出发,全域广州、以人为本与协同治理是实现广州构建城乡一体的管理和政策框架目标的三个有效支点。全域广州要求各政府部门的职能扩容提质,实现职能城乡一体化;以人为本强调以镇街为中心,从纵向上分类调整政府职能配置,强化公共服务效能;协同治理则是在城乡基层社会构建一体多元的城乡社区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新型社区。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治理主体的利益异化分析

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农民是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生态治理主体。他们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有不同的利益表达：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统一于生态治理的公利行为中;乡镇企业的社区责任要求其承担起社区的环境责任;农民则要求实现生存权利和发展利益的统一。但是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这种利益表达出现了异化：地方政府的自利性的膨胀导致其生态治理公利行为的狭隘化;乡镇企业的社区环境责任逐渐淡化;而农民的发展困境则导致了农民对地方生态利益的短视。正是这些利益异化行为导致了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型农民

党中央提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这实际上指出了新型农民应该是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有一定的经营管理与产业开发能力、有较强的技术辐射带动能力的农民。新型农民与传统农民的本质区别在于拥有真正的主体性,是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培养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建设和谐新农村的重要保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统筹城乡发展新思路的必然要求。     

乡村振兴中的社区转型与治理研究——以Q市R镇为例

随着国家主导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村庄在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实现了居住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分离。从传统农村散居社区到新型村镇聚居社区,其空间特征、生产方式、居住形态、社区资本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对如何治理新社区提出了挑战。本研究通过对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示范镇的实地调研,利用经济-政治-社会三权分治的分析框架对该社区的经济自治、行政(政治)自治、社会(群众)自治事项进行了主体权责划分和治理目标梳理。发现在本案例当中,在搬迁新社区的过渡时期,党组织领导下经济自治、行政自治和群众自治的组织基本建立,解决过渡时期社区经济权益、公共服务、社会自治组织形成等关键任务。但是社区搬迁完成之后依然出现影响社区持续发展的问题:经济自治主体的独立性以及能力建设严重不足;社区行政自治的主体定位和功能模糊,对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给能力有限;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发展不足等。针对案例代表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搬迁社区,本研究对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权分治多元协同的社区治理机制提出相关建议。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文化治理路径研究

当前城乡二元格局之下,我国乡村文化建设成绩斐然,但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乡村文化建设仍面临政府主导下的同质化倾向,城乡文化碰撞引发乡村文化认同危机,乡村空心化导致文化主体大量流失,农民自身的主体培育不足等问题,在浙江桐乡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经验和模式之下,三治融合的制度形式和措施安排,能够为乡村文化治理寻求新的发展出路,换发乡村文化建设新活力.     

流动性平衡：“村改居”社区的空间生成与秩序实现

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并从农村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重构农民生活空间。“村改居”社区空间的商品性、阶层性、共有性和规则多元性,意味着其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更为多元的利益主体。在“村改居”空间生产阶段缺乏参与的农民,入住新型社区之后,与乡村干部在公共空间利用上展开机智灵活的竞争。他们基于产权性、生计性和补偿性理由,施展富有权宜性和流动性的策略,修改了政府单向度规训农民生活的治理框架,型塑出社区公共空间的“流动性”景观。在“村改居”社区空间秩序达成中,基于主体互动达成的流动性平衡机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在农民生活空间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有必要确立农民参与建设、治理自身生活空间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的政社互动形成有活力的新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     

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治理:中国的问题与出路

城镇化引起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必然给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问题,从而引起基层治理的转型.过渡型社区的出现及城乡关系冲突的发生,使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治理面临问题和挑战.以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区为目标,构建面向未来的基层治理新机制,是应对挑战、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