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投资挤出了哪些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

本文基于2009年和2012年中国居民家庭投资状况,探究房产投资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房产投资占比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不参与或少参与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投资。同时,房产投资对风险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当房产投资相对于财富占比较高,或流动性资产相对于财富占比较低时,房产投资显著降低了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当房产投资相对于财富占比较低,或流动性资产相对于财富占比较高时,房产投资对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其中,流动性资产占比是影响"挤出效应"显著性的主导因素。此外,相对于其它年龄段,老年家庭的房产投资占据了家庭大量财富,流动性资产占比较低,房产投资对风险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最为强烈,而对于中年家庭来说,家庭房产投资的"挤出效应"程度较小。     

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

住房市场和家庭金融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越来越多的领域。从理论层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理主要包括财富效应、资产多样化配置效应、住房价格风险效应、住房流动性风险效应和住房贷款效应。在实证层面,从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参与金融市场程度两个方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总体,以及对没有住房、拥有一套住房和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住房价格水平的上涨对我国家庭总体和拥有一套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负向影响;对没有住房的家庭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以上研究在住房价格水平不断变化的情形下,对优化我国家庭资产配置,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80后"家庭风险态度和投资分散化的研究

基于2016年合肥市"80后"家庭金融调研数据,将3种不同风险水平的金融资产分类为7种资产组合,并将新型互联网金融引入到投资组合分类中,研究不同家庭规模投资者风险态度和投资组合分散化程度关系.研究发现,"80后"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低于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水平,投资分散化程度高于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水平;"421"家庭持有的投资组合分散化程度高于非"421"家庭;"80后"家庭投资分散化程度受收入水平影响较大,房产对其投资分散化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上海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存款、住房资产等家庭财富.本文利用2005年1447户上海居民生活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研究发现:在非耐用品消费方面,储蓄和住房资产都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两类资产每增加1%将使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分别增长0.04%-0.05%和0.05%-0.06%,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略高于储蓄资产.在耐用品消费方面,储蓄资产没有显著的财富效应,但住房资产对推动耐用品消费具有显著而巨大的财富效应,住房资产价值每上升1%将使家庭拥有耐用品的概率增加20%左右.在当前"拉动内需促增长"的形势下,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稳定房地产市场,发挥住房资产在促进消费中的"财富效应".     

房产投资在家庭资产配置中的挤出效应研究——基于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家庭微观金融为视角,使用2011年中国金融家庭调查(CHFS)数据, 以我国家庭股票和债券等风险资产所占比重的现状与动态变化为基础,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研究房产投资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参与及参与深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内看,房产投资会降低居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可能性,并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参与深度呈现出反向关系,即房产投资对家庭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强于资产配置效应。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商业保险参与——基于CHFS2017的实证研究CSSCI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Probit模型、Ols模型、Sobel检验法以及KHB分解法,分析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通过财富效应与风险效应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并提高家庭商业保险保费支出以及家庭商业保险总保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信息渠道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间起到中介作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在非农业户口家庭、中东部地区家庭、资产水平较高的家庭中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普及大众金融知识教育、推动相对落后区域金融发展、加强信息渠道建设等建议。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EV等价变换和住房市场供需数理模型,研究我国保障性住房对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和对商品住房市场的挤出效应。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我国1999—2015年除上海以外的省级层面宏观数据,采取MLE估计和sys-GMM法实证检验了现实数据与模型预测的高度契合。结果表明,保障性住房供给在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也会对住房市场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发现,以2007年为住房制度改革转折点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放大了这种挤出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政府住房保障制度改革要协调发展商品性住房与保障性住房,积极承担起保障低收入阶层住房需求的职责。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房价上涨对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的影响研究

探讨中国房价与家庭债务、企业债务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波动。首先利用2007-2021年季度数据,构建了BVAR模型,发现在房价上涨冲击下,企业债务下降而家庭债务、名义利率和产出上升且均呈现驼峰状,即家庭债务挤出了企业债务;而后构建了一个含有异质性家庭、房地产部门、价格黏性和信贷约束的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房价上涨冲击下,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以上特征事实。机制分析表明“非李嘉图家庭”的信贷约束发挥了关键作用,形成了住房抵押效应和住房与债务再分配效应,住房和债务流向“非李嘉图家庭”,推高了利率,使家庭债务上升而企业债务下降,此时产出增长主要由就业增长推动。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比,对家庭部门实施紧缩性信贷政策,将降低利率并形成流动性效应,能够较好地实现房地产市场、家庭债务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协同发展。     

影响农户参保农业保险决策的因素分析

采用辽宁省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方法,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农户农业保险参保决策及投保产量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收入、农业灾害、耕地面积对农户农业保险参保决策及投保产量产生正向影响;农业生产性支出不影响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决策,但是影响农户投保产量的高低;农户风险偏好、负债与农户参保决策及投保产量均为负相关关系;家庭资产数值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概率越低,但是家庭资产对投保产量不产生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新的规避农业风险的手段,这类农户越倾向于参与农业保险;除此之外,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满意程度也是投保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风险态度的农户金融素养与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分析

农户金融素养的高低和对风险的态度会影响其信贷选择,进而影响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微观调查数据,基于贷款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利用prob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剖析农户金融素养和风险态度对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具有正的直接效应;(2)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7.8％;(3)农户金融素养对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受风险态度的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农户素养,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建议,政府实行对于农户风险态度改善的针对性培训,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与风险态度认知.     

社会资本、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

社会资本与宗教信仰会对个人与家庭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3年在全国范围的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社会资本与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更大;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所在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会显著增加约3个百分点;同时还发现,农业生产经营会对农村家庭创业产生"挤出效应";风险爱好型受访者所在家庭更倾向进行创业。     

家庭资产选择、地区经济特征与居民消费水平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总需求明显不足,国内消费持续不振,居民消费亟待提升。基于生命周期假说,从理论上分析了家庭资产选择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决策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6年CFPS的居民家庭数据并匹配同年度地区层面的宏观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资产选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考察了地区经济特征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都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阶段住房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金融资产,可支配收入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2)由地区层面因素造成的居民消费差异占整体消费差异的17.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均对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应产生了正向调节。其中,对金融资产的调节作用更明显,对住房资产的调节不明显。(3)在主要省份中,广东省家庭资产的消费促进效应最大,贵州省、甘肃省最小;与农村家庭相比,中国城镇家庭资产对消费的拉动更明显;财务回答人年龄处于36~50岁之间的家庭,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果更大。研究结论表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积极推动地区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现阶段提升中国居民消费的关键。     

数字普惠金融 能提高家庭资产组合多样性吗？

[提要]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体,本文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组合多样化的影响。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家庭资产组合多样化程度,尤其对农村、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家庭的促进效应更明显。考虑内生性问题、不同因变量度量方式以及多种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随后的机制检验发现,上述效应主要通过降低市场摩擦、提高购买便利性、提升金融素养和提高家庭收入四种机制实现,其中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经营农业或工商业家庭。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居民风险分担

基于Dercon and Krishnan(2003)的理论框架,考察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居民风险分担行为的影响。提出并检验三个假设：第一,新农合具有风险分担的作用;第二,私人借款、转移支付以及变卖资产等私人渠道可以分担风险;第三,新农合对于私人风险分担渠道具有挤出效应。对于村庄—年份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发现：开展新农合的村庄中居民的食品消费和医疗服务支出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险;相比于收到转移支付或者变卖资产,私人渠道提供的借款对于风险分担的作用更明显;另外,已开展新农合的村庄中居民会减少对于生活性借款的依赖。上述研究表明新农合具有风险分担作用,同时对私人风险渠道具有挤出效应,文章提出的三个假设均成立。     

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与收入差异——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借助Heckman模型、交互模型对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收入效应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控制了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就业特征差异后,就业稳定性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控制选择性偏差后,就业性稳定的收入效应仍然显著.就业稳定者的收入比就业不稳定者高出20.2％.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流出地、流入地的推拉力显著影响着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收入效应.     

健康对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国的微观证据

利用“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金融研究”课题组最新公布的数据,研究健康状况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变量、经济变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城镇家庭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健康状况的恶化会降低金融资产特别是风险资产的持有;东部地区风险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较中西部地区高,健康状况好的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概率比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高2～3个百分点;经济类变量对金融资产持有额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累积优势、金融化效应与住房资产不平等——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住房市场化的进程推动了住房向居住和投资双重属性的转变,住房资产不平等成为中国特大城市中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累积优势和金融化效应两个层面分析住房资产不平等的形成原因,结果发现,具有代际和代内累积优势的城市居民可以在住房市场以及住房财富累积上获得较大的优势,而获得过金融信贷和拥有本地住房的城市居民的住房资产优势更为突出.文章提出,住房资产不平等是个人能力、家庭禀赋与金融化效应不平等的传递结果,同时在"住房金融化"的环境下,住房资产成为社会财富增值的分配机制,加剧了特大城市家庭财富分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