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年间散文的时代风骨

明代嘉靖年间,无论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唐宋文派,还是李攀龙、王世贞、宗臣等秦汉文派,都曾相聚在“风骨”的旗帜之下,呈现出“建安风骨推今代”的风貌.严嵩一类奸臣弄权、南倭北寇的侵扰等两大社会悲剧,从相反相成的角度促成嘉靖年间“风骨”散文的两大主题:一是反对权奸乃至“骂皇帝”,二是抗倭御虏.散文创作中具有了新的内涵——融合儒家“节义”、鲜活的时代精神与刚健的文人骨气,其中也有希冀摆脱封建专制思想和复古思潮束缚的个性自由的文学精神,给嘉靖时期的散文“风骨”打上文艺启蒙思想的时代烙印.因而,嘉靖时期的散文风骨形成与“建安风骨”、“盛唐风骨”等同中有异的时代特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     

"唐文三变"新论

关于唐代散文的发展道路,初唐时期,陈子昂主张复古,张说倡导创新,中唐古文运动将两条道路合二而一,把复古与创新融为一体,以复古为旗号,以创新为动力,在理论和创作上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应当重新审视自中唐时期开始流行的"唐文三变"说,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修正20世纪后期流行的"古文运动先驱"说,充分肯定张说在唐代散文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和对古文运动的重大影响.     

明代散文复古思潮中关于“法”的论争

文学史发展中,散文字句篇章等形式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唐宋以来,散文在篇章结构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因此,唐宋派能够通过学习唐宋古文,总结出散文篇章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唐宋之前,汉代则是文学创作中字词运用高度发展的阶段,因此,七子派学秦汉文只看到字词之丰富,体现于创作中只能字拟而句摹。前后七子与唐宋派设定的学古目标不同,但学古的趋向存在一致之处,茅坤、王世贞等都很注重作家之意境、风格与"法"之关系,他们所谓"法",即能体现作家审美风格的修辞法则,其理论本质是对古代散文审美的自觉。     

明代中期文坛的"四变而六朝"--以黄省曾与李梦阳文学观念之异同为中心

<列朝诗集>小传中钱谦益对于黄省曾的看法有失偏颇,比较李梦阳与黄省曾二人在文学观念上的异同,当时结合文坛上以六朝风格是尚的风气,可以肯定王世贞所认为的明代中期文坛上存在着"四变而六朝"这一文学思潮的观点.     

从易堂九子的古文复古理论看清初文章之取径

作为清初著名的一个文人团体,以魏禧为首的易堂九子对明代文坛积弊进行了深刻反思,重倡复古,以正文风.在理论上,他们对明代秦汉派与唐宋派进行了整合,主张打破门户之见,由唐宋上追秦汉,而这正是清初文章复古的主流思想,在明清之际文风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目前学界在论及清初文章之取径时,大抵认为以唐宋八家为独宗,这实与事实不符.     

“宏襟宇而发其才情”——明代前后七子自赎性反思散点的聚焦

明代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间复兴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相继称雄于文坛近百年之久。对于他们勃兴文学复古运动的群体形象,历来文学批评家大多以“拟古”二字加以概括。然而,叶燮、王渔洋等人,却在心平气和的再三审视中,看到了七子派的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有得与失的两面性,认为在反对“剽窃摹拟”、尊重创作个性方面,王世贞等人的诗评“间有大合处”。虽然他们对七子派文论中的“大合处”缺乏系统性的阐述,对其“间有大合处”的动因缺乏深刻的剖析,但却开启着人们深远的思索。     

朝鲜汉文学家柳梦寅对韩愈古文理论的接受与变通——以"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为例

朝鲜王朝中期著名汉文学家柳梦寅的散文理论深受韩愈的影响:反骈文、倡古文,赞同"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但他又对韩愈的理论适当变通,并结合韩愈以来的理论成果和朝鲜的时代特征,扩充了"道"的范畴和内容,辩证地看待"不平则鸣"和"诗鸣其穷"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自己新的散文理论体系.     

对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的再思考

"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这是明代复古诗派的代表人物李攀龙的著名论断,论者往往据此认为唐代的"五言古诗"是不同于汉魏"五言古诗"的新诗体。并且认为李攀龙不选录陈子昂《感遇》诗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带有唐调,不能称之为"古诗"。笔者认为,这其实是对李攀龙的误解。李攀龙这个判断并不是从体裁上立论,而是就"风格"上说,唐代的五言古诗与汉魏的五言古诗在风格上有所不同;而陈子昂却把带有唐人风格的古诗等同于汉魏风格的古诗,这种说法是李攀龙不能接受的。通过对李攀龙这个判断的辨证,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辨体的认识上向着更为细致的方向发展了。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文以明道的现实情怀:唐代韩柳古文论略

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唐代散文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韩、柳古文可以看作是隋唐五代散文的分水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方面阐明了"道"的内涵,对事物的认识更富于独立精神,与现实相关联,使古文具有了活力;在"道"与文学性的关系问题上充分体现了他们文学家、思想家的观点和远见卓识,确立了文学的独立性。一方面他们主张"文以明道",但不否认文学自身的价值与美感,并在古文创作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感慨、不平之鸣。韩、柳在文体上的贡献对唐代古文和后世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意境、情韵与神味:林纾散文学的新色彩

长期以来中国散文学都是以文道、义法为主流,这从根本上规定了散文学的发展方向,限制了审美论的发展。林纾虽然以古文的衣钵继承人自居,但并没有坚守"文道""义法"传统,而是以情性为散文之本,这就使他在散文审美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其中,"意境"、"情韵"与"神味"三说最具代表性,突出地体现了林纾散文学的诗性特质。它们的出现为散文学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也为近现代散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散文学领域里提出"意境"、"情韵"、"神味"诸说,对于源于诗国的这些美学范畴,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     

《读书后》与弇州晚年定论

关于《读书后》所体现的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的变化，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尚未讲清。王世贞晚年并未放弃讲求格调的诗文复古主张，而是对与之不尽相同的倾向采取了包容态度。批评态度的变化，实质是审美视角的转变由早年关注诗丈外在的艺术风貌，转向更多关注作品之外的人品学识和章句之外的旨趣风味。     

柳麟锡的中国体验与东亚认识

柳麟锡师从朝鲜朝华西派李恒老,秉持"卫正斥邪"和"尊华攘夷"思想,是朝鲜朝末期较为典型的保守派文人.作为指导抗日救国运动的朝鲜义兵将领,他在诗文和散文中分析了东亚时事,作出了价值判断,刻画了具乌托邦功能的"中华形象"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日本形象",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东亚认识".柳麟锡试图激起东亚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激发共同的情感,完成"斥洋"话语.柳麟锡建构起来的"中国形象"和"日本形象"属于译介学中的跨文化交际在思想化、主题化、情绪化层面上的表现和反映,它无法从根本上触动本土文学的形式和话语变革,但是却为探讨文化的接受、知识的再生产及其文学化过程提供了文本.     

从《艺苑卮言》看王世贞的诗论

王世贞既主张复古、又反对模拟。主复古是为了树立崇高的美学标准,反模拟是强调学习古人应有正确的志度与方法,两者相反相成,总体目标就是以复古求变革。王世贞认为诗文有严格的法度,作家应该遵守;但他又提出“离而合”的口号,认为不能过分拘泥古法,强调不似之似与妙合自然的美学原则。王世贞对众多作家的评论,显示了他广阔的审美视野与高度的审美水平,其中许多精采的评断,发前人之所未发,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世贞"才、思、调、格"的文体意义

才、思、调、格是王世贞文学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才是才能、性情等先天具有和后天养成的个性特征的总和;思是情感、意义的生成和存在;调倾向于指一切声容意兴的品质;格倾向于指体裁和体貌.这些概念都与古代文论中"文体"范畴的核心意义--体裁和风格有关.他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是王世贞前期诗学理论中对"格调说"最为直接的论述.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述是王世贞对前、后七子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考辩

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领袖,是明代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钱谦益所提出的"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说明了王世贞晚年思想的转变,影响颇大.但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并不完全可信的论据基础之上的.同时,后代文学史一般认为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坚持食古不化的形式主义文风,也是对他们的片面理解.     

论明末崇祯年间皖江散文思想的转变与影响

崇祯时期,皖江文坛经历了从师法秦汉向师法唐宋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与艾南英等豫章诸子相呼应,也直接引导了清初钱澄之、施闰章等皖江作家师法唐宋的散文取向,与侯方域、易堂九子、黄宗羲等一道,共同掀起了清初文坛师法唐宋的思潮,为桐城文派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创作经验.理清这一发展脉络,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桐城文派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清初文坛师法唐宋风尚的形成与发展的状况和理路.     

姚燧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及对元代文风的影响

经过从元初到元中叶许多文人对文与道关系、理与气关系折中调和、合道统与文统为一的不懈努力 ,元代散文最终走向了文章并尊先秦两汉和韩欧的道路。姚燧是元代前期南北文学整合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其散文创作中的明道、复古色彩 ,在折中文理、兼综古今中求得变化的特征 ,影响了元代特有的内容经世致用、文法秦汉唐宋并尊、文采与性理融合的文质彬彬、雍容温雅的散文气象的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