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持股、高管的私有收益与公司的并购行为

探讨公司高管发动的并购行为与谋取个人私有收益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并尝试从高级管理层的私有收益角度对公司高管的并购行为进行研究.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及中国高管薪酬管制和公司并购的特殊制度背景,以1999年～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随机效应回归和分层回归的实证方法,得到一些重要结论.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已经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发动并购行动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和在职消费,而高管发动并购事件谋求在职消费的私有收益动机最为明显.通过分层回归还发现,目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这一股权激励的确能够适当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而发动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行为.     

建筑行业高管年薪与公司业绩实证分析

近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逐年增加,引起了对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的讨论。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建筑行业高管新酬与公司业绩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高管薪酬和公司的每股收益、运营效率、公司规模、资源使用效率都存在正相关性。公司业绩越好,高管的年薪越高,高管年薪和公司业绩呈现显著相关性。     

薪酬激励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高管背景特征的调节效应

以深交所2011—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有序回归的分析方法,检验薪酬激励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以及高管背景特征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可以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提升作用,且这种作用受到高管背景特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高管团队的女性比例和受教育程度对薪酬激励和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由此,企业应针对不同类型的高管团队制定不同的激励措施,以提升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高管团队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行业特征的跨层调节作用

高管团队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是公司治理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热点议题之一,但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本研究基于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以99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阶层线性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及行业特征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高管团队垂直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2)高管团队垂直薪酬差异与水平薪酬差异对企业绩效具有交互作用;(3)行业内高管薪酬差异程度对高管团队垂直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跨层负向调节作用,同时对水平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跨层正向调节作用;(4)行业内技术密集性对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跨层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为不同行业特征下的企业进行合理的高管团队薪酬结构设计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人力资本、组织因素与高管薪酬:跨层次模型

针对高管薪酬决定的现有研究停留在单一层面和对高管的人力资本关注不足的问题,本文获取了2007-2009年在深沪两地上市公司的17368个高管个体样本与对应的1923个组织样本,通过构建跨层次模型(HLM)研究发现,在个体层面上,高管人力资本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组织层面,公司绩效、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监事会规模、无形资产比例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个体层面因素解释高管薪酬的总变异与组织因素解释高管薪酬的总变异接近相等.依据国有股比例分类,本文通过构建HLM发现,当国有股比例在50％以上时,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无形资产比例(负向)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关系不显著.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股权制衡对并购中合谋行为经济后果的影响

以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股权制衡对并购活动中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影响。通过大股东效用模型论述股权制衡的治理功效,构建以Shapley指数计算的股权制衡度变量,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6年的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对模型推论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尝试以并购手段掏空上市公司时,将采取向高管人员提供利益回报的方式与其合谋。如果公司中存在制衡股东,高管人员获取私有收益的空间将被压缩,低效并购造成公司业绩损失的情况也会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当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时,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高管人员通过并购获取的私有收益越少,公司的并购绩效也越好。     

告白还是辩白——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研究

本文以环境信息披露为切入点,从经济学的信号传递理论和政治学的合法性理论两个竞争性的视角,验证企业自愿披露非财务信息的动机。借助自行构建的企业环境表现和环境信息披露评价指标,基于2008-201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检验发现:(1)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2)当企业环境表现水平较高时,环境表现越好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并且信息质量较高;(3)当企业环境表现水平较低时,环境表现越差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这一特征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并且披露的信息以数量而非质量取胜。本文突破了以往基于单一视角和线性关系的研究,在理论和数据等方面丰富了自愿性非财务信息披露的文献。     

告白还是辩白——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环境信息披露为切入点,从经济学的信号传递理论和政治学的合法性理论两个竞争性的视角,验证企业自愿披露非财务信息的动机。借助自行构建的企业环境表现和环境信息披露评价指标,基于2008-201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检验发现:(1)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2)当企业环境表现水平较高时,环境表现越好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并且信息质量较高;(3)当企业环境表现水平较低时,环境表现越差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这一特征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并且披露的信息以数量而非质量取胜。本文突破了以往基于单一视角和线性关系的研究,在理论和数据等方面丰富了自愿性非财务信息披露的文献。     

多业绩指标竞争与事前谈判:高管薪酬合约结构的新视角

在中国高管薪酬合约中,多个业绩指标之间怎样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是否会使得薪酬合约谈判前置?中国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通常会披露次年的收入目标,利用2001~2012年的数据,我们采用差分模型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合约是复杂而动态的。复杂性体现在,对于民营企业,利润始终决定着高管薪酬的变化;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收入达标是利润指标使用的"门槛"(条件函数)——收入达标的情况下薪酬与利润高度相关,收入未达标的情况下薪酬与利润的相关性显著降低。动态性体现在高管薪酬可能不仅是事后的结果,国有企业高管更愿意通过事前谈判来减轻收入考核的影响。本文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合约结构的理解,揭示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条件效率"特征,并将高管薪酬合约的研究从事后拓展到事前。     

小样本协整系统的检验

采用Mon te Carlo 模拟方法, 给出了小样本容量下协整检验临界值的响应面( respon se su rface) 方程. 结果表明小样本协整检验的临界值不仅与样本容量有关, 还依赖于协整检验中 的滞后阶数. 最后对中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进行了小样本协整分析.     

批评应把握好原则

领导者不仅担负着管理单位日常事务的责任,也担负着教育下属的任务。当下属在工作中出现错误时,给予适当的批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批评作为领导者的一种执政活动方式,有其独特的内在规律性。     

供应链的协作供应问题研究

当供应链某活动环节的物资需求量过大时, 一个供应点常常不能提供其全部所需物资. 因此, 实际应用中需要多个供应点共同参与. 针对供应链物资需求的特点, 提出了多点协作供 应的数学模型, 通过引入可行方案的定义, 给出了可行方案存在的判定定理, 以及可行方案的 构造方法. 然而一个可行方案可能包含太多的供应点(太多的供应点有时意味着较高的生产准 备费用) , 因此该方案可能并不实用. 考虑到方案可靠性及费用, 给出了求取优化方案的一个启 发式方法. 最后对模型的系统软件集成进行了简单探讨     

Ambiguity in the Small and in the Large

This paper considers local and global multiple‐prior representations of ambiguity for preferences that are (i) monotonic, (ii) Bernoullian, that is, admit an affine utility representation when restricted to constant acts, and (iii) locally Lipschitz continuous. We do not require either certainty independence or uncertainty aversion. We show that the set of priors identified by Ghirardato, Maccheroni, and Marinacci's (2004) “unambiguous preference” relation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union of Clarke differentials. We then introduce a behavioral notion of “locally better deviation” at an act and show that it characterizes the Clarke differential of the preference representation at that act.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iors identified by these preference statement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local) optimizing behavior.     

Money in Search Equilibrium,in Competitive Equilibrium,and in Competitive Search Equilibrium

We compare three market structures for monetary economies: bargaining (search equilibrium); price taking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and price posting (competitive search equilibrium). We also extend work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oney by allowing a general matching technology and entry. We study how equilibrium and the effects of policy depend on market structure. Under bargaining, trade and entry are both inefficient, and inflation implies first‐order welfare losses. Under price taking, the Friedman rule solves the first inefficiency but not the second, and inflation may actually improve welfare. Under posting, the Friedman rule yields the first best, and inflation implies second‐order welfare losses.     

One-stop health care shopping in America--made in India

A multispecialty group practice in southern Maryland offers patients a multitude of services, while all billing and record keeping is completed overnight in India.     

网上创新竞争中解答者对发布者的信任问题研究

困扰网上创新竞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发布者作弊问题,它降低了解答者对发布者的信任,网络平台也采取各种方法监督作弊行为。为此,研究2个紧密关联的问题:①影响解答者对发布者信任的因素;②网络平台如何设定合适的监督水平。对问题①,基于信任理论构建研究模型,通过大样本问卷调研检验假设,结果表明:现有的信誉机制作用不显著,而网络平台本身的信誉和解答者满意度对信任有显著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凸显了网络平台服务水平的重要性,也是研究问题②的驱动因素。问题②的研究方法是博弈论,通过逆向求解,分析网络平台如何平衡成本和信誉来制定监督水平。最后,给出了主要结论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寡头市场产量与价格推测变差之间的关系

用于研究寡头垄断市场的推测变差方法,可以将各种寡头行为模型进行统一,本文在这个基础上,考察了产量推测和价格推测之间的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和指导实践,尤其是战略管理,都有一家的帮助。     

消费者选择的Multinomial Logit模型及其应用——以我国轿车市场为例

本文运用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研究消费者在选择产品过程中其个人特征对消费者选择某个特定因素作为首选因素的影响以及相应的边际影响效果.通过对我国轿车消费者购买选择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MNL模型能够很好的反映轿车消费者个人特征和消费者购车时选择特定的因素作为首选因素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消费者选择的首选因素会随着消费者个人特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