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城市化、地方自治与近代上海行政区划的变动——民初“闸北区域问题”初探

近代上海的闸北城区处于上海、宝山交界地带,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地方自治运动中,此地设立了"闸北市",1927年"闸北市"成为上海市政府下辖的一个行政区。在民国初年的上海,"闸北区域问题"曾引起广泛争论。透过这场争论可以看出,闸北独立行政区域的形成是租界设立、城市化发展和地方自治运动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租界的存在为之提供了基础,城市化发展为之提供了条件,地方自治运动为之提供了动力。闸北"区域问题"凸显了制约近代上海行政区划变动的主要因素。     

上海租界的空间权力与文学书写

上海租界与华界给人截然不同的空间感.两个上海的存在及其毗邻关系,生成了并置、对照的空间结构,空间权力争夺激烈.外侨采取“空间殖民主义”建构上海“异托邦”,通过标示空间的等级性、设置空间门禁来显示种族身份的优越感,通过象征性空间表明主人翁地位.中国知识分子处于双重帝国的边缘,应对空间殖民主义的话语策略并不一致.通俗作家解构上海空间神话时,倾向于将上海与乡村勾连,叙事风格不无夸饰.新文学家往往是上海的寓居者、漂泊者或闯入者,穿越喧嚣的租界空间,以阶级性的民族主义来观照租界的弄堂、公园和马路.两个上海的存在和空间的对照关系,规约着上海叙事的基本思路,影响了现代文学的文本特征.     

论清末民初上海的食品安全政策

清木民初,上海存在着大量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了应对日渐突出的食品卫生隐患与危机,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从组织机构、法规建设、技术保障等方面开展了具有现代意义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成为近代中国食品卫生事业制度化的先行地区。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过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租界与自开商埠行政法律制度的差异性初探

租界制度使西方列强开始染指中国的各种制度,本由中国政府才能行使的行政、法律权力在租界则须由外人参与,自开商埠中各种权力由中国官民自己行使。但是租界行政管理制度及立法、司法制度的确立,为华界和其它商埠提供了先进的制度示范作用,而自开商埠在仿效过程中出现了自身的特点。     

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化(1843-1862年)

以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为标志,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场划时代的沧桑之变随之启动,它的策源地是在被划入英租界的外滩。1844年初外滩已率先跨出了传统农村社会的门坎,到了1862年前后,伴随着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起义的历史阵痛,上海的租界地区已从江南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剥离,草创了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第一个国际性的商业化城区。     

城市化与乡村聚落的空间过程——开埠后上海东北部地区聚落变迁

通过对1843—1949年上海市闸北、虹口、杨浦三区,即上海东北部地区聚落的时空变化过程进行个案研究,作者指出由于受到上海开埠后租界地区城市化以及新交通线路形成的影响,上海东北部地区的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呈现出以租界城市建成区为中心的圈层构造:南部地带由自然村落、集市——市区演化;中部地带经历了自然村落数量迅速增长,之后再由村落、集市——城乡过渡带——市区转变;外围地带则表现为自然村落增多以及部分地区演化为城乡过渡带。简言之,上海地区的聚落空间结构在开埠后经历了由传统的以商业市镇为节点的网络结构,向以城市建成区为中心的圈层结构转化的历史过程。     

居民参与共治的路径拓展

作为上海市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心城区，闸北区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在闸北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区委书记翁祖亮强调，要着眼于谱写中国梦闸北篇，努力打造“活力闸北、平安闸北、和谐闸北”。这就对居委会自治工作提出了居民参与要有序扩大，居民自治能力要稳步提高的要求。     

孤岛时期巴人的文艺理论建树

(一) 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十一月十三日,日军占领市华界及上海周围地区。一个月后,南京也沦于敌手。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如郭沫若、茅盾、周扬、田汉、夏衍、洪深、阳翰笙、黄源等先后撤往内地、香港,或抗日民主根据地、游击区。许广平、王任叔(巴人)、孙冶方,姜椿芳、林淡秋、梅益、平心、柯灵、蒋天佐、恽逸群、唐弢等,则转入租界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截止到一九四     

上海租界华洋杂居形成的社会背景分析

上海租界之初，华洋之间规定表严格的界限。但随着来到上海的外国人人数的增加、社会局势的变动和租界自身的谋求发展，大量的华人涌向租界，华洋分居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形成华洋杂居的局面。本文试从社会背景的角度，以华洋杂居的开端、社会动荡华人大量涌入对租界的影响、华人绅商及谋生文人的促成、华洋文化的交融及英语学习的影响这四个方面对上海租界华洋杂居形成的社会背景进行阐述。     

太平天国运动对上海租界近代化的影响

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的军事活动以及受其影响而爆发的上海小刀会起义 ,使大量难民避居上海租界 ,其中既有贫苦百姓 ,亦有江浙一带的富商、地主、官僚。难民不仅带来了大量资金刺激了钱庄的发展、房地产的开发 ,而且为租界提供了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 ,成为其发展的一大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