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正> 我国明代的伟大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一颗稀世明珠;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西洋戏剧史上的一件罕世瑰宝。汤显祖(1550-1616)和莎士比亚(1564-1616)生辰仅相差十四年,而死于同一年。两位才华横溢的戏剧家,都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不仅都致力于戏剧,而且都是久负盛名的诗人。汤显祖的诗集《红泉逸草》,以文彩绚烂多姿,感情宛转缠绵而名闻中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则以音韵优美动听,感情热烈奔放而风行欧美。自然,他们的主要成就都不在于诗文,而在于美不胜收的戏剧创作。莎士比亚以他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而驰名欧美,成为英国戏剧界的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礼记·乐记》的用《诗》与用诗

《乐记》的引诗存在着用《诗》和用诗两种情形,前者是对《诗经》诗句的直接引用,后者与诗的音乐功能密切相关。两种情形各有其特点。人类的类比思维方式,诗、乐、舞的三位一体,周人的礼乐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对诗的广泛需求,是形成《乐记》用《诗》与用诗的文化根源。     

《潜夫论》引《诗》考

《潜夫论》引《诗》具有形式多样、依据说理需要灵活用《诗》和以《雅》、《颂》为主的突出特征,体现出王符继承先秦时期"以《诗》为教"传统的《诗》学思想;但他又不囿于故说,而是根据论述需要对各家所说融合而用,甚至突破四家《诗》说,纯据诗句文本涵义进行论述。     

《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程颐《诗》学中的义理化倾向

宋儒所倡之＂理＂,是指万事万物背后的一切平常之＂理＂,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最高范畴,所指范围要比汉儒之＂理＂广。宋人注重思辨的考索,既以《诗经》上的观点来证其道,又以其道来论《诗》,在《诗》与天道之间再加上一个＂理＂,由此,宋儒的解《诗》也就别有一番天地,实际上是逐渐将《诗》理学化了。     

孟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孟子用《诗》多为引诗证己,即借《诗》来说理论事,但孟子却不再把《诗经》奉为圭臬,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变通的说法;孟子《诗》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另一有价值的命题,就是孟子提出了关于“怨”的定义。     

由西周“乐语”到孔门说《诗》——儒家《诗》学体系的初建

西周是重“声”的时代,其时《诗》是诗、乐、舞三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诗》的文字内容附着于“乐”而存在,并根据礼仪被用于贵族宴享。“乐语”可被视为最早的《诗》评文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在导致《诗》乐分流的同时,《诗》的礼用旨归亦受到破坏。对《诗》的应用不再依礼而行,赋诗断章成为潮流。赋诗断章虽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同时亦给了《诗》以重新阐释的空间。孔门说《诗》由此而出,孔门学者用《诗》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开启了用《诗》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兴”这个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孔门学者重联想譬喻的解《诗》方式。用《诗》与解《诗》是他们对待《诗》的两种基本态度,早期儒家的《诗》学体系即由此建立。     

《左传》用《诗》初探

春秋史书《左传》，记载了大量的时人引《诗》赋《诗》的实例，由此揭示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用《诗》之风起始兴衰的流变过程；（２）用《诗》之风广布深入的社会渗透；（３）断章取义用《诗》方法在春秋之际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断章随意，而且取义灵活；（４）《诗》在春秋的社会功用，除去人们熟知的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工具外，更多的是把《诗》作为治国之道、衡量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先王的法令制度来使用，即以《诗》为史，以《诗》为礼，甚至以《诗》为法的运用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 ,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 ,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 ,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 ,除儒家外 ,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 ,主张焚毁 ;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 ,主张废弃 ;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 ,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诗薮》的体制特点及理论特色

从《诗薮》体制可见胡应麟的精心设计,该书可以看作是一部诗歌史。但在内容上《诗薮》仍未摆脱传统诗话的影响,诸如笔记体、分类含混、内容驳杂等特点都与传统诗话没有根本差别。在《诗薮》梳理和研究诗歌史实的背后,可见其诗学理论的潜在架构。即以辨体思想为核心,从三个方面加以支撑：＂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的诗歌发展理论;＂法、悟、化＂三阶段的创作理论;＂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并重的审美理论。     

东汉诸子引《诗》特征探微

东汉诸子在引《诗》时采用了"引用《诗》句""引用《诗》题""借用《诗》句""化用《诗》典"四种方法,并以前两种为主,体现出明显的宗经倾向,后两种方法虽然使用较少,但也体现出东汉诸子"主体性"增强的通变特征.在引《诗》篇章分布方面,东汉诸子引《诗》偏重《雅》《颂》,表现了重"陈义""述德"、轻"言情"的用诗功能.在引《诗》用意方面,东汉诸子引《诗》以礼仪制度、名物训诂和道德修养为主,体现了以《诗》为教的宗经倾向,亦反映了汉学重训诂的治经特色,此外对于思想观念、政论、历史等方面的关注,体现"多元化"的通变特征.上述三方面的引《诗》特点,体现东汉诸子宗经,但又通变,且呈现"主体性""多元化"的特质,这与"新子学"的精神与原则相一致.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从《左传》用《诗》看《诗经》的雅

以先秦文献中用《诗》较多的典籍——《左传》,结合其用《诗》情况,考察《诗经》中的《雅》,提出《雅》诗首先是政治诗,《雅》的编组以其政治内容为标准的观点;另外,《左传》中的逸诗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近于《雅》诗,更归属于《雅》诗一类。     

《荀子》引《诗》类例考

在荀况看来,《诗》是百家思想的源泉。《荀子》一书中只有5篇未引《诗》言志。从其引《诗》的形式和作用来看,主要可分为三大类:化用《诗》为结尾,解释《诗》作为论点,引用《诗》作为论证依据。因此,《荀子》引用《诗》的方式显然以运用为主,即使称为引,也是作为自己的论点的论据之用。     

近十年《诗品》诗“怨”理论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对《诗品》诗＂怨＂理论的研究,主要是纵向的古代文学或文论史的＂悲怨＂流脉研究;横向的单一的从某个角度对《诗品》诗＂怨＂理论的研究。而从多个角度,对《诗品》诗＂怨＂理论进行纵横结合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探讨价值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