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

心性论是理学的主题。而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形成渊源则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过程,儒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分析佛教哲学在传统儒学影响下逐渐心注化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探讨朱嘉既吸收佛学的理论精华又超越佛学建立心胜论的理论过程。     

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到宋代依然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学理论思辩性强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它的佛性论方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尽管也和宋代其他士人一样,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方东美论中国大乘佛学与道家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和“内具圣德”的人性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印度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肯定了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后,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导致的儒家思想衰退、道家思想复兴时期,因此外来的佛学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这种对于儒家与道家在魏晋思想界不同地位的看法,再次表明了方东美在学术文化上反对卫儒家之“道统”的基本态度。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陆王心学与早期禅宗心性论关系的再考察——以王阳明和神秀、慧能为中心

理学与心学是宋明理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作为陆王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继陆九渊“发明本心”之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命题,使宋明理学更进一步接近“中正仁义”的“人极”指向.王阳明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涯以及早年的参禅经历皆为其心性思想的重要来源,而后者往往为学界所忽视.通过将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性论与禅宗北宗神秀、南宗慧能的心性思想作相关比较,分析与诠释其对早期禅宗代表人物神秀、慧能心性思想的借鉴、融合,有利于了解宋明理学与禅宗之间的相互融摄关系;发现儒佛两家在为学理路、思想旨趣等方面的具体差别;并对探究宋明时期儒家心性思想为何由传统之人生、伦理视角转向心性本体层面提供有益参考.     

直觉的辩证法--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

直觉的辩证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它不像西洋哲学的逻辑辩证法那样追求严格推理,以证明概念的逻辑关系,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学的"般若智",都是要人超越有限的生命以达到无限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心性修养和"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为体、理智为用都体现着一种重视宇宙人生的自觉精神.     

中国心性论第三种形态:道家心性论

本文认为道家心性论是与儒家、佛教心性论迥然相异的中国心性论的第三种形态。道是道家心性论的理论基础,由道而性、而心,是道家心性论的具体展开。命论与生死论,是道家心性论的外在延伸。致虚守静是道家修养论的主旨。自然、自在而自由,和谐、和睦而和适,是道家心性论的基本内容。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1923年的“科学与立学论战”中，张君劢走上建立儒化生命哲学之途。他精心建构了一个以“心为实在”为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论为核心，以提倡复归宋明理学的“内生活之修养”为归宿的“新玄学”体系，由此而成为与梁漱溟齐名的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论创建儒化生命哲学之先后，当推梁漱溟为开山；但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之把握，从而更巧妙地使之儒学化方面，则张君励远胜过梁漱溟，因此其思想体系更具有“中西合壁”的特征。时下学术界对梁漱仅、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张君励的…     

李翱复性学说及其思想来源

隋唐以降,在佛道的挑战之下,儒家学说在心性论方面处于劣势。李翱于是提出复性学说,试图通过对儒家原有典籍《中庸》、《大学》、《易传》和《孟子》等书中有关思想的重新阐释,构筑起一个儒家心性论体系,与佛道相抗衡,他认为人人皆有与圣人一样的至善本性,凡人只是由于情欲遮蔽了本性才没有成为圣人。只要人们停止思虑,灭息妄情,复归本性,就能达到诚的境界,成为圣人。他的复性学说是吸收佛教和道家思想改造儒家心性论的一个有益尝试。     

试论惠能心性论对二程的影响

佛学和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惠能的心性论以自性为核心概念,打通了身、真心、自性和佛性,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价值和地位。二程在批评禅宗社会影响的同时,又在吸收和改造惠能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天理为中心,把情、心、性、理相贯通的心性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哲学。     

禅宗的哲学旨趣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在哲学上主要不是论证宇宙本体“非有非无”的性空,而是以心性论作为其哲学核心。禅宗的哲学代表了唐代哲学的最高水平,也极大地影响了新儒家心学这一学派,成为其直接的源头活水之一。     

文元心法--晁迥三教思想研究

宋代著名中原文化大家族昭德晁氏的奠基者晁迥的三教思想,并非以儒家面目来融合三教,而是以佛学为支点,以佛教义理来反观儒道两家学说,发掘儒道两家的心性论资源,从而在方法上和随后出现的新儒家相合.     

唯识学“刹那”义在近代的再中国化——兼论唯识学、儒学与西方哲学的交融

唯识学“刹那”义对近代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受支那内学院影响的哲学家熊十力、李石岑等人,他们都认为宇宙万物,包括心识或心性都是“刹那灭”的或说刹那生灭的,这是唯识学种子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内学院重点宣扬的唯识学的特色理论之一。不过,熊十力等新儒家认为这刹那生灭的宇宙是刚健有为、活活泼泼的,他以《周易》的“生生”之义赋予在这“刹那”义上,从而归宗到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立场上去了;而李石岑则以“刹那灭”义诠释人生之“生”,用唯识学接引了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强调刹那变化的人生背后有着一种创造的意欲,这便偏离了唯识学而更接近柏格森等人创造的进化论了。“刹那”义曾是这些知识分子建构近代形而上学的“共同知识”。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点

南开大学哲学系卢升法先生的专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最近问世了。全书分“佛学”、“儒佛交融之展顾”、“佛学的近代化”、“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四编。这是一项新的学术成果,它为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学相互嬗递、会通融和的历史进路及现代结晶,同时向学界提供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     

远绍周敦颐的阳明心学

周敦颐是借鉴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道德哲学的宋明理学的先行者,王阳明则是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心学的集大成者.周敦颐对理学所起的开山作用有:汲取道家道教的本源论,建构无极(太极)的生成论以证明儒家伦理存在的合理性;借鉴佛道的本体论思维,构建诚的价值本体论;含纳诚、乐、仁、静等儒佛道的气象;提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无欲主静等修养工夫.王阳明对周敦颐的继承和发展在于:改造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源论思维,使之成为本体论;承继周敦颐的诚的内涵,并使之从价值本体上升为宇宙本体;统摄儒佛道包括周教颐之诚、乐、仁、静的境界;承袭周敦颐之立志、无欲主静和迁善改过等工夫论.     

浅论宋明理学心性论述的发生及其对儒学的改造

理学心性论是沟通哲学之体与伦理之用的重要组成。它凸显了道德规范向道德实践转化的主体性,是儒佛的双向融合的新阶段。以重新发现的心性为平台,理学基本实现儒学复兴。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排佛论

北宋时期,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儒家学派从学术思想上对佛教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北宋儒家学派的排佛论,除了继承前代思想从道统、伦理、功利几个角度批判佛教外,还在佛教最为擅长的存在论、心性论上与之展开论辩,以儒学的一贯之道批驳佛教学术的偏颇与反常,从而促进了儒学自身的创造性转换。     

体用与性相--略论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继承与改造

熊十力哲学是通过对大乘佛学的独特诠释建立起来的.这种诠释的根本特点,就是以体用解释性相.对于大乘佛学来说,性相问题是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无论是大乘的空宗还是有宗,都是从存在论的"真"、"妄"分别的立场来说明法性、法相及其相互关系的.但华夏文化传统是以体用-元为其基本思想构架,故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往往也把这作为诠解印度大乘佛学的出发点.这种诠解必然包含了一种思想语境的转移.故空有二宗的理论在传入中国后,都被融入如来藏思想的系统之中了.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阐发,也是以体用一元为出发点的.熊氏的体用论是一种生存论的体用哲学,它主要来自于<易传>,实际上是以易解佛,同时也是以佛解易.这种解释实质上是把问题从存在论转移到生存论领域.     

梁漱溟与柏格森哲学(下)

1984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在内容上已有许多解放后的思想掺入其中,但其大旨则与当年相去不远。总的说来,梁漱溟此后对柏格森哲学的理解受到了中国哲学的背景影响,并且他又反过来用柏格森的一些学说企图对儒家的道德人性论作出新的解释。我们姑且把这以后的哲学称为后期哲学。梁漱溟前期的哲学基本以佛教唯识学为主体,后期则可视为以儒家心性学说为主体的道德人性论。在前期,梁漱溟并未将柏格森哲学和佛学揉为一体。在后期,他则企图将柏格森哲学和儒学揉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