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基于文化价值的中国消费区域差异实证研究

该文从消费文化价值的视角实证研究了中国消费区域的差异性。研究表明,中国消费文化价值系统由“长期与短期导向”、“人与宇宙”、“不确定回避”、“物质主义”、“时间导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情绪化与情绪中性”7个维度构成,除“人与宇宙”维度外,其他6个维度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东、华中7个区域表现出显著差异。最后,文章探讨了研究结果在市场营销管理上的运用。     

论“人身危险性”

从“人身危险性”的概念、问世根源、理论依据及其所主张的内容、如何衡量“人身危险性”以及现行刑事立法对衡量“人身危险性”的规定等六个方面作系统论述。     

论沈约的“文章三易”说

沈约在文学批评方面曾提出“四声八病”说和“文章当从三易”说。“四声八病”说即“声律论”,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而“文章三易”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文章三易”说是沈约很重要的一个文学观点--写作诗文要“易见事（事即典故）、易识学、易读诵”,这是文学发展的方向,而“声律论”就是在诗文要“易读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沈约“文章三易”说的提出,是基于他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思索,“文章三易”说对永明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德勒兹电影理论视域中的类型电影

德勒兹电影理论中运动影像的部分基本上与一般所谓的类型电影范畴重合,他从本体、系统、构成三个方面对类型电影进行了把握：在本体方面,他提出了“内外不分”的“感官机能”本体说;在系统方面,他探讨了类型分类的形式主义原则;在构成方面,他描述了欲望碎片在类型电影中生成和被文明包裹的“冲动”构成模式。其类型电影理论兼顾了类型电影工业生产和艺术的属性。     

清中叶以来北京官话反身代词的演变

通过对清中叶以来的语料进行调查,发现北京官话反身代词系统先后有“自家”的消失、“各自”和“各自各儿”的出现、“自己个儿”和“自个儿”的出现等演变,并最终整合为“自己”和“自个儿”两种各有分工的形式。北京官话反身代词系统内部的演变,与北京话的减音等现象关系密切。     

论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两希”文明底蕴

 在对“两希”文明和谐平衡这一西方文化理想的呼唤中,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用精彩的镜像语言,对一系列具有浓重宗教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展开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只有放在“两希”文明的背景中,才能获得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理解。温暖的童年经验,使得将“全部创作建立在童年印象基础上”的伯格曼,获得了汲取各种文化给养的能力和兼容并蓄的潜质;伯格曼从基督教的“罪与罚”中超拔出来,在“意识”与“良知”、“知”与“行”统一融合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推进着理性与信仰殊途同归的进程;在个体精神的层面上,伯格曼与存在主义达成一致,将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艺术与神圣存在相互交融,以“在静穆中激荡”的影像风格,传达着“两希”文明相互包容的哲思。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细节的政治——近年来海外汉学视野中的张爱玲研究

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日据上海时期的写作形成了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生活与战争、宏大与细微的另类叙事潮流,尤其是张爱玲极具特色的"细节"描写,更蕴藏着特殊的人生观和政治诉求。近年来海外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开展张爱玲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其中观照张爱玲以及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与政治关系的特殊视角值得关注。     

张嘉璈与中国银行的专业化改组

张嘉璈是中国银行早期经营与发展中最重要的决策者。1928年，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在总经理张嘉璈的领导下开始进行专业化改组。为了学习国外银行办理汇兑业务的经验，张嘉璈和随员赴欧美各国进行考察学习，并联系代理银行，筹设中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中国银行的外汇相关业务不断被拓展，于1930年成立了专司其责的国外汇兑部，迈出了专业化改组中关键的一步。但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银行的专业化发展之路并不顺畅。由于国民政府急于建立垄断金融体系，排挤代表商股利益的总经理张嘉璈，他被迫于1935年辞职，中国银行也没有在他的任职期内最终完成专业化改组。但张嘉璈对于中国银行专业化改组的努力奠定了中行作为国际汇兑银行的基础。     

从心所欲不逾矩——译者主体性在张爱玲译作《海上花》中的体现

张爱玲以她卓越的创作与翻译成就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但国内对张爱玲的研究明显偏重于她的创作。本文拟以张爱玲译作《海上花》为个案,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这一文本进行解读,以期对其翻译观进行梳理,抛砖引玉,为张爱玲翻译研究尽微薄之力。     

张爱玲小说中的“留洋者”探究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身份特殊的"留洋者",他们代表了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裂,以拯救者的姿态给女性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但由于多种合力因素的影响,他们同样成为特定时代的牺牲品。张爱玲塑造这批"留洋者"的原因是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畸形的家庭环境,她企盼以西方现代文明来批判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寻求解放的新途径。从这点而言,张爱玲无疑继承了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五四"文学精神。     

20世纪以来《聊斋志异》海外研究综述

20世纪之前,海外主要是对《聊斋志异》进行翻译和介绍,未展开学术方面的研究。20世纪以来,海外对《聊斋志异》主要进行了文献考证、思想艺术与社会文化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聊斋志异》的海外研究,弥补了国内研究文献的不足,深化了中外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比较,拓展了研究路径和视角。比较而言,《聊斋志异》海外研究的文学性、艺术性、表象性研究数量较少,有的存在以偏概全、以虚代实等弊端。     

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区域差异与企业技术创新

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一直被认为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文章利用2013—2017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海外来源地与企业所在地的区域差异对高管团队海外背景的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包括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及研发效率。结果显示,尽管高管团队海外背景整体上激发了更高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但也导致了一定的创新效率损失。高管团队海外背景来源地与企业所在地差异均会影响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在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方面的表现。     

长安是中国的文化标识

为探讨长安是中国的文化标识这一命题,对建都长安的西周、秦、西汉、隋与唐时期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行综合研究;通过对蓝田猿人、半坡遗址、西周青铜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唐长安城等大量考古遗存与史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华之礼得周公而制,中国之政得秦皇而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定,中国之盛得唐宗而成,不断进行的制度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分析认为,长安地区是炎黄故里、儒释道圣地,是汉语、汉字起源之处,汉赋、唐诗繁盛之地,创立和繁荣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分析结果表明:长安是丝绸之路新起点、光复伟业最高地,新时代、新长安必将在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     

胡怀琛与《尝试集批评与讨论》简

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仅月余,诗人学者胡怀琛撰文对之发难,并替胡适改诗,由此引发一场笔墨官司。嗣后胡怀琛搜集相关书信文章汇成《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出版。细读《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史料可见：胡怀琛对胡适的态度平和低调,而胡适对胡怀琛的态度则轻蔑傲慢;胡怀琛评改《尝试集》的目的是打磨新诗艺术。胡怀琛的诗学观念亦新且旧,学人对胡怀琛的评价不高,但胡怀琛对《尝试集》的评改,从批评实践层面为五四新诗建设提供了诸多诗学启示。     

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特征——谢元鲁教授访谈录

中国史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焦点之一。访谈中,史学界知名学者谢元鲁教授对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海外对中国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兴起于晚明;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研究特征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深层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了解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在海外增加投资时会受到海外区位中环境因素和企业前期投资经历的影响,具有较强的跨期关联性。结合静态和动态投资视角,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借鉴和经验参考。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跨国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层面和东道国层面选取了12个变量,利用Logit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分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表明:企业的资金资源优势、管理层企业规模偏好、企业所有权属性优势、企业自身投资经验、同行业其他企业投资经验、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集聚、东道国市场信息溢出以及东道国良好的经济、政治和政策环境,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企业所有权属性对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性和行业差异性。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应综合考虑企业自身资产结构和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依据企业所在行业的特色和优势,在不同的东道国采取适宜的投资决策,通过抓住投资机遇、利用行业集聚效应等推动海外增加投资能快速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