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越界"与"话语振摆":文化诗学的"理论链"建构观念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全面崛起于后现代文化的话语场,在与各种当代理论的相互碰撞之中逐渐形成文化诗学的学术品格.在泛文化形态的历史批评中,它提倡文学研究从历史文本转向文化形式而建构跨越学科界限的诗学概念;在历史性的文化批评中,它主张在各种批评理论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实现跨越话语界限的批评理念.从文学研究的越界批评到文化理论的话语振摆,文化诗学以文化文本的概念重新引入历史文化的整体性思路,在泛文化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理论话语的对话体系.     

话语、中国话语与文学理论的创新

"话语"是国内外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回顾和总结3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话语"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所谓话语,是指文学对话关系中的术语和范畴."话语"是文学理论构成的主要元素,也是浓缩着文学思想的理论构件和载体.因此,"话语"对于文学理论的创新来说极具重要性.文学理论"话语"的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大致可以在个人话语、民族话语、国家话语和世界话语四个层面上进行.其中,个人话语的创新是基础.也最关键,其它三个层面的话语创新都要通过个人话语创新来实现.所以,要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文学经验为基础,不断提出和解决中国文学问题,创造中国文论话语,并进而建构中国文论体系.只有这样,才不仅能够在世界文论中取得"中国话语权",而且还能够为世界文论建设不断地输送中国的新鲜材料,作出中国文论家应有的贡献.     

政治话语:基督教文化在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本质态

基督教文化因素,并未在1949-197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中销声匿迹,只是基督教文化在现代汉语文学建构中的话语方式,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发生了深刻变化,从20世纪上半叶的伦理话语转向政治话语,再由政治话语演变为文学修辞.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督教文化因素,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的个人心性中,还程度不一地发挥着信仰改塑、苦难担当、灵魂救赎和文化政治的功能,其存在方式也更为内在、更加隐蔽.它对新中国文学修辞和文学意义的丰富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想象中透露出独特的宗教意味.     

论文化话语的文学生成路径

文化话语的叙述能力和传播能力直接关系到文化软实力、文化影响力的强弱。文化话语的生成母体是相应的文化资源,文化话语在文化产业或文艺作品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过程中生成。文化话语的最佳生成路径是借助文学媒介来实现。从文学内容到文化认同,是文化话语生成的母体性、再生性元路径。"文化话语场"是文化话语形成后的存在方式,一系列形态各异、内核趋同的"文化话语场"最终构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类型:前者的考察单位是整个社会,后者则聚焦于跟世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个宏大的巨型景观,文学话语更为关注普通的小人物和底层,对于日常领域的反抗能量具有超常的敏感。历史话语作为强盛的文化传统一度是文学话语仰视的对象,而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记录了两者之间漫长的观念角逐。     

中印佛教轮回报应学说与异质话语对话中新话语的创生

中国佛教轮回报应学说,以不灭之"神"为生命、轮回及解脱的主体,不仅远离了早期佛教话语"无我"的轮回,也背离了部派佛教话语"假我"的轮回,又偏离了中国传统话语中关于"神"的内涵.然而,正是在远离、背离及偏离中,经由印度佛教话语与中国传统话语两种异质话语的对话,在接受中远离、背离,在继承中偏离、变通,从而建立了既异于印度佛教又异于中国传统的新话语--中国佛教轮回报应学说.     

"大众话语"的转换与生成

"大众话语"的核心内涵是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大众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通过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大众一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一方面来,才能最终有所作为.文学领域的"大众话语"由政治领域转换而来,它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解放区文坛生成后,成为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学话语.     

关于五四文学的"国家"话语问题

中国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随着国家形态的嬗变而传承演进.鸦片战争以来,在列强侵凌的逼促下,文学中表现出鲜明的国家话语,辛亥革命以后,更是具备了现代色彩.五四时期,文学中的国家话语并没有因为个性高张而中止,而是随着五四爱国运动以及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事件的发生,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直接描写历史事件,国家问题的背景化,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国体的认同,同阶级话语、社会话语的交织.     

消费主义文化逻辑与文学话语范式反思

随着现代性的断裂和消费主义的莅临,文化价值谱系与人文话语范式陷入解构的困境,现代性文化所坚守的启蒙理性、艺术自律、人文神话、审美超越、历史总体性等元话语,在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逻辑下不再合法,代之以后现代主义的世俗化、多元化、浅表化、文艺消费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碎片化等.现代性以来的文学话语范式也随着文学共同体的解散、"文学场"的"他律化"和文学实践的消费化而面临阐释的焦虑,甚至失语.     

"折衷"与"回归"——"新写实小说"批评中的现实主义话语处境

新写实小说成为一个文学史事件的同时,有关“新写实”的文学批评也成了一个颇受争议的理论命题。在现实主义批评内部形成了两派:“折衷派”与“回归派”。“折衷派”认为,新写实出现在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双重低迷的情况下,它是在对两者超越和改造后形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和倾向。“回归派”认为,新写实小说是对现代主义文学围攻的突破,是传统现实主义在新历史阶段的回归。“折衷派”和“回归派”的理论阐释都体现了在现代主义话语冲击下,现实主义话语的自我救赎。     

从话语批评到文化批评——“边缘话语与社会”研究

话语批评是一门关于话语的整合性社会科学,它关注话语所体现的差异与不平等。族群语言身份是一个涵盖语言特征与族群特征的复杂概念。话语批评的基本信条是"你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话语批评关注边缘话语,终极的目标在于关注边缘话语所代表的边缘社会、边缘人群与边缘文化。本文以台湾文学中的"乡土论战",《1895》、《海角七号》两部电影为例,分析了台湾话语与文化性格中所隐含的种种忧郁与情结。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话语"新体系和辞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创新发展的启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话语"新体系和辞学理论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及其最新成果指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理论大众化研究等,是克服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和"失语"状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有效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话语"的认识和理论来源于"为什么话语"教育实践,创新认识和理论必须运用于实践,指导并服务于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统一.     

论前期延安文学话语的独特性

前期延安文学话语不同于此前的左翼文学话语,也有别于其后的"工农兵"文学话语,表现出独具特色的个性.在前期延安文学的生态语境下,作家有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他们在创作理念与文本实践中既追求文学对社会功能承担的类本质特征,也遵循艺术规律,实现文学的生动性、丰富性与多样性.     

我所理解的"集体话语" 和"个人话语"

集体话语既可以为个体"在场"提供参照坐标和价值认同的可能性,也可能引导个体在他性的效仿中逐渐丧失我性的参与和创造,走向傀儡生存.个人话语在拒绝媚俗的旗帜下,部分地疏离了集体的声音,但很难想象对集体话语作真正意义上的"告别".二者之间,有对抗,也有对话.     

话语·权力·真理--社会正义与"话语的伦理"

"话语"的冲突是引发人与人,乃至种族、民族和国家间的敌意和仇恨的根本原因,社会的不公正也根本地表现于话语的强权和话语权的不平等.话语的统治必须以权力为后盾,而权力则必须通过话语来贯彻自身.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伦理学"的构想,认为要实现普遍的公正,消除当今世界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必须首先反对话语的霸权,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贯彻"交往理性",将话语规范的恪守提升到社会伦理原则的高度,通过理性的交往和对话,达成广泛一致的"话语共识",以解决矛盾,防止冲突.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构想却包含着明显的悖论.     

话语领导权之争：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

解放初期的政治文化运动在一系列批判运动中逐步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系统。伴随着主流政治文化形成的是来自政治文学外部与内部对话语领导权与解释权的争夺。文学政治文化化一定会带来文学运动的政治斗争化。     

白话话语霸权与文言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反思

文言话语霸权与白话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文言话语霸权统治着文学领域,并且对白话文学的发展进行压制,极大地阻滞了文学的发展。而在文学的现代转型后,白话话语霸权反过来取代了文言话语霸权的统治地位,令现当代文学史变成了残缺的文学史,现当代的文言文学及古体诗词被打入冷宫,长期不被现当代文学史接纳,陷入了生存困境。文学史上的这种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甚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话语霸权的危害性,打破一家独尊的话语霸权,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反对偏激的话语霸权,促成多元共生的学术话语新格局。     

"真"的文学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的转变

真,作为批评范畴的话语,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系统里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与"言志"、"缘情"、"意象"、"意境"、"神韵"等相比,只起敲边鼓作用.至于客现现实一面,因为它被吸附在诗话、词话等感悟式、印象式、抒情式文学批评中,始终与主观情感捆绑在一起,所以较少指涉客观世界.只是到了近现代,中国近现代生死存亡危急的现实语境才催生了"真"的客观性内涵,使它急速上升为居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话语.它迅速地越过抒情文学传统,与现实主义挂钩,其内涵直指"人生"、"平民"等文学的"普世价值",成为批评艺苑中一道主风景线.但是随着政治现实需要的加强,它逐渐被刺离了"人生"内涵,外延也被限定在革命范畴之内,沦落为政治工具符号.但如果文学之真一旦偏离了人生、平民、人道、人类等文学的"普世价值",那么它就失去了文学存在的意义.因此追溯"真"批评话语模式转变的历史,对于我们清楚地认识文学为人生、为平民、为人类的"普世价值"的永恒意义,扭转当代文学中粉饰、娱乐、游戏、谋利的文学短视潮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批评话语:文学现代研究的一种知识思想核心

"批评话语"是一种与"批评"概念、批评实践有内在关系的,并与一般知识话语、理论话语、独立学科话语相区别的话语类型,是一个近现代话语现象,有着特定的涵义、言说性质、核心内容、基本特征,具有与现代文化、现代学术内在关联的知识文化品质;其内在于文学知识活动的两个层面基于文学、文化的现代建制需要而融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批评话语整体在文学现代研究中占据着一种知识思想核心的位置,"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现象及论断的有关学理内涵蕴蓄于其中.     

"红色经典":话语膨胀与话语共生

"红色经典"作为市场话语的诱导符码,由于主流话语和精英话语的轻率加入导致了空泛和失范的话语膨胀。对此话语膨胀的透析,既可以看出我国理论界的滞后和失职,也可以看见话语权的转型:即由原来单极话语霸权向多极话语共生的实质性转变。而话语膨胀是话语共生开始必然伴随的现象,在这看似纷乱的话语膨胀中蕴涵着话语和谐的可喜征兆。此种话语状况,是主流话语职能现代性转换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给我国的话语突围带来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