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外商直接投资在东西部的分布现状为基础,通过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线性关系,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带动作用,并针对目前西部地区利用外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     

我国东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产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效应有明显不同,东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效应。因此,东西部地区在我国入世后的今天,必须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调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具体产业政策和产品政策,才能更好地发展本地区经济。     

西部开发中的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 ,使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质量等方面与东部地区存在着很大差距 ,这也是加剧东西部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为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西部地区应抓住时机 ,优先进行制度创新 ,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福利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

该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的经济福利以及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减少的经济福利,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经济福利增长百分点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这符合我国目前的现状,但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减少的经济福利不容忽视,因此,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这方面的负经济福利效应。     

FDI溢出效应、市场潜力与经济增长——基于西部地区2014年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实证角度出发,对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生产总值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之间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明确外资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外资利用额和FDI各潜在溢出效应维度回归,明确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各省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显著。也验证了地区产值、外商直接投资额两者对TFP的贡献率,在此基础上,加入市场潜力的代理变量(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市场潜力对FDI和全要素增长率之间关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西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析及优化策略

中国吸引外资已具有相当规模,但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和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分布极不平衡。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整体上规模小、质量待提高。通过对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进行分析,充分认识西部地区所具有的区位优劣势,优化区位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基于“一带一路”构建西部地区外资集聚平台研究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依托,加快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需要利用全面开放的格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向中国西部地区集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外溢效应带动中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西部地区具备了一定吸引外资集聚的优势,而近几年的外资转移情况却并没有将优势转化为现实。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西部地区的引资环境对不同来源地的FDI的影响情况计量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资向中国西部地区集聚的影响没有充分发挥,美国FDI更关注中国西部地区是否具备了高科技人才,欧盟FDI则随着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日益增长而有所扩大,东(南)亚FDI最为关注成本比较优势。在打造外资集聚平台过程中,中国西部地区要充分重视不同来源地FDI的不同需求,借力"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释放制度红利和人才储备优势。     

我国东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差异性分析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空前的速度在我国发展起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其在我国地域上的分布却极其不均衡，这在东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比较分析东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差异的基础上，文章探讨了造成两地区差异的原因，为西部地区如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资本形成的效应——兼与东西部地区比较

依据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青海除外)1985～2005年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全国总体、东部和西部地区资本形成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显示,当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以及全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当期资本形成都有正效应,但这种正效应呈现出在中部地区最弱、西部最为明显、东部次之的地区差异,且滞后1期特别是滞后2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当期的资本形成有负效应,其中对中部地区资本形成的负效应次于西部地区但大于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发挥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资多进入我国中部地区,从而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各地区资本形成的地区差异,并进而缩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促进全国经济的和谐发展.     

江苏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资本国际化流动速度在不断加快。以江苏沿海地区1991—2008年GDP和FDI的数据为样本,利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更好地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如何让外资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提出了合理的对策。     

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基于东北三省2006—2016年动态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VAR模型,利用Stata软件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实证分析三省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北三省FDI变量对产业结构变量影响减弱,且有负面影响趋势。由于FDI变量使用的是相对值,实证结果不能说明其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负面影响,但说明了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在弱化。引入人力资本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实证分析得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存在正向作用的结论,说明人力资本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基于中国东中部面板数据的污染天堂假说检验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笔者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1985～2008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除东部地区的工业固体产生量外,其他污染指标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从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影响效果看,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FDI比中部地区更清洁。在扩大FDI的规模时,更应注重FDI的质量,同时必须关注FDI的区域分布和产业布局。     

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

FDI在中国东部多、中西部少,这可能导致东部在集聚经济上的优势,而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也造成了东部和中西部的区位差异,这两方面差异可能会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的竞争策略。在马尔可夫完美均衡的框架下构建一个模型来分析集聚经济、区位优势对地区间FDI税收竞争均衡的影响,后续的空间面板实证分析则表明:地区之间的FDI税收竞争是存在的,税收仍然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时间渐趋减弱;相对来说,中西部省份更依赖于税收竞争,而且吸引的也是对税率更加敏感的相对低端的FDI ;拥有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优势的东部省份则可以对FDI课征更高的税率以获取集聚租金;另外,集聚经济的存在弱化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课征的平均税率随着时间均趋于升高。     

区域经济因素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以我国各省、市、区相关数据为样本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从九个方面就区域经济因素对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区域出口依存度等因素对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较大的影响;区域劳动力素质等因素对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劳动力成本对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东部11省（市）的面板数据

利用东部十一省（市）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不同省市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北京和上海的经济发展有利于环境改善;FDI对工业废水排放量有显著负影响,对其他指标的影响不显著,东部FDI不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     

FDI、区域情境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部地区面板数据

以1993-2010年中部六省为样本,研究了FDI与区域情境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表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部地区FDI对城乡收入差距呈收敛效应,且这种收敛效应随着技术密集型FDI的增加而有所增强。区域内高层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虽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这种扩大效应存在弱化趋势,并且高层次人力资本与FDI的交互作用显著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区域内技术水平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还增强了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     

FDI是“清洁”的吗?——中国东部和中部省际面板数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急剧增加,中国环境的承载力受到严峻挑战。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污染天堂假说"和环境竞次理论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七个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东部和中部的FDI的"清洁"程度进行检验。虽然各省FDI对污染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但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相比较而言,东部的北京和中部的黑龙江的FDI是比较"清洁"的。     

鄂浙两省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状况及绩效比较

湖北和浙江两省1990年以来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 I)的总量规模和增长速度比湖北要高,来源结构更为合理,外商投资企业对出口的贡献更为明显;湖北利用FD I的质量更高,外资对湖北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重要,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更大。分析结果也显示,外国直接投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太大,不宜过分扩大外资的作用,要重视国内生产因素的积累和利用。     

山东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分析——基于FDI与进出口贸易关联性视角

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应该主要通过FDI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贡献来体现。通过比较沿海主要省份FDI数据,指出山东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和山东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相比很不相称,远远落后于广东、江苏和浙江,这种差异导致了省进出口贸易的差异。进一步比较山东省内17市FDI情况,选取1998--2008年期间山东17个市实际利用FDI与进出口贸易额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验证了FDI与进出口贸易存在高度关联性。据此分析山东FDI在总体规模、技术含量、行业与来源结构、区域分布、外溢效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