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阶动态衔接中的刑罚刚性

刑罚刚性是刑罚公正实现的必要条件与内在要求.维持刑研的公正性,必须使刑罚执行的动态结果不应偏离立法过远,造成刑罚刚性的实然损耗.在传统上,由于重视刑罚裁量而忽视刑罚执行,因此研究刑阶衔接往往是从静态意义上对刑阶衔接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述.如果引入刑阶衔接的动态考察,将刑罚的执行制度纳入考量视野,就会发现,刑罚在静态配置与实际执行的严厉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大区别,而并不必然有效衔接.在此情况下,有必要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以刑罚公正为价值目标,通过对刑种与刑罚执行制度进行整体化改造,维持刑罚的实际刚性,使罪刑对应原则能够得到切实实现.     

完善我国罚金刑制度之多维分析

现代世界刑罚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就是通过扩大罚金刑的适用以达到刑罚轻缓化的目的。我国1997年刑法顺应世界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通过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和强化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大大提高了罚金刑的适用率,使罚金刑成为我国刑罚中仅次于自由刑的刑罚方法。但在罚金刑适用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以解决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我国刑法设置社会服务刑的立法构想

在我国刑法中增加社会服务刑,有助于完善我国刑罚体系,促进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制化,使我国刑法尽快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衔接。社会服务刑应当是刑罚体系中附加刑的一种,其适用对象应区分独立适用和附加适用两种情况。在立法上设立社会矫正局,作为包括社会服务刑在内的非监禁刑的执行机关,将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探究罚金刑执行难的原因——以罚金刑的适用方式为视角

刑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刑罚的轻缓化,而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发挥中心刑的作用是达到刑罚轻缓化的主要途径。我国1997年刑法史无前例地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提高了罚金刑的适用率,这是符合世界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的,但同时也陷入了罚金刑执行难的尴尬境地。以往学者们对罚金刑执行难的原因和解决对策论述很多,但罚金刑的执行难问题至今仍未有多大改观。文章通过分析以往的统计资料,试图从必并制为主的罚金刑适用方式入手,对罚金执行难问题的原因进行探讨,以求找出罚金刑执行难的主要原因。     

我国刑法中设立职业(技能)资格刑初探

禁止罪犯从事一定职业或技能的职业 (技能 )资格刑具有发挥双重预防、实现刑罚公正并体现轻刑化趋势的诸多功能。这一刑罚在我国也具有建立的必要性 ,因此 ,可在我国现有的对特定职业、技能资格进行处罚的法律、法规基础上建立起我国的职业 (技能 )资格刑 ,该刑种可设计为职业资格刑和技能资格刑两种 ,前者又分为专业型职业资格刑和防范型职业资格刑。     

韩国等国家罚金刑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罚金刑制度是现代刑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国自1997年修订刑法后,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但在10年的司法实践中,罚金刑制度也逐渐暴露出其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比照韩国等国家罚金刑制度后发现,我国的罚金刑制度还存在着不少差距和缺陷,它需要重新定位,它的适用范围及执行方式等都需要借鉴别国的做法和经验,才能顺应轻缓化、多样化、人道化的世界刑罚制度发展的大势,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我国自由刑执行改革的系统论研究

自由刑执行系统的结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实现自由刑执行的特定功能与目的。我国自由刑执行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应当进行整体调整,促进监禁刑与社区矫正一体化改革;推进犯罪非刑罚化,实现非刑罚方法与自由刑执行协调运行,培养自由刑执行社会化的认同机制。     

效益：市场经济刑罚的价值目标

刑罚的效益价值目标是指在刑罚运作过程中，以最轻的刑罚最大限度地产生刑罚效果的整体效应。“最轻刑罚”和“刑罚效果的整体效应，是刑罚的效益价值目标的两个基本内容。刑罚运作要实现刑罚的效益价值目标，必须遵循刑与罪相当性原则、刑之明确性原则、刑刑协调性原则。     

关于我国刑罚中借鉴社会服务的立法思考

社会服务作为限制自由刑的重要形式 ,体现了现代刑罚的社会化、个别化、谦抑性、教育性、人道性等特征 ,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立。对于我国而言 ,社会服务刑罚有利于完善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 ,降低刑罚执行的成本 ,而且与我国的刑事政策和刑罚理念相吻合。因此 ,吸收社会服务的合理因素 ,改革完善管制刑、罚金刑和缓刑、假释制度 ,对于完善我国刑罚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找国刑罚中借鉴社会服务的立法思考

社会服务作为限制自由刑的重要形式,体现了现代刑罚的社会化、个别化、谦抑性、教育性、人道性等特征,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立.对于我国而言,社会服务刑罚有利于完善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降低刑罚执行的成本,而且与我国的刑事政策和刑罚理念相吻合.因此,吸收社会服务的合理因素,改革完善管制刑、罚金刑和缓刑、假释制度,对于完善我国刑罚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反思

通过梳理我国关于食品安全刑事法律规范、国家机关有关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文件、立法实践活动,提炼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化、重刑化的刑事立法政策.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在定罪政策与制刑政策方面的缺陷,进而对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政策应然方向进行了展望.希望最终做到: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基本导向,注重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坚持特定时期的犯罪化、重刑化,并以非犯罪化、轻刑化为最终的发展目标.     

论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规定存在的问题与完善——以《刑法》第383条为例

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近两次的工作报告数据入手,阐释了我国刑事立法上的缺陷,探讨完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立法需要及时调整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完善没收财产刑,并进一步针对罪质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的对策,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犯罪,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刑罚的正当性——以保障人权为视角

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对刑法正当性的回答支配了近现代的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但是也不断地受到挑战。报应主义不能为罪刑相适应提供可以接受的标准,它是＂严打＂和重刑主义观念的始作俑者。功利主义不但经不起检验,也不能合理解释把个人作为实现社会利益的工具的道德质疑。二战以后人权理论的发展,为我们解释刑罚的正当性问题提供了视角和新的话语方式。     

论我国死刑立法的修改和完善

死刑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个重要刑种,尽管现行刑法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修改,但死刑罪名的设置还不够合理,死刑罪名数量仍然很多,这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因此,我国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合理设置死刑罪名,大范围削减死刑罪名,完善我国的死刑立法,以适应国际发展的趋势。     

探寻刑罚伦理价值目标

社会秩序对于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来说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人们过度崇尚用刑罚的强制力保障秩序,忽视伦理在预防和控制犯罪方面所起的广泛的、深远的作用,那么再严密的刑事法律和政策在犯罪浪潮面前,只能力不从心。因此国家刑罚权的实施应建立在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做到最少的刑罚维护社会秩序,并最多地保留个人自由领域,力求自由和秩序的合理平衡,实现正义价值。     

刑罚有限性原因新论

刑罚具有有限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刑罚“痛苦”属性的关注,始终疏于学者的考察视野之外。本文提出,痛苦本身的无法表达性、因人而异性以及痛苦的政治色彩是造成刑罚功能或作用有限的原因所在。无论是报应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存在将需要分别考虑的多重性问题过分简单化的缺陷。     

霍布斯刑法思想评介

霍布斯是资产阶级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刑法思想十分丰富。他认为,犯罪的概念为以言行犯法律之所禁或不为法律之命令;一切犯罪源于无知、谬误和激情;罪与非罪应以法律为依据;刑罚可分为人罚和神罚,人罚包括体刑、财产刑、名誉刑、监禁、放逐等;刑罚权的依据在于人民的放弃而非授予。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司法保障

在环境保护领域,我国一直实行行政处罚为主、司法保护为辅的制度。但仅靠行政手段制裁环境违法行为,暴露出了诸多不足,以司法手段介入加强环境保护迫在眉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切实有效地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环境司法保障,本文认为可以从提高司法惩治打击力度、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并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作用、加强法制建设、推动国家和地方的环境立法、通过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的接轨几个方面解决环境司法问题,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论量刑失衡及其对策

量刑失衡又称量刑偏差,是指机关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对性质相同、情节相当的犯罪,在适用相同法律时,刑罚裁量相差悬殊的现象。其形成原因在于量刑主体主观过错,即量刑操作者由于个人认知水平与能力、情感、性格等因素而导致的量刑失衡。量刑失衡的对策应是量刑平衡,其内涵要求审判机关在前述条件不应当在同一刑种与刑度内裁量刑级;其实现的路径是增强立法协调,适时颁布解释,提高法官法律职业教育,建立判例法体系。以此纠偏量刑失衡,提高量刑平衡的质量,促进司法公正。     

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罪死刑控制研究

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罪已经成为司法实务领域一种控制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主要案件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对审理这类案件的规定较为概括,审判实践中产生了很多争议和问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应从犯罪的性质入手对民间矛盾的范围进行界定,以客观标准认定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应当作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解决间接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定罪问题,量刑时除了考虑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外,还应考虑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