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前狐妻故事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清代以前，狐妻故事的流变情形光怪陆离。涂山神话作为最早的原型，对故事的影响力远不及稍晚的纯狐传说，后者艳邪的理念诱发出“狐妻害夫败家”的主流情节。随着士人文化逐渐发达，文人情趣的介入更为故事增添了新的风雅元素。故事丰厚的发展实绩里蕴藏着时代性的民俗与性别文化，其得失正为后代的同类者提供了重要借鉴。     

“汽车”意识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1930年前后）

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对于揭示其文化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以1930年前后的文人为例，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入等各类文人群体对于“汽车”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汽车”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表明中国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政治斗争、文明改造和艺术诉求这三个方面各有倚重。     

类型与变异——论东亚文学视野下的“杜子春故事群”

在跨文化语境下文学传播的研究中,文学类型、文本变异的促因及内在规律探索十分关键.唐传奇《杜子春》取材自佛教故事,主旨却宣扬“成仙不易”的道教观念.该传奇对后世及东亚文学产生较大影响,引起日本、朝鲜文人的仿做、改编,在东亚范围内形成了一组特色鲜明的“杜子春故事群”.以类型学理论和“文化过滤”理论对“杜子春故事群”进行阐释,可见东亚修炼题材小说所蕴含的宗教趣味.     

李元昊“僭号”与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以李元昊“僭号”称帝为中心，出现了文人谈兵勃兴的现象。文人所谈兵事内容广泛，包括宏观的“文武之道”，也包括具体的军事制度与应敌策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呈现出鲜明的儒学特色，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学衡》主要作者的个体命运

《学衡》是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刊物，围绕该刊形成了“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文人群体。本文着重展示几个代表人物的文化理想和道德操守，并揭示其个体命运     

《王昭君变文》在昭君故事流变中的地位及意义

《王昭君变文》是文学史上第一篇篇幅最长的昭君出塞的俗文学作品，在昭君故事的流变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前代史书和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对王昭君形象进行重塑，进一步突出了她的主体地位，丰富了她的形象，对此后以昭君故事为母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变文》还对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了侧面的揭示，体现了唐人的人文关怀及对和平的向往；塑造了一个极度重情的呼韩邪单于，是唐朝包容性文化下重“真”、重“情”的显现。     

“黄粱梦”故事的沧海与桑田--“黄粱梦”故事流变考

“黄粱梦”最早的故事雏形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列子》中,至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焦湖庙祝》,形成了黄粱梦故事的基本框架。其成形以唐沈既济的《枕中记》为标志。及至宋末,黄粱梦故事的两大亚型：吕洞宾度卢生和钟离权度吕洞宾的黄粱梦逐渐形成。后黄粱梦故事转入民间,形成了民间的黄粱梦《睡公卢英》。在流传过程中,文人与民间构成了黄粱梦故事演变的两种重要力量。     

论五代西蜀的“花间词风”与“花间别调”

温馨热烈、浓艳绮丽，甚至是淫靡流荡的“花间词风”是与齐梁时代宫体诗风分不开的，但它更主要地是受到西蜀宫廷享乐风气的影响和城市游乐生活的熏染。“花间词人”在将唐五代文人词推向“雅化”与“艳化”道路的同时，也开始显露出“异化”与“俗化”的发展趋向。这与五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尤其是城市文化的影响有关，也为北宋以柳永为代表的慢词作家通俗真率词风的形成导夫先路。〔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再论明代公案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成因——科举歧视、说唱与小说理念对叙事的影响

学界常感叹公案小说不如西方侦探小说那么引人入胜。但此类比较未能很好地结合中国文化环境，也忽略了“引人入胜”叙事方式的某些内在机制。法医学知识和细密的故事时间是破案严谨的基石。明代科举和教育体系歧视仵作，强化了文人与法医学知识的割裂。限制计时仪器的发展，因此故事时间较为模糊。说唱常渲染作案经过以强化善恶对立，史传文化按时序叙述，导致隐藏作案经过的方式散见却未成主流。拟话本的题目与入话会提前叙述后文，设置反转和悬念时易顾此失彼。虚构看似相关实则无关的线索，可强化悬念，也使重要的线索与反转更难被觉察，结局更出人意料。但明小说作者视“奇”与“通俗”为手段而非核心，所以很少虚构假线索。悬念、推理和反转多散见却未实现精致的融合。此外，中国独创的密室情节值得更多关注。     

真实与想象 ——中国古代易装文化的嬗变与文学表现

20世纪以前世界各国的易装文化都以女扮男装为主流，中国古代易装文化非常丰富，又有不同于欧洲的特点。历史上的妇女易装个案与战争、民族融合及科举制度密切相关。至明清时代，添加了反叛礼教和市民文化的色彩，又有遗民、边缘文人“女性化”心态的作用，加上文学上闺秀传统及才女“文人化”的形成，文学易装题材的创作达到高峰，尤以女作家所创作的叙事作品表现女性意识的崛起和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理想，而显得意义深远。     

张骞“浮槎”故事的生成与传播

汉武帝时代，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入新境界的背景下，张骞出使西域，走访远国异族，以“凿空”“使绝国”功绩，得封博望侯。张骞因奉使成功而史上留名。“张骞浮槎”“博望访星”传说，则反映了张骞及其功业在民间历史记忆中的地位。“浮槎”神异故事与织女以及严君平相关的情节，和丝绸之路史形成曲折的联系，其生成与传播，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对远国异族文化神秘感觉的体现。后来“张骞浮槎”亦诗亦画，以多种艺术形式多所表现。对于“浮槎”故事演变的分析，也可以从一个特殊视角考察丝绸之路开通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     

近代诗歌意象与近代文人心态

近代诗歌意象出现了更新气象 ,诗坛新变记录了近代文人的心路历程。这种现象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转型 :既是诗歌艺术的新发展 ,也是时代思想风貌的深刻反映。“箫”与“剑”的意象组合 ,寄寓着近代文人的新型人格理想 ;“轮船”等科技新事被营造为诗歌意象 ,表现了近代文人的求知热忱 ;“山”与“海”的意象组合 ,体现着开放意识和文化守成 ;“破钵芒鞋”意象则流露着近代文人的迷惘和寻觅。     

近代中国“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考释

“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酝酿于清末，诞生于民初。此话语最早依托的成型故事之主人公多为归国留学生，却并无具体所本的人物“原型”。故事主体部分由清朝文人石成金所编《传家宝》中一则关于“北京的月亮比外地圆”的笑话加工改编而来。作为一种批判盲目崇洋媚外者的经典讽刺话语，其兴起与民初不满“西化”、强调“国性”的反思性思潮和中国留学生社会形象的变迁密切相关。在日本侵华加剧、“本位文化”运动开展和民族复兴思潮高涨时期，其得以广为流传，约在抗战胜利后达到高潮并延续至今。在近代中国总体落后于欧美日本的现实背景下，该话语常被用来提倡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批判盲目崇洋心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所反映与讽刺的那种非理性文化心态之内涵典型而复杂，成为“全盘西化”论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后者又反过来构成强化这一心理的理论导引和思想武器。该话语的实践呈多维化特点，具有丰富的自我阐释内容，有时也会被笼统、武断使用，成为文化保守者反对改革的工具。今天，它仍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反思价值。     

六朝文人故事诗演性考述

六朝时期文人袭用乐府旧调、衍叙其本事的故事诗作，是六朝时期歌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此时期故事诗文本的传承、结构、内容的解析和作者本身的考索中，此类诗歌的演唱性已渐清晰。情节和音乐的合雅，最终使文人借故事诗的演唱形成了上流社会的共娱化倾向。     

南宋文人“出关”的文化阐释

在古典文学的阅读视野中，“出关”多指去边塞，往往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南宋文人“出关”，与战争无涉，而与朝政相关，其作为南宋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     

选本《西湖拾遗》与原作比较研究

《西湖拾遗》是选编有关杭州西湖故事的小说选本，通过对选本与原作比较分析可知，经过选者对所选作品重新编排和修改，将话本小说体制补充完整，小说回目修改为上下两卷对偶整齐，对韵文部分进行改动，特别是在诗词方面的改动使诗词和小说融为一体，增强了小说的魅力。《西湖拾遗》的选编表现了失意文人寄情山水，“西湖”故事与选者心态契合；原作中表现出的“忠”、“孝”观和以道德说教来实现小说的“劝惩”功能得到选者的认同。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闲情逸致: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政治意蕴

“闲情逸致”是中国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之一,“闲情逸致”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要内容,标志着文人对社会政治的某种疏离,也标志着他们在精神上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诗歌与书法功能的演变最突出地表征着文人趣味的形成过程.诗歌原本产生于原始巫术与宗教,是古人沟通“天人”的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后来诗歌功能开始泛化为君臣之间、卿大夫之间的交流方式,总之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显现.在主流话语中,直至东汉中期以后,诗歌才渐渐成为表达个人情趣的手段.书法原本完全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也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才渐渐获得欣赏的功能,成为文人个性和才能的表现形式.诗歌和书法功能的这一演变过程与文人趣味形成的过程,因而也与文人身份形成的过程是同步的.诗歌和书法成为表达“闲情逸致”的艺术形式也就表明了文人趣味的形成并获得合法性.     

从“文选”说到《中华传世文选》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又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它仍然是一笔值得珍视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一、“文选”及其编纂史略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是古代文化典籍。在数量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化典籍中，“文选”类古籍占有相当的比重。所谓“文选”，就是古人从当代或前代的文人著作中精选篇章、分门别类、详加评点、编纂而成的大众性文学读物。我国现今传世的文选中，以梁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最早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