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航行

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多次乘坐空军专机,但他们的最后一次航行至今鲜有记述。笔者长年在空军工作,对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航行的专机组成员进行了采访。现根据采访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清晨,毛泽东专机紧急从武汉起飞1967年7月,由于江青等人的煽风点火,武汉的两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工总＂之间的派别斗争愈演愈烈。     

批判和纠正立三路线的锐利武器——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关于武汉工作问题》

1930年,周恩来同志在我党中央担任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的重要职务。他不仅对我党我军的各项建设,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特别在制止和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路线方面,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关键作用。周恩来同志这一伟大历史功绩,本来是应该大书特书,但是长期以来,从王明到“四人帮”,却把对立三路线实行“调合主义”的莫须有罪名强加到周恩来同志身上,致使周恩来同志这一重要贡献长期不为人知晓。随着《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出版,这种历史的迷雾被冲破了。选集中收录的《关于武汉工作问题》,就是周恩来同志旗帜鲜明地反对立三路线的明证。     

秘密战线上的女杰

黄慕兰出身名门的奇女子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她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慕兰调至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     

冯雪峰从瓦窑堡到达上海的时间考辨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同志受党中央派遣,从陕北瓦窑堡到上海去工作。据他在《回忆鲁迅》一书和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材料回忆,他四月二十日左右从陕北瓦窑堡起程,于四月二十五日左右到达上海。夏衍同志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该文引证周恩来总理的一次谈话,认为冯雪峰同志确是四月二十日从瓦窑堡动身的。但     

叶剑英为国民党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1939年2月,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参与创办国民党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早在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即将失守前夕,朱德到武汉与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就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干班的建议。1938年11月下旬,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     

毛泽东是武汉城市发展第一次历史性转型的推动者

正一、大爱无疆毛泽东是武汉城市发展第一次历史性转型的推动者。他是湖南湘潭人,但他有很深的湖北武汉情缘。从1918年到1974年,曾到武汉40多次,其中新中国成立后亲临武汉38次。特别是1956年夏季在武汉畅游长江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到武汉来一两次,甚至三次。他畅游长江共达18次。据曾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回忆:"毛泽东生前曾经多次到武汉视察工作,他很喜     

赵世炎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赵世炎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是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赵世炎在工人队伍中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使工人运动有了坚强的指导中心和牢固的组织基础;在起义过程中,他重视宣传工作,提出了宣传工作的一系列原则;他密切注意运动的发展,适时地分析形势,指导工人巧妙地运用斗争策略进行斗争;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重视群众武装,并亲自参加到武装起义中去,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恩来与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的成功与周恩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求同存异”到“和平宣言”的诞生，是周恩来一次次把会议引向正轨，推向高潮，最终使会议得以圆满成功。关键词     

周恩来与西双版纳

1995年9月周思来在石林支南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同缅甸、老挝接壤，和泰国、越南为邻。其首府昆明，气候宜人，风景如画；西双版纳动、植物资源丰富，素有“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之称。作为警位人员，因工作关系，我曾跟随周恩来总理来云南近20次。在这近20次云南之行中，我记记描深的有3次：一次是1955年，我跟随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从昆明乘飞机缅甸仰光，到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举闻名的第一次亚非会议；第二次是1956年，我跟随周恩来、陈毅应缅甸总理吴巴瑞之邀，经昆明出发到缅甸八莫访问，同时邀请吴巴端到云南芒市畹町镇作客；第…     

周恩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与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推动中共对台政策演变、寻求第三次国共合作路径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周恩来正确分析和解决国共关系方面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了中共对台方针从武力解放到和平统一的重大转变;周恩来积极探索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有效地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回顾总结周恩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对增强新时期新阶段对台工作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打造具有武汉特色的武汉学--《武汉学研究》开栏引言

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武汉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民情风俗、社会经济、未来走向、全国影响等可以说格外与众不同。从历史上看,武汉是近代唯一能与上海齐名并冠之以“大”的中心城市,但它拥有 3500多年的寿龄则为上海所不及。从明末被称为“四大镇”之一到近代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武汉长时间的富裕、繁华和开放为许多城市所不可比拟。从三国到太平天国,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武汉一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从地理上看,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拥有许多城市不可比拟的区位优势。长江、汉水在这里交汇,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在这…     

第四次反“围剿”的英明指挥者——读《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有关电报

在《周恩来选集》上卷中,收进了有关粉碎第四次“围剿”的一些电报,这是首次公布的周恩来同志指挥这次反“围剿”取得伟大历史性胜利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我党、我军历史的珍贵材料。这些文献,已经连同他本人的功绩载入中国现代革命史册中。学习、继承周恩来同志的光辉思想,对于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排难解     

周恩来与武汉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

本文从多侧面论述了周恩来在武汉抗战时期，对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以表达对这位伟人百年诞辰的纪念。     

毛泽东在安塞县王家湾的故事

1947年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前委，从靖边县青阳岔步行来到安塞县王家湾，三位领导住在了薛如谢老汉家。从到王家湾后的21天里，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的重大胜利，消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一万多人，     

群星“瑞京”聚首(下)

周恩来离沪进"瑞京"18年前,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举行的"开国大典"仁,周恩来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与时,他正在从上海赴江西中央苏区的路途中。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认为,中国的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并提出调毛泽东、朱德到莫斯科去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于1929年2月9日,替中共中央起草了"二月来信"。该信根据共产国际的     

遵义会议研究的两个问题

朱德之所以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后成立的"新三人团",是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从军事指挥、朱德和毛泽东关系以及党内团结的角度来考虑的结果.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前对周恩来的作用肯定不够,事实上,由于周恩来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其作用是无人能替代的.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陈赓求爱信被贴墙上

1927年4月,陈赓从苏联学习后回到武汉。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赓是出席大会的代表之一。在这次大会上,陈赓遇见了曾有一面之缘的王根英。王根英是上海女工运动领导者之一,这一年21岁。她聪慧     

武汉与上海早期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上海和武汉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城市,二者有许多异同之处。从近代化发生的起因来说,它们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但上海发生早期现代化的时间比武汉早了20年左右,从而也造成了二者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差距。而从现代化的内涵上来看,武汉与上海早期现代化都是不完整的,它们的突出特点是经济发展异常迅速,但在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等方面还没有突出的体现。上海相对于武汉来说,由于其开放和发展程度较高,并且受封建政府的控制相对较弱,上海在政治上更民主,文化上也更开放。从二者早期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来看,都是"因商而兴",而武汉的这一特点尤其显著。由于以上及其他各种原因,武汉与上海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动因以及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她们用40年寻找亲人

40年前,当苏锡常大上海地区的众多孩子因饥荒而被父母遗弃,面临饥饿威胁的时候,北方诸省及其社会救助机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演绎了一次当时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人口迁移。从上海蜿蜒北向的铁路记载了他们生命的轨迹,这些孩子被参与救助的工作人员爱怜地称为:“上海孤儿”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武汉地区的斗争方略——纪念武汉解放四十周年

抗战胜利以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熬过了7年悲惨生活的武汉人民,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萌生了对美好前景的向往。可是残酷的现实使强烈的希望立即变成了强烈的失望。1945年至1946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无休止地抓兵筹饷,调兵遣将,迭次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摆在武汉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进行反对美蒋统治,迎接武汉解放的斗争。当时,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是从解放区自卫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中,取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在长达7年的日伪统治时期,党在武汉的活动长期中断,鄂豫边区党委的城市派遣工作时断时续,党在武汉的领导机关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共中央南方局(后改称为重庆局、南京局、上海局)根据党中央的战略策略方针,从革命形势与武汉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派人到武汉开辟工作,重新建立党的组织,恢复党的活动。董必武当时曾对派往武汉工作的同志说过:“目前武汉是块沙漠,党还没有深深扎下根。你们返回武汉的人就是‘垦荒’队员,去开垦这块沙漠,把根深深扎下去。”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在同派遣到武汉开辟工作的负责人曾惇谈话时指出:“武汉是革命名城,党在那里有很深的影响;武汉又是华中重镇,南北交通要冲,做好武汉的工作,对全国都有影响。”他还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