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建构路径

法治建设指标与法治指标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明显的差异,从法治建设指标的合法性、系统性和权威性需求出发,建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必须包括制定法治建设实施纲要、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法治建设指标的考核标准与程序等三项内容。法治建设指标是对法治建设本身进行的一种绩效考核和工作考核指标,其建构主体必须是官方机构,其推进策略应该是总体规划与分项推进相结合,其实施目标是为工作的落实和评估后的改进提供明确的指引。     

中国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重大任务。"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是其中牵涉面最大的一部分,其设计任务紧迫而艰巨。虽然地方各级政府和学界都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但无论是地方政府考评采用的还是学界研发应用的指标体系目前都存在一定缺陷。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需深入剖析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廓清法治政府的争议边界,紧密结合中国法治政府评估实践经验所揭示的发展趋势和特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和研究成果,以全国适用、进路合理、功能彰显、公信力强为重构目标,在行政保障、行政行为与行政效果的框架下展开设计,运用科学方法分级列出各项指标并赋予合理权重,以确保整套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具有评价、引导、形塑等功能.通过建立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来引领、推动地方法治政府乃至法治社会建设是实现地方法治和助推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途径.2016年年初,合肥市政府颁布实施了《合肥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设定了量化考核指标.该指标体系具有后发优势和鲜明特点,对合肥的法治政府和全面依法治市建设必将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但该指标体系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如:在内容和结构上还需进一步调整、完善;在考核方式和评分标准上,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分值在总分中所占比例不高等.下一步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修改、完善,使其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之比较研究

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是衡量法治实施效果和实现程度的重要方式。全面量化评估某地区法治状况的综合指数和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对象的专项指数是当前我国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主要表现。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针为核心,设计构建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建立专业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科学性,并将结果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应用于地方法治建设的实践,既符合现阶段的法治要求,也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长远目标的实现。     

法治共识与法治中国

当下中国,选择法治、践行法治的价值正当性已获得执政者的高度认同。法治作为现代社会良善治理的方式,是提高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现代化的不二选择。对"法治是什么"这一恒久命题的追问与探索,使得法治理论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形态。然而过度分歧繁复的法治认识,难以形成指引实践的有效合力,以致无法从容应对法治建设中的困窘与纠结。要推进法治中国的事业,惟有秉持开放、包容的立场和态度,凝聚法治共识,方能终有所成。     

从“三个转变”看高校法治教育的新发展

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成果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新进展,2013年国家中宣部、教育部联合"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对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进行了重新修订。新教材中对法治教育的内容做出了重大调整,打破了原教材的体系结构,并对内容进行了删减和增添。笔者将其总结为"三个转变",即从"法律制度"到"法律体系"的转变、从"法治精神"到"法治理念"的转变以及从"法律意识"到"法治意识"的转变。高校法治教育内容的新变化对高校法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公民法治素质的培养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只有对法治教育的新内容进行深入理解和把握,才能在教学实践中真正实现高校法治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演进历程、鲜明特征及现实启示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产生和发展于党领导人民推进我国法治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命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并善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中进行论述。从党的十二大至二十大报告文本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演进历程经历了法制建设阶段、由法制向法治转型阶段、深化法治建设阶段和全面依法治国阶段,这其中蕴含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即鲜明的问题导向性、突出的创新发展性、显著的科学理论性和深邃的历史继承性。纵观其演进历程和鲜明特征,可以得出如下启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这些启示为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参照和实践遵循。     

地方法治进程评价体系研究

建立地方法治进程评价体系是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工具。对地方法治进程评价存在主观评测与客观评价两种路径。通过综合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并根据中国的法治实践,设计了一套测量我国地方法治进程的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地方法治化进程。     

地方法治进程评价体系研究

建立地方法治进程评价体系是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地方法治进程评价存在主观评测与客观评价两种路径。综合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并根据中国的法治实践,文中设计了一套测量我国地方法治进程的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地方法治化进程。     

西方法治思想的演进与法治社会的形成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共识。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法治?或者说,法治的最终意义是什么?如何克服依法治国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西方价值法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对西方法治社会形成的影响应当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面镜子。     

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

中国有自己的法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法治实践的探索中走出来的。中国法治实践是中国法治理论最重要的源泉,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必将催生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旨在从学术流派的角度对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和中国法治理论进行理论概括和学术阐述。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梳理中国法律发展历史,总结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实践,在国际视野下开拓创新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人类法治建设走出一条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之路。     

四中全会新亮点

正备受关注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重大任务,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论断、新部署,深刻回答了在当今中国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基本原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的概念、本质、作用机制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发,形成了习近平法治基本原理论。这一理论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原理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基本原理领域的理论突破与创新。习近平法治基本原理论涵盖了法治概念论、法治本质论、法治作用机制论、法治功能论、法治发展论、厉行法治理据论等,具有人民性、辩证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等鲜明属性,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理论指南和实践遵循。     

我国城市法治发展的路径研究

城市是法治生成的主要场域,总结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法治发展的路径,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细胞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下,地方的主动性是城市法治发展的核心驱动。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在没有法律的情形下,各地展开"试点"工作,地方先行先试;另一方面是在国家法律与社会脱节的情况下,各地以"变通"为实践方式,地方做出突破性的探索。在法治建设中,受到体制因素、利益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塑造出我国各个城市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特征。     

论法治实效

法治必须追求实效,法治建设如何取得实效是理论和实践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实现了从法律实效向法治实效的跨越,已经从定性走向量化研究阶段. 皮尔斯的实效主义思想可以为法治实效理论及实践提供借鉴,实践、实验、检验是法治实效得以实现的三个重要方面. 中国法治建设客观上成效不佳,法治实效研究尚需深入推进. 法治评估既是检验法治实效的方法,也是提高法治实效的一条重要路径. 法治评估应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 在法治评估的研究和应用中,要特别强调切合实践、运用实验方法,并保证公众参与.     

新时期确立科学的“法治GDP”理念探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后,有更多的人在思考"法治GDP"的现实可操作性问题,但迄今极少人从理论层面上对其进行研究。当前,建立和实行"法治GDP"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具有某种牵引性和规范性的影响。但"法治GDP"的指标体系具有相对性和局限性,以其考核、检查、规范各级政府的法治建设或行为,绝不能将之简单化或绝对化,特别要反对"唯法治"和"唯GDP"观点。要确立科学的"法治GDP"理念,把"法治GDP"建立在"五位一体"的广义"生产"的基础之上,其功能的发挥要辐射全面性的"GDP"领域,而且必须体现量化分析和定性把握的有机统一,并充分反映法治实施的措施保障和执行力度,建立合理的指标权重分配布局,还要尽可能地科学定位同法治工作直接相关的不可量化的项目。     

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坚强的政治保障,始终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这一重大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基本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本质的深刻揭示,为建设社会主义法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     

十九大报告中的"法"及其语义价值分析

运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各项论述和主张与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相关规定相比较;梳理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政策沿革、基本内涵和特征,并指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对十九大报告中的"法"一字的出现和分布样态,指出了十九大报告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的新提法新主张;认为这些新论述新主张对于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补充价值.同时,通过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形成历史过程,指出尽管在十九大报告中没有出现文字表述,但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及加强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建设,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以及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等仍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法治建设论纲(上)

中国长期的传统人治，经过清末和20世纪70年代末两次历史红灯禁行后，时代终于选择了法治．尔后人过80年代初始的法治实践，为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立义法治奠定了基础、然而，社会主义法治究竟如何建设，需要进一步从理论、内容和实践上进行科学探索．首先是法治精神的建设，主要包括法治秩序和自由，法律正义和效益，法律信仰和法律自治；其次是要建构新的法治模式，主要包括新的法治理论模式、权力分配与制衡模式、法治运行模式和法律监督模式；再是要重视法治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并充分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互动力与转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