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对行政计划的行政法调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计划仍然是国家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但行政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应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受到行政法的规范与行政法原理的约束,而不能游离于法治之外。要协调好行政计划与法治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加强对行政计划的行政法调控,重点应明确行政计划的法律依据,完善行政计划的程序,强化对行政计划的法律救济,以实现行政计划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目标。     

行政法治文化革新与加快法治政府建设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中,必须更全面深刻地认识行政法治文化工程建设的时代背景、发展趋势和多重要求,要从既往经验教训中反思行政法治文化的要义和特点,转型发展时期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对于行政法治文化具有很高的角色期待。鉴于此,从现代法治观具体探讨行政法治文化的基本理念、构成特征及现实意义,法治政府建设工程对行政法治文化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法律价值观变化是行政法治文化革新的关键内涵,条理法理论是推进行政法治文化革新的便利抓手,高度民主的新行政法是行政法治文化革新的目标,在此基础上通过观念更新、制度创新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目标。     

行政法治主义:行政法解释理论建构的法理依据

行政法治主义是行政法的理论渊源,行政法解释的理论建构必须从行政法治主义获得理论论证资源和正当性的证明。行政法的解释目标、解释原则和解释方法的确定和选择必须符合行政法治主义原理,才能有助于提高行政执法、司法的效率和质量,有助于提高现代政府的管理和执法水平,促进行政效能的实现。     

新加坡行政法制述略

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其行政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许多特殊性。根据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新加坡在行政组织系统、公务员制度、公共服务、贪污调查局、立法对行政的监督、司法对行政的控制等方面建立了完备的行政法制。它对我国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基本原则、主体理论与制度、行为理论与制度、行政组织系统、公务员制度、公共服务、行政监督、司法控制等都有重要借鉴价值,有利于促进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     

论行政迟延

行政迟延作为一种非理性的职权行使行为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治实践中是被忽视了的环节。事实上,与传统行政违法、行政不当、行政不作为等相比,行政主体对行政职权行使的怠慢、对行政职权的无端放弃、对行政行为作出的时空滞后以及其他在行政过程中的迟延是更为根本的问题。由于没有能够将行政迟延等非理性职权行使以及控制进行科学提练,以致我国行政法对行政权的控制仍然不十分得力。基于此,我们对行政迟延的性质、理论形态以及法律控制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认为应当提高对行政迟延进行控制的行政法意识、在行政实体法中设置行政权行使方式的制度、以行政程序法设立行政迟延的专门控制条款、强化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裁量。     

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与变化

我国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经历了从行政管理型原则向行政法治型原则逐渐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之下,不同的历史阶段,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正处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急剧转型的重要阶段,迫切需要推行有限政府、服务政府,建设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因此,新时期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把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作为其核心内容,遵循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发展路径。     

当代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

在“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之后，“行政法治”或“依法行政”无疑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它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然而，行政法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历程，体现这一发展历程的是我国相继颁布和施行的六部基本的行政法律，即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和公务员法。展望未来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应当树立“公共服务”的观念并确立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在制度建设上，应当进一步修改和制定相关的行政法律；在司法实践上，应当积极探索建立“行政判例制度”。     

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

我国行政法上的行政法治原则因存在内涵空泛、适用性差、确立标准过于简单等致命缺陷,因而难以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效力的贯穿始终性和内容的根本性是识别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标准,以此为基础,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重构为行政法定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以及行政效益原则等三项内容。     

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行政法平等原则

依据服务型政府理念,公民是政府的服务对象。服务型政府理念以平衡论为法治理论基础,体现在行政法中就是行政法平等原则。行政法平等原则以行政相对人为本位,即在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地位平等的前提下,强调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以行政相对人为本位,以行政法平等原则为核心原则,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法治关键。     

面向新时代的行政法基本原理

行政法基本原理是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石。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围绕行政法基本原理相关的若干问题,包括行政变迁对行政法(学)转型的要求、行政法(学)体系与构造、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律关系等等展开了学术上的反思与讨论。未来还需围绕新时代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拓展和深化。     

转型政府与行政法治

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行政法治的变迁史。以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可将中国行政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行政法学也经历了四个转型：第一阶段是“精兵简政”改革,是行政法制的初创期,效率价值主导了行政法学研究;第二阶段是“职能转变”改革,在这一阶段,控权理念占据依法行政的核心要义,形塑了以行政行为为支点的行政法学体系;第三阶段是“公共服务”改革,拓展行政活动的形式,在平衡论与控权论的论辩中探索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根基;第四阶段进入国家治理改革,补强民主正当性的实质法治路径受到青睐,新行政法学研究提上日程。历史发展的脉络表明公法研究必须深植本国背景。唯有理解当下并预判未来的政府定位,才能经由法释义学方法而发展出契合国情的行政法治。     

试论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

法治是一种法律和政治上的愿望,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三类：秩序法治、行政法治和回应型法治。秩序法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目的、以管制为特征,主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秩序形态;行政法治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使命,政府行政行为受到正义之法约束的法治状态;回应型法治是以对当代行政法特征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为基点．它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的、动态的、自省的、“生态型”的行政,是一种全覆盖的法治状态。     

行政合同与行政法治互动关系探讨

行政合同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属性,是政府利用合同方式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合同的出现是政府职能的扩大对行政权机动性和行政手段多样性的内在要求,其在本质上并不违背行政法治,与"行政法治"是一种互补、互动的关系,推动着行政法治由形式意义向实质意义发展.同时,行政合同要受制于行政法治,而不是游离于法治之外.     

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法治问题研究

社会的发展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秩序,使农村法治陷入困境。针对造成该困境的原因,我们可在法律信仰、法治秩序主体、行政司法体制、民主参与机制等多方面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论程序价值在行政立法中的实现

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的法律不太完备 ,其中有关行政立法的程序方面的法律条文的制订尤其欠缺 ,发挥行政立法的程序价值显得非常迫切 ,如通过参与性价值可以提高行政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通过选择性价值体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限制行政机关恣意 ;通过制约性价值达到对行政机关的最终监督。实现行政立法的程序价值的途径在于 ,积极地实现参与性价值 ,灵活地实现选择性价值和强制地实现制约性价值。     

论法治视野下我国行政执法体制之重构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我国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当前,行政执法的权力型、运动型、趋利型特点与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不相适应。公共行政由执行转向执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行政执法已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这将会引起我国行政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重构我国行政执法的基础、运行方式、管理模式、保障机制是促进行政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由之路。     

法治视野下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法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地方性。对源自西方的法治概念作中国情势解读，它在组成形态上包含私法之治、私法的公法之治、公法之治三部分。法治视野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实质上就是要在行政领域实现行政法治；作为互动的另一面，行政体制改革应当从观念变革和法律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对法治作出回应。     

独具特质的“政府法治论”——《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简评

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据以存在的观念基础与思想前提。政府法治论是源于本土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学说,其提出与论证也是不断得到证明的实践历程。《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突破了“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纷争的传统窠臼;形成了自洽性与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了法治主义维度下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回应了真实世界里的理论问题。     

行政协调的现实与规范

尽管在行政法学的视野中，行政协调属于内部行政方式，但确立法治主义的行政协调原则，从规范分析进路提出行政协调规范依据，坚持职权法定、程序公正、民主协商、整体政府诸原则已成时代之需。为提高行政协调运行实效，在工作机制与内部程序上亦提出具体建议:完善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优化议事协调机制，建立部门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开发利用在线协调机制，适时引入第三方参与机制，以促进行政协调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