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逸史》：岭南明代瑶汉冲突、融合与文化认同

清中期岭南长篇小说《岭南逸史》艺术地再现了明代万历年间岭南罗旁瑶族起义这一重大民族事件。作者黄岩突破了汉族主流文化对瑶族的偏见,通过《岭南逸史》正面展现了瑶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指出汉族政权残酷的剥削与欺压是瑶族起义的真正原因,军事上的镇压是没有效果的,只有加强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才能使各民族和睦相处。     

粤语中的壮侗语族语言底层初析

岭南地区秦代以前居住着西瓯、骆越两个族体,秦军攻略岭南后,大批中原地区移民纷纷南下定居岭南。封建统治者采取“和绥百越”的政策,岭南地区越人渐渐受到同化,未受同化的部分演变为乌浒、俚、僚、蛮等族体,与现代壮侗语族各民族有渊源关系。岭南地区“汉越杂居”的局面有上千年历史,在这漫长的民族融合、文化接触过程中,     

金代女真人的汉化与民族融合

本文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述了金代女真人的汉化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以及两者交互作用的关系。认为女真人的汉化实质是封建化,它是发展和扩大民族融合的保障条件,指明女真人和汉族的融合首先是通过经济交流实现的,经济贸易活动及伴其而行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女真人生活及生产方式的改变,进而也就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这一论述,不仅再一次论证了恩格斯有关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理论的科学性,也对认识今天世界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具有借鉴意义。     

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三交”及影响——以明代贵州思南府地区为例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内容,其中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对民族关系发展产生的影响最为持久、深刻。撤司建府后,在官方推动和民间交往的背景下,明代思南府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在儒学的广泛传播、风俗习惯的变迁、宗教信仰的相互影响、汉语文使用范围的扩大、族际通婚范围的扩大五个方面。通过交往交流交融,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共同依存于中华文化之下,建立起共有的文化认同,对思南府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民族融合的促进、国家认同的增强、社会稳定的维护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发展研究

十六国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分别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在各民族政权中延续并且实践着,"华夷共祖"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也在各民族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实践;各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力量。各民族政权的儒家文化认同还是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民族分布区之后的一种文化选择,是游牧民族文化思维向农耕民族文化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同样也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力量。     

中古空间绝后的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中古民族大融合时期,儒家以"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念追求华夏文化一体、天下一统的大同世界。各民族人民及政治家认清历史发展潮流,以自觉行动实践儒家"用夏变夷"的民族融合理论,极大促进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本文从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民族融合背景下文学创作的新特点、民族融合中风俗的相互影响及相互吸收和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内在原因及走向四个方面,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于传统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少数民族文化风俗能使整个传统文化获得一种动力支援和方向启示及导引.     

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流变述略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民族文化汇聚的地方。民族流动的过程,就是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流变的过程,各民族融合的过程,也就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民族文化的变迁与交融构成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流变的主线。     

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一、西北诸族融合于汉族的趋势和特点隋唐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割据,在全国施行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然而,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融合相比,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和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模式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通常学界认为各少数民族因其经济文化政治落后于汉族人，所以，认为少数民族汉化是民族融合的主流。此论正确。但民族融合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所走的道路也十分曲折，绝非仅仅是少数民族汉化那么简单。本文从剖析信都冯氏和勃海高氏两个家族的变迁，发现了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汉人胡化再汉化的一条民族融合模式     

商品经济与明清民族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明清中国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商品贸易交流日益增多,社会经济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给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但商品经济与明清民族经济的有益互动,势必受到明清社会自然经济大环境的干扰,进而影响了各民族社会的正常发展和变迁。     

四川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正式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促进实体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推 动四川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拟通过分析二者融合现状,找出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推动当地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路径,希望能够助推实体经济转型,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畲汉心态秩序初论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畲族与汉族在历史上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并非和谐的心态秩序，此种心态秩序与畲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关联，对于畲族社会发展有消极影响。由此而提出了建构畲汉心态秩序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协调民族经济关系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引起民族经济关系的新变化,表现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少数民族成员职业技能转变难,资源开发造成环境退化、民族传统特色经济萎缩,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不足等方面。这些变化要求协调民族经济利益关系,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利益协调机制、能力建设,使少数民族融入工业化进程中,共享工业化发展的利益。     

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 作用机制及当代启示 ——基于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研究

高甲布努瑶歌文本是瑶族用壮族古壮字传抄并以北部壮语方言为主要演述语言的民间口承文献。桂西北壮汉瑶三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为群际接触提供重要场域,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受接触场景中政治、交通、经济与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接触情况,其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群际情绪和认知因素等,这些中介变量所凝练出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动民族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辽宁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辽宁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内容丰富、功能多样,具有鲜明的地域、民族特色和良好的资源配置条件。坚持正确的开发原则,采取合理的开发设计,这一独特的旅游资源将会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这不仅有助于辽宁民族体育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辽宁旅游业乃至辽宁经济的发展。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思考

缓解和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政府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原因,生活在祖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低、经济落后,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十分明显,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断创新、完善我国现有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政策,努力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丽江民族文化产业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各民族以特色文化作为区域经济独特资源的文化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丽江也如此,并以其丰富民族风情、特殊的地区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传统,积淀蕴涵了丰厚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且以民族文化资源为依托,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在民族文化产业建设中牢固树立“文化就是财富”的全新理念,把民族文化由非物质文化转变为物质财富,有效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论以自主积极的民族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民族经济发展

民族经济体制是阶段性的民族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伴随民族经济矛盾的演变,应以自主积极的民族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下原则:坚持民族主体性,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特点,考虑各民族的经济发展需要,注重与其他民族的经济联系和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