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各国的儒学现代化

<正> 一、儒学的时代课题和现代命运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儒学文化圈①国家共同的文化意识。但儒学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面临着时代课题,正如蔡仁厚所说:“儒家‘时中’之义,正要随时变应;故儒家之学,亦永远有时代之问题必须面对,是即所谓‘时代性’之考量,或‘现代化’、之因应。”②各时代的儒学大师们不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调整着儒学的内容,所以在中国,就有所谓儒学三期发展问题,国际社会中也有当代新儒学与中国大陆及港台的第三期儒学相呼应,由此而引发了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学的现代化,正说明现代人与儒学之间的动态的关系。     

儒学再兴与西学汲取--贺麟不赞成"本位文化思想"

《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 ,时至今日 ,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 ,成功于朱、王 ,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 ,社会新阶层迭出 ,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 ,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结合西学 ,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 ,必须依靠西学 ,否则徒劳无功 ,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 ,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 ,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 ,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 ,大关头” ,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     

现代新儒学的整体透视

自从为回应美国学者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化命运》一书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所下的富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判断和结论,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四人于1958年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以来,现代新儒学由港台推向世界,由海外而至中国大陆,日益彰显。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哲学界和文化界的普遍重视和强烈共鸣。对这一思潮和学派,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从学术源流、理论个性和未来出路等方面作出了有意义的分析和评估。本文的目的在于,     

中国文字学与儒学思想

中国文字学与儒学思想臧克和“一代于心性之结习成见，风气扇被，当时义理之书熟而相忘、忽而不著者，往往流露于文词语言。”①这段话是钱钟书先生自道其治学手眼。我们曾在《〈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等场合提及，以期引起有关研究者应有的注意。我们这里提出“中国文字...     

唯识学“刹那”义在近代的再中国化——兼论唯识学、儒学与西方哲学的交融

唯识学“刹那”义对近代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受支那内学院影响的哲学家熊十力、李石岑等人,他们都认为宇宙万物,包括心识或心性都是“刹那灭”的或说刹那生灭的,这是唯识学种子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内学院重点宣扬的唯识学的特色理论之一。不过,熊十力等新儒家认为这刹那生灭的宇宙是刚健有为、活活泼泼的,他以《周易》的“生生”之义赋予在这“刹那”义上,从而归宗到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立场上去了;而李石岑则以“刹那灭”义诠释人生之“生”,用唯识学接引了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强调刹那变化的人生背后有着一种创造的意欲,这便偏离了唯识学而更接近柏格森等人创造的进化论了。“刹那”义曾是这些知识分子建构近代形而上学的“共同知识”。     

孟荀“心性论”与儒学意识

孟、荀二子,念兹在兹者均在于“价值世界”能否在人间证成之事上。只不过孟子立定心之大根大本,直探价值之超越真实,在扩充之工夫中,昂首人间。荀子则立足世界,以统类之心通贯历史与社会,在大无畏却极具忧患意识中,开展“道”的现世性格。两人虽于“心性”之主张不同,却仍有相补相辅之可能。孟子道心性,强调践形工夫下的价值开显;荀子则重在价值之客观化上,故重视社会实践下的道德行为。两人均是一种“化成世界”的观点,而且是以“价值世界”为“生活世界”的意义所在。孟子内化伸展的学说取向,深化了儒学价值根源的理论深度;荀子则于外向实践的主张里,客观化了价值实践的具体可能。孟、荀二子俱为“儒学意识”作了不同向度的深化和开展,其于儒学之发展,实各有其功,不必强分高下。     

后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是对“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等人的激烈反传统主义所作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应。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作为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的开山之作,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在三、四十年代,冯友兰、贺麟、     

诗性感悟与理性精神的融合——评张振金的《中国当代散文史》

<正> 对于散文,论述颇多,各有千秋,也尽显风采。郁达夫的归结就很有见地,他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指出:散文或散文家之深情远旨,在于贴近“散文之心”。在笔者看来,这里有两种内涵,一是散文的主旨或主题所在,二是散文乃散文家的心性折射。如此,散文史就不单是对散文发展脉络的勾勒,也是对作家心性的捕捉与感悟。这就为撰写者提出了一个重     

孙中山与传统儒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孙中山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阐发了自己思想体系的渊源。他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固有文化即传统文化,其核心是儒家学说。这里我仅就孙中山如何“因袭”传统文化,对儒学持何态度作点初探。(一)历史步入近代,西学东渐,欧风美雨,在渐渐冲刷着中国古老社会的残垣断壁,中西文化发生冲突,传统文化受到挑战。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紧要关头,蒙受着奇耻大辱。如何抵御侵略,拯救中国?每个人都在思索着,寻找着。当     

超越“五四”,超越新儒学

自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诸先生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联合宣言（俗称《新儒家宣言》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当代新儒学在海内外都有了很大发展。之所以如此，有着历史的、现实的、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伦理道德的等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世界性的道德滑坡的刺激。首先，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人和人的关系愈来愈机械化、简单化、“工具理性”化，不仅“温情脉脉的纱幕”早已撕毁，人简直变成了科技和工具的奴隶。这种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新阶段，进一步导致了…     

北宋《洪范》学简论

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二○“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云:“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并称其特点曰:“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非徒以炫博也。”赵氏所说,似亦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通例之一。及至北宋一代,其时最为重视的经书,除《易》与《春秋》外,则莫过于《尚书》之《洪范》。此篇相传为箕子所以答周武王问治道者,先秦古籍多有称述其说。两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尊之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遂亦成为学人探究之要典。然迄北宋建国,据《隋、唐·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专论《洪范》之作,仅有伏生《洪范五行     

罗汝芳“安常”之论探析

从心性论角度考虑,罗汝芳“安常”理论的提出意义重大。近溪思想体系中,“安常”具体有三层内涵：安顺于自然“天性”之常;安适于社会伦理“人情”平常;安处无常人间,视“无常”为“常”。炼就“安常”心性需要可行途径：“悟”以达道;“忘”以“自适”;复归“人情”以入“圣王之田”。某种程度上,对于罗汝芳而言,持有“安常”之心乃是悦处“无隔”之境的必要条件。所谓“无隔”实是思想家理想世界的关键特征。罗汝芳“安常”理论的丰富内涵与其《易》学思想紧密契合,同时与阳明学“求乐”心性观一脉相承。然而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时代文化的发展,使得近溪“安常”之论呈现出更高程度的融合特色。     

儒学意蕴新析

张立文在《现代哲学》2 0 0 1年第 1期撰文《儒学意蕴新析》指出 ,儒学称谓始于汉 ,“河间献王德……好儒学 ,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儒学 ,简言之是指儒家的学问、学说的总和 ,进而追问儒学的主旨是什么 ?是指以周孔之学的发生、发展、演变为对象 ,以求索自然、社会、人生的所当然和所以然为宗旨 ,以仁礼贯通天、地、人为核心 ,以天人、义利、心性的融突和合为目标以成圣为终极关怀的学说。凡此五层面的意蕴 ,既是对什么是儒学或儒学是什么的回答 ,亦是对儒学内涵的规定。儒学即伏羲尧舜以来的周孔系统 ,这是从溯源而言的。孔子创立儒家学派…     

朱熹、新儒学与东亚现代化模式

一、“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和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世界上的文化分为东西两大类，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基础，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根源于儒学①。儒学的发展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以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孔子生活于东周中期（春秋末年），他把中国远古时代至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进行总结提高，提出“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问政》），把中国文化从原始形态上升到成熟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就沿着孔子所开创的仁义文化的方向，“仁以爱人，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蔡仁厚新儒家思想述评

蔡仁厚,江西雩都(今于都)人,1930年生于江西雩都,曾就读于雩都一中。1949年去台湾,在台大学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中兴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现任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30多年来,蔡仁厚师从第二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成为牟氏的高足。他沉潜研修、勤于笔耕,至今已有《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儒学的常与变》、《儒家心性之学论要》等十余种论著问世。在这些著述中,蔡仁厚不仅能够“承续师学、引申义旨、接引初机”,从而“对先哲之学作相应的疏解与表述”,而且不乏孤明自发的一得之见。作为现代新儒家中一个颇有成就的当代后学,蔡仁厚已成为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儒学的现代命运与未来发展——李景林教授访谈录

李景林教授简介:李景林,1954年生,河南南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兼职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所兼职教授及《儒藏》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持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学术研究项目.曾获得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等多种学术奖励.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专题研究、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中国哲学原典研究、哲学前沿等课程.在儒学、道家哲学、中国文化等学术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代表性著述有《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著作)、《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著作)、《儒家的丧祭理论与终极关怀》(论文)、《朱子心论及其对先秦儒学性情论的创造性重建》(论文)、《伦理原则与心性本体——儒家"仁内义外"与"仁义内在"说的内在一致性》(论文)、《孟子的"辟杨墨"与儒家仁爱观念的理论内涵》(论文)等.     

从王船山对宋明理学的批评看船山学之精神

王船山对程朱、陆王之学的批评与修正,同时亦是其克服与超越宋明理学之处。船山对陆王心学杂于佛老、单证心性本体而忽略道德实践的学问倾向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并反对朱子分理气、心性为二,而强调理即是气之理,心与性为一,显示出船山治学的重点已从体证道德本体走向成己成物的道德实践,从一己之成德走向儒家之人文化成,此亦即是船山学的精神所在。     

成中英新儒学思想述评

美籍华裔学者、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是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走过的学思历程是一条“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以“重建中国哲学”的道路。数十年来,成中英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他不仅创办了英文《中国哲学季刊》,而且是国际中国哲学会和国际易经学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80年代中期以来,成中英先生多次来中国大陆讲学访问,出席学术会议,成为大陆学界所熟知的著名海外学者之一。为了扩大中国哲学在全世界的影响,促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推动中西哲学之交流融汇,成中英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本体诠释学”的提出,在“世界哲学”的背景下尝试着重建中国哲学,即是成中英现代新儒学思想的主要理论贡献之所在。     

从“心性”之学到“美地观照”徐复观文艺思想初探

“心性”之学是中国当代新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将“心”的文化与“心”的艺术之间的障壁打通却是徐复观的独创。其要点有二：一、虚、静、明之心乃是精神自由的关键，亦是艺术价值的根源；二、“不为物役”不仅是庄子人生中“美地观照”的关键，也是艺术创造的关键。徐复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现代化因子的方法实乃当代新儒学内圣而外王理路在艺术领域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