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知”思想的再解读

传统对生知的解读忽视了儒家的信仰维度,没有充分揭示生知的内涵。生知与儒家的圣人信仰和天道信仰密不可分。生知、学知的划分表面上是区分认知资质,实质上是以先天离天道的远近来确立圣人的神圣级别,而生知之圣在这个阶位体系中居于顶端,具有最高权威和神圣性。生知与性善论之间存在必然关联,在荀子性恶观和天人相分的背景下,只能产生圣人学知的观念。     

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

儒家认为人性既有"自然气性"也有"道德觉性"。中国人文精神的生长是一个从"帝之令"到"天之命"进而"道之德"的历程。"传经之儒"和"传心之儒"是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人性论与"天地亲君师"关联。孟子的性善论是就"大体"和"天爵"而言的,性善是"存在的呈现",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从"自然气性"到"社会习性"的转化;孟子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荀子则强调"天生人成"而"化性起伪";孟子正视本心,扩充善性,荀子通过礼教来治理"自然气性"。合参孟荀,儒家"内圣外王"可以充实而饱满。     

荀子的经典观念及其对当前国学热的启示

荀子极其重视儒家经典,但并不反对其他具体技能知识。荀子反对记诵与章句之学,主张学习经典必须知统类、尊师法、重实践,在深刻领悟古之圣人修身、治国的成功经验基础之上,结合当今实际,成就君子人格和大儒事业。荀子的经典观念对当前国学热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荀子“类”观念及其在经典诠释中的运用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类"观念及其"知通统类"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正声"或"雅声"为标准的文艺批评观.用"虚"、"静"、"壹"的标准来衡量文学艺术,把五经的不同艺术特色作了划分,为儒家经典典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荀子心论辨析

荀子的心论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建立在认知能力基础上的认知心。此心虽具有认知礼义之能,却并不必然认知礼义之道。荀子强调通过"虚壹而静"以"解蔽"的工夫进而知"道",展现了心作为"神明之主"的主宰性。二是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欲等的情感心。从心之情感欲望出发,荀子提出性恶说和化性起伪,并强调通过礼义师法等的教化来"养心"。     

荀子伦理学的理论特色——从“国家理由”的视角说起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第一次明确地为政治国家的存在提出了逻辑清晰的辩护,而将"礼义"赋予"国家理由"的形式,使其获得"权力"与"道德"的双重身份,则构成了我们理解荀子伦理学之理论特色的不二途径。在荀子,国家是以"圣王"和"礼义"来表现的,礼义所具有的止争去乱的功能以及规范行为的性质,其实质是以"国家理由"的形式出现的;国家之所以必须并且必然,乃是因为其深深地根植于人的性恶的天性之中,而荀子所说的人性的"恶",并不是在特定的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恶,而应当被理解为政治意义上的"偏险悖乱"。如果说以"圣王"和"礼义"为代表的政治国家,其创立之初意原在遏制人之性恶的话,荀子似乎对此一政治国家抱持了过分的道德期许,远未及严肃思考政治国家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恶。     

先秦儒家身体观中的两个功能性概念

儒家主张认知活动有其身体之基础,身体深受社会文化价值所渗透,而且功能性概念正是构成儒家身体哲学的重要支柱。儒家强调"自我"是意志之方向的决定者,肯定"自我"是自由的主体,而且肯定规范源于主体之意志。"化"和"养"是儒家身体哲学中最常用的两个概念,先秦儒家常在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社会平治的语境中,使用"化"这个词汇。在"养"这个功能性概念的使用上,孟子与荀子各自代表一端,孟子的"养气"工夫着重于从"自然"中转化出"文化",荀子则是强调以教化力量、以"文化"矫治"自然"。     

儒家经世学派考原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所谓"功利学派"或"事功学派",此派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和国计民生,故而称其为"经世学派"可能更为恰当。依韩非子之说,儒家在孔子之后分为八派。儒家八派思想旨趣不同,而皆自谓得真孔子之道者。从根本旨趣上说,儒学既非记诵辞章之学,亦非玄谈和独修的学问,而是经世济民之学。在儒家八派之中,唯有"孙氏之儒"才是得了孔子经世之道的真传。儒家经世学派的第一任领袖,《荀子》称其为"子弓"。考辨儒家经世学派领袖,有三条理由可以论证"荀子"姓"孙",而不是姓"荀";有八条理由可以论证"子弓"为孔子著名弟子"子贡",而非前人所说的"仲弓"和"馯臂子弓"。子贡乃是孔门真正的经世大儒和孔子正宗的继承者。     

先秦哲学中的“静”观念

静,最初与动相对,后来逐渐发展出政治安宁等褒义,并在春秋时期具有了德行的意义。先秦儒家十分重视静,孔子以静比喻"仁者",孟子讲"不动心",荀子讲"虚一而静",都认同静在工夫修养中的意义。但在儒家看来,静并不是第一性的观念,它是依附于礼或心的第二性观念。而在道家思想中,静被视作第一性的观念,是可以代表道的,所以静是道家本体论、宇宙论、修养论的重要观念。在法家和纵横家等其他先秦诸子的理解中,静则被视作一种有效的工具或方法,来实现政治目的。经过先秦哲学的发展,静具有了工具性、工夫论、本体论等丰富含义,这是动所没有的。     

《止学》中的领导艺术

《止学》是一本源于本土领导科学的经典,其出发点和归宿是领导方法与艺术。《止学》的内容虽然精微广大,但总共探讨了十个方面的问题,即九个"止",一个"修",其核心思想是大智知止,知止不败。"止"之奥妙,存乎一心,学习《止学》,贵在体悟。"当进则进"是领导常识,"当止则止"则需定力。我们的研究不能囿于《止学》,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开发《止学》,以形成现代版的新《止学》,这对于指导领导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论“知”视阈下荀子圣人人格三境界

荀子以知为理想人格的内在品质,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理论的共同特征,在这方面,孔孟荀确实一脉相承。荀子追求理想人格的行本身已蕴涵着知的实践,而知、仁、勇的合一作为理想人格挺立的标志是渗透了知识对勇的指导,在个体的习俗践履、环境教化中理解、把握礼仪规范而形成自己的人格典范,而学的本质在于积善全尽的实现"全、粹、美"的圣人人格境界中把社会伦理风俗转化为对自身德性的造诣。荀子在追求大—圣—神的理想圣人人格中逐情化欲,把理想与现实、历史与现代以知而实现超越与贯通。     

儒家抑或法家:论桓范的政治伦理思想

桓范是魏晋之际不可多得的儒家人物,从残存的《世要论》来看,他把阴阳五行论与儒家学说结合,主张德治为主,德刑合用,强调君德与臣道之不易,认为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并以"慎刑""息兵""节用"作为"得民心"的具体措施。这些观念,明显受到孔孟尤其荀子学说的影响,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再现。所不同的是,由于桓范曾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与当时诸多权力人物进行过"肉搏",具有一线的政治经验,这使得其思想与孔孟尤其荀子相比更具有现实性、操作性。但他仍坚持了儒家的理想和原则,没有滑向曹魏统治所青睐的法家。他是一个极富理想又具有实践精神的儒家,将之归于法家有失妥当。     

“礼”：荀子教育哲学的理论核心

“礼”是荀子教育哲学的理论核心：首先,学“礼”。“诵经读礼”“学止乎礼”组成了以“礼”为纲纪,且囊括“儒家六经”等重要资源为荀子教育哲学之学习的内容。其次,思“礼”。“虚壹而静”“以类度类”形成了以“礼”为对象,且提倡“内外结合”等重要手段为荀子教育哲学之学习的方法。最后,行“礼”。“行义以礼”“比中而行”构成了以“礼”为标准,且强调“知行统一”等重要实践为荀子教育哲学之学习的过程。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试论荀子的礼治模式

战国时代,荀子和孟子开辟了孔子儒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从此,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法律、艺术、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儒家化的基础。而如果说孟子在思想层次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浸入了儒家的价值论和精神,那么,荀子则在实践层次上塑造了中国礼治的基本形态。荀子认为,“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这段表述简明地概括了其礼治模式的基本方面。“礼始乎棁”是说礼始于对人本性的的收敛和约束。“成乎文”是指礼落实到礼之文饰上面,使礼具有规范的实在性。这种礼的规范性在孔孟那里具有外在规范和内在道德的双重意义,而在荀子的礼学思想中,过多过重地强调外在规范性,并借助政治、法律的权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荀子论智

在荀学研究中,"智"似乎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重要概念。一则是因为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往往以"智识心"、"以智观心"等说法描述荀子的"心",然而其所用之"智"概念并非出于荀子对智的定义,实则为完全不同之概念;二则是因为与"智"密切相关的"心"和"知"这两个概念常常被学者讨论,从而造成了荀子的"智"概念常常被讨论的错觉。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未有专著从正面对荀子的"智"进行疏理。笔者则通过本文指出,荀子对"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用法包括表达"知"的主观条件和"知"的一般结果,狭义的用法是带有价值意义的与"愚"相对的"智"。接下来笔者对"智"的几种用法同"心"、"性"、"伪"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荀子"化性起伪"的观念在"智"的思想上表现为变"愚"为"智",而"学"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动力。     

至善与本真——先秦儒道“知止”观念的一个比较

先秦儒道两家都有“知止”的观念,且学贵“知止”,对于先秦儒道两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止于何的问题上,两家却表现出不一样的思想旨趣。儒家以止于至善为宗,道家基于名言的有限性,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对应观念,但从道家思想的精神来看,《庄子》中已有苗头,后世加以运用的“本真”概念实质上可以作为“至善”的对应语,从而使我们能够借助“至善”与“本真”这两种价值类型对两家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儒家是在社群和定位中看待人,而道家则是在大化流行的背景下看待万物,这也就决定了以蕴蓄成德和性修反德为主要内容的不同的修止之方。由此,透过“至善”与“本真”这两个观念,借助于前人对“止”的工夫和本体义的挖掘,围绕止之目标、根据、方式,考察儒道在此问题上的一个差异,不惟能深入把握“知止”观念,还能增进对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深入理解。     

《性恶》的文本结构与荀子的思想体系——从“性朴论”的内在紧张谈起

"性朴论"针对传统"性恶论"的理解,为荀子"性论"赋予新的内容,并由此为荀子作为儒家正统正名。然而"性朴论"的相关论证始终建立在对《性恶》文本质疑的基础上,这就造成了《性恶》与《荀子》在文本整体性上的内在紧张感。实际上,通过对《性恶》文本展开结构的划分,认真分疏其对"性善"的诘辩方式,可以发现荀、孟"性论"内涵并不一致。荀子的"性论"在"涂人成圣"的理论框架下,并不具备孟子"性论"的价值根据内涵,而是分别对应着"材性资朴"的"知仁义法正之质",与"情之所欲"的"能仁义法正之具"。其中,前者正是从《荀子》文本中得出"性朴论"的文献依据,以及进行相应解释的理论基础;而后者则是《性恶》开篇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理由,以及此篇与《荀子》全书并不冲突的内在根由。由此,荀子"性论"的真实内涵不仅得到了全面的展现,荀子"成圣"即是"王道"的整体思想框架也将得以显示。     

文学史对“发乎情，止乎礼义”诗教的依违——《（管锥编）艺理引义》之一

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诗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有很大影响。但对于该理论的接受,一直存在依违之分,在“发乎情”与“止乎礼义”两端,各有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