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南北”还是“东西”？——湄公河地区跨国经济走廊的竞争与协调

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框架,中国六大经济走廊有两条经过湄公河地区。湄公河地区有着显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和前景广阔的市场,是各大国竞相关注的焦点。中国、印度、日本都与湄公河国家展开了跨国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合作,在湄公河地区呈现出了南北和东西走向的纵横交错、交叉重叠。本文以"地缘—市场—认同"作为跨国经济走廊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中、印、日与湄公河国家合作建设的跨国经济走廊在湄公河地区面临的竞争,并尝试探索推进各经济走廊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和路径。本文认为,中国应与印度、日本不断深化地缘战略互信,在湄公河地区开展双边及多边市场合作,统筹推进"南北—东西"协调对接,深化"软"联通互利合作,构建深层次相互认同,打造全方位的互联互通,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印日发展战略的对接提供积极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第六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区域、社会与文化会议综述

2013年6月16日至17日,第六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论坛主要围绕"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对话、‘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民族认同与宗教、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研究及民族识别与西南民族的研究、国家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五个专题对西南地区发展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等进行全面深入的学术交流,体现了当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现实问题研究的责任和担当。     

百越古道：一个历史的考察

＂百越古道＂是连接中国西南至南亚＂茶马古道＂,是通往中国东南出海口和东南亚的古老通道。这条古道不仅是经贸之路,也是民族迁徙和交流往来之路。历史上,中国南方民族通过这一古道向东南亚扩散。我国南方与东南亚有20多个民族是＂同根生的民族＂,还有很多民族是＂跨境民族＂,这一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这一古道密切相关。百越古道源远流长,先秦时期,西南、华南与东南亚和大洋洲交往频繁,为古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秦汉时期,百越古道初成格局。三国至唐宋,是百越古道大发展和鼎盛的时期。元至民国时期,百越古道继续发展与变革。解放后,百越古道获得了新生和繁荣。百越古道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中国走向东南亚、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通过追溯历史,考察百越古道在上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面貌。     

“岷山道”的历史作用及其当代价值

岷山道为历史上连接四川盆地与河西走廊的重要经济文化通道,先秦至汉代为沟通黄河、长江上游的重要文明通道,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为长江流域直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主干道重要路段,唐以后至民国时期为汉藏茶马古道干道之一,为促进成都平原和川甘青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和西部大开发建设,再次沿古代岷山道构建连接成渝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沟通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大通道,岷山道将成为促进成渝城市群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带动川甘青交界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推进藏羌彝文化走廊建设的重要经济文化廊道。     

略述丽江古城及茶马古道上的“房东伙伴”贸易

在"茶马古道"上长期的纳西族、藏族贸易中,滇西北藏区和纳西族地区产生了一种别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房东伙伴贸易",它是在滇藏贸易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经商形式,特别流行于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的贸易中,历史上,它随着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而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一些历史记载中可看出,在明代木氏土司统治迪庆时期,纳西族与藏商的贸易交往十分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就已有了"房东伙伴"的商业贸易习俗。这一贸易习俗到清代以后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西北和西南的其他例子也可看出,这种最初基于经济互助、贸易往来的"伙伴家庭"关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商贸和生产上交往较多的相邻民族。这种各民族特定的基于家庭的伙伴关系,是促进和睦和谐、相帮互扶的民族关系的重要动力。     

对“民族国家”和“国族”问题的理论思考

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和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论姓"资"姓"社",也都必须建构"民族国家"和"囯族"。只不过像中国这样受到"天下主义"历史传统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族建构方式和途径上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国族"建构长远和根本的任务是增强文化认同,集56个民族文化之精萃打造中华民族的大文化,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必须"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伟大战略任务。     

遗产廊道视域中滇藏茶马古道价值认识

滇藏茶马古道是历史上纵贯西南边疆的民间商贸通道,对西南边疆民族经济互助、文化交融、民族和谐、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然而,社会的发展改变了茶马古道的角色和功能,急需全面分析古道所面临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以阐明重新认识滇藏茶马古道价值的必要性。基于此,提出茶马古道全新价值观,即古道在遗产价值、维护生态安全、遗产游憩廊道、爱国主义教育和寻求共同地方认同等方面的多元价值表现。以古道新价值为依据,指出构建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是发挥和利用古道完整价值的适合途径。     

西南民族文化贸易终端的问题及“走出去”路径透析

以西南民族文化产业为基础的民族文化贸易主要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终端消费市场,而民族文化贸易处于"内向型"发展阶段,文化贸易逆差现状与我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状况不协调,民族文化面临知识产权法制体系缺陷的困扰,民族文化贸易的产品和服务同质化导致系列问题。在坚持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更注重文化生产和创新,巩固以民族文化品牌引领的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西南模式",实施从"引进来"转到"走出去"的战略转型,把西南民族文化产业走廊作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策略进行整合,从而沿着民族文化"走出去"的路径促进西南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思考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关于"民族走廊"的理论,指出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西北民族走廊以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为主干道,南北有两条平行的辅道,还有与之交叉的南北通道。围绕西北民族走廊,历史上有氐羌、匈奴、鲜卑、汉、藏、蒙古、回纥等民族频繁进出,在此长期交往,并出现了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定居于此的民族。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中国的主要宗教也在此传播会合。西北民族走廊地区的历史演变,又与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区紧密相关,而且在历史上多次影响全国。今天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的发展又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研究西北民族走廊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民族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巴盐古道的商贸体系化研究

作为川盐古道的众多分支之一,巴盐古道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的价值是集政治、经济、文化一体的。围绕着盐交换促成了产业、城镇与商贸的兴起,形成巴盐古道商贸体系化的特点。同时,这些特点对沿途武陵山区民众生活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另外,盐交换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区域文化现象,体现独具特色的文化结构。     

“三海倡议”与“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对接

能源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合作发展的重要载体与引擎。在中东欧地区,"三海倡议"所倡导的"南北能源走廊"计划与"一带一路"的能源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三海"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能源储备和消费市场以及能源结构转型等方面都是"一带一路"值得展开合作的具体领域,"三海"地区自主发展的需求与俄罗斯寻求能源合作伙伴的意图客观上也为"一带一路"与"三海倡议"开展能源合作创造了机会。由于"三海"地区历史上长期处于周边大国影响和控制之下,社会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受限,整个"三海"地区的发展速度缓慢,难以承接"一带一路"带来的大型能源合作项目。在美俄"三海"能源博弈十分激烈的背景下,"一带一路"与"三海倡议"的能源对接合作将面临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中的“传承”与“借鉴”

中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它无论从表演的内容,还是从演唱的技巧方面,都是依据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的审美标准发展而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族声乐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传承"传统民族声乐之精粹,"借鉴"美声唱法的科学理论和发声技巧,体现着"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特征。因此,它才能服务于人民大众,体现其自身的艺术价值。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从“西南民族研究”到“西南学”:近代中国西南研究的学思历程

1928年,《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出版,为中国学界"西南民族"集团研究之嚆矢。"九一八事变"后,地处西南的学者深受"救亡图存"使命的感召,提出整合自然和人文科学进行"西南研究"。1948年,江应樑代表南方学界提出"西南学"构想。从"西南民族研究"到"西南学",是西南研究趋于高潮的产物,反映学界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将西南社会中的某些文化特征看作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在现实社会的遗存。宏观上把握西南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有助于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通史;同时,考虑到西南大区内部具体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差异,阐述了广东、四川及西南边疆社会文化的独特性,无论得失,对于今天的西南学术研究不无启发。     

族群流动·空间重构·社会变迁——第七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5月24日至25日,第七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民族学院召开。研讨会主要围绕民族志方法论质疑及其跨学科应用、民族走廊与民族关系问题、人口流动与民族地区的发展、旅游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族群流动与民族历史、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探讨六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体现了当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对现实问题研究的责任和担当。     

“一带一路”倡议对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的实证分析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区域,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社会经济保障,特别是作为国家向西开放、贸易合作、互利互通的重要中心,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尤为重要。本文以文化产业为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湖南、贵州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2)"一带一路"倡议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正向效应为0. 097;(3)通过动态性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动态效应处于波动上涨趋势。     

香满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社会发展

蜀身毒道、麝香之路与丝绸之路,都是古代中国西部民族与世界民族交流的古道。在这些古道的一端是具有适合香料产生的湿热、高寒自然环境的中国西部地区,历史上,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元,且瘟疫、瘴气等自然灾害多发,并关系国家疆域的安危;在这些古道的另一端,是同样适合香料、香药生产的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等异域国度的世界各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香文化在丝绸之路等古道上,与世界各个民族传统文化交融并生、和合共存。一直以来,香料、香药是丝绸之路等东西方交流古道上朝贡、商贸等活动中的重要物品,香被广泛的应用于古代中国的世俗生活和神圣世界,在民族传统文化交往、医疗卫生及文化精神生活等方面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香文化成为实现边疆社会稳定发展、维系丝绸之路等东西方民族交往古道兴衰的重要文化纽带。借助香及香文化,古代中国各民族与异域世界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断交流、借鉴、融合创新、和合共存。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民族交流古道上丰富多元的香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有效构成。汉唐以来,香文化深刻的影响着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构建。挖掘、整理香文化是共享丝绸之路精神、把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之宗教文化核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是"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区,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和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一带一路"经贸产业合作跨国大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心,具备了这一战略实施的互联互通基础。"一带一路"战略构筑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产能合作、产业发展和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方式创新,也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