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罗斯的文学创作:祛魅

祛魅是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征。罗斯通过描写犹太青年的反叛行为,揭示了犹太人心理层面上的祛魅,表达了犹太人对犹太传统的复杂情感。罗斯采用揭示、嘲讽、戏谑、颠覆、解构等作为其文学祛魅的方式;既祛犹太传统与犹太主流话语之魅,又祛美国主流文化价值之魅,是罗斯文学祛魅之特点;而还原人真实、本来的面目,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是罗斯文学祛魅之目的。罗斯的创作彰显了其人道主义精神实质。     

祛魅与启蒙——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叙事价值的一种思考

世界因“魅”而“蒙”，有“祛”才“启”。祛魅与启蒙具有内在的价值统一性，祛魅是为了启蒙。祛魅会带来附魅，附魅后的世界又需要新的启蒙。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价值观的祛魅，因此其思想策略具启蒙性质。文学的祛魅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故其文学叙事也具启蒙的性质，是后现代启蒙的积极参与者和构建者。     

以“家”构“族”： 中华民族历史建构的独特逻辑

“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的提出和广泛使用,凸显了中华民族在社会组织形式上的“家庭”性特征。这一特性是在“以家构族”的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即按照家庭共同体的组织逻辑来推动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从长时段角度来看,历史上家国一体文化在形塑王朝体制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国家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随着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传统“家国观”始渐转换为以“家族”的社群形态来建构“国族”。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家庭”框架逐渐成为了中国族际整合和国族建设的独特模式。透过上述历史脉络发现,“家庭”隐喻实际上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家国”属性：“家”是外在的社群形式类比,“国”是内在的国族共同体本质。     

李碧华解构正典手法论析

李碧华在解读正典时,从"异质"的身份出发,消除正典文化本身被过度意识形态化和道德规训化的部分,呈现出正典不曾被常人发现的部分。李碧华对正典文化批判的同时,连同对依附于正典文化的权力、道德、爱情、人性等都进行了"扫荡",达到了"祛魅"、消解的效果。在解构正典时,李碧华成功地运用了戏仿、反讽等手法,同时在文本中构建隐喻关系,形成复调文本,提供了多重考察角度。     

圣俗之间：甘地宗教哲学的特征

甘地追求政治宗教化、神圣化,同时强调宗教的实际效用;用现代“理性”观念为传统宗教“祛魅”,又虔诚地坚持有神论信仰;从西方文化中汲取有利于印度文化发展的“因子”,又对本土传统进行创造性改造.甘地的宗教哲学脱胎于印度深厚的宗教文化土壤,又迥异于当时印度主流的社会政治思想.他独特的宗教哲学,是印度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成功典范.     

马克思对近代西方人权观的祛魅及其理论旨趣

马克思对于近代西方人权观念,经历了从最初的颂扬到其后的祛魅这样一个过程。祛魅之后,马克思诉诸“人类解放”这一价值旨趣,开创出彰显马克思主义特色的新人权观。     

彩虹岛上家国梦 ——台湾同志电影的系谱与政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性恋/酷儿题材电影在台湾蔚为潮流,并逐渐形成一种类型化的同志电影.台湾同志电影挑战了保守刻板的主流性政治,创造出兼具先锋性与商业性的同志电影文化.然而,台湾同志电影对同性恋的景观化再现,迎合了异性恋中心主义社会的奇观化凝视,而关于彩虹岛的同志共同体想象,则无法摆脱后殖民性与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无意识,从而与塑造台湾主体意识的主流国族叙事达成合谋.台湾同志电影建构了一个"后殖民台湾同志"镜像,其所投射的依然是台湾社会纠结于国族身份辩证的历史悲情.     

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邹容国族论述中的“他者建构”

邹容挪用和混杂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与梁启超的人种理论界定他心目中的"我族",形成其人种论的基础;他从历史记忆建构的角度,透过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亦即"受害者故事",他以"黄帝"为核心的血缘同胞的文明汉族想象,配合建构满人为野蛮残暴凶狠的"他者"的思维模式,尤其是以"受害者故事"的历史记忆所形塑之国族共同体想象模式,可谓对于日后近代中国共同体的想象有持续性的影响力。     

祛魅的悖论:先锋文学的“精神真实”与“神秘主义”

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是以对现实主义文学话语的祛魅为旨归的。它以"精神真实"为旗帜发动了一场文学祛魅活动,以此反抗现实主义对"真实"解释的垄断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然而,先锋文学提出的"精神真实"具有不可调和的自反性,最终导致在其文学创作实践中神秘主义的盛行。神秘主义的盛行反过来拆解了先锋文学努力建构"精神真实",让这场文学祛魅行动呈现出悖论的一面:祛魅意味着赋魅,建构意味着解构。祛魅的悖论从反面显示出文学必须建立与现实、与世界、与大众的联系,才能让文学具有持久的和真正的生命力。     

“丧”文化对青年价值观的冲击与纾解——以“摆烂”话语为例

“摆烂”是丧文化话语的最新表现形式,是当代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折射。以“摆烂”“躺平”为代表的丧文化的流行,蕴含着青年对社会生存及个人发展的迷茫、困惑与不满,其实质是一种群体性的时代焦虑,是媒体驱使下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并给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发挥带来了挑战。为此,应当对以“摆烂”为代表的丧文化话语体系进行解构与祛魅,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高地,引导学生树立奋斗幸福观和劳动幸福观,以奋斗精神绘就新时代的青春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