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隐逸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隐士·隐逸诗人·经典诗人——陶渊明形象经典化解读

经典化的陶渊明是他的读者塑造出来的。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和“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定论,影响了后世读者对陶渊明的接受。唐代独特的隐逸文化使陶渊明日益显扬,而宋代特定的文化氛围、文人心态和审美趣味,使陶渊明成为经典诗人。     

正史隐士传考论

隐逸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非常特殊且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而隐士是隐逸文化的主体,也是其主要的承载者和践行者.对二十六史的考察证明,我国正史设立隐士传的传统,并非如前人所说始于<后汉书>,而是始于<史记>与<汉书>;对二十一种正史记载隐士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列表统计,由此能够清楚地看到隐逸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势力之强大,意义之深远.     

试论李白的隐逸

试论李白的隐逸孙波一、中国古代的隐逸原型隐逸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李白的隐逸只不过是这现象中的一角风景。因此，只有把李白的隐逸投放在中国古代的隐逸现象的大背景中，才能正确把握李白的隐逸。中国有记载的比较早的隐士是尧时代的许由。据载，尧想把天下...     

隐士和隐逸文化初探

隐士和隐逸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形态,它出现于文明社会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道家正是在汲取了隐士和隐逸文化的思想营养才得以产生、生长起来的。但是,由于中国隐逸文化历史悠久,史料、传说记述颇丰,使得隐士和隐逸文化具有相当的模糊、矛盾和神秘色彩。用发展的眼光去探究产生隐逸文化模糊及矛盾的根源,发现隐逸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嬗变过程。     

论辛弃疾的隐逸及其隐逸词

在宋代词人中,辛弃疾有六百多首词流传至今,独占鳌头,这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更幸运的是,历代人似乎都很偏爱他的词,称誉颇多。辛词既然有那么多作品流传并能那样引起历代人的偏爱,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辛词蕴涵的深厚、博大。凡深厚博大的文化遗存其魅力是书写不尽的,只是需要发现而已。本文打算从隐士文化的视角对辛弃疾其人及其作品进行一番考察,这样做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宋代是历史上隐士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二,辛弃疾一生经历了约二十年的隐士生活。三,稼轩词之大部分是在隐居期间所作,还有一些则与隐逸着密切的联系。当然,这种讨论并不是为了证明辛弃疾的隐士身     

隐士群像的百态风情——论两晋南朝隐逸赋

两晋南北朝时期 ,隐逸风气大盛 ,其原因有二 :一是社会动荡黑暗 ,政治杀戮尤为残酷 ,士大夫便将隐逸作为全身避祸的最佳途径。二是宣扬自然无为的玄学与鼓吹出世思想的佛教相结合 ,使隐逸风气更加炽盛。在隐逸风气盛行的同时 ,出现了大量的隐逸赋。隐逸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反映 ,从多角度全面地展示了当时的隐逸风尚 ,生动而深刻地描绘出当时隐士的风情百态 :或塑造悠然自得的隐士形象 ;或披露由仕而隐的矛盾与无奈 ;或调和陵薮与市朝 ,表现朝隐的生活与思想 ;或揭露假隐士的丑陋面目。通过这些隐士群像 ,再现了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特征     

论唐诗中的隐逸旋律

隐逸是唐诗的一贯主题,唐代隐逸诗的大量出现是唐代群体作家隐逸人格的衍变发展在艺术创作中的必然反映。本文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勾勒唐代隐逸主题的嬗变轨迹,辨析不同历史阶段唐人隐逸生活情趣、精神风貌之不同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传统上一向认为儒家主张出仕,道家主张功成身退的退隐,在唐代政治开明、文学繁荣、国家昌盛的背景下,士人学子对待仕隐关系的态度出现了新的转变,隐逸观也并非单单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是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隐逸观。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他们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他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的。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隐选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浅淡孟浩然的隐逸及其诗歌的艺术特色

盛唐的田园诗人孟浩然终生布衣，是位受人敬仰的隐士。但是，孟浩然的隐逸并非始终如一，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前期是为步入仕途作准备的、带有强烈功利目的的隐逸；后期则是追求人格理想、完善其道德追求的真心归隐。受其隐逸思想的影响，孟浩然的诗歌形成了清幽、平淡而又不乏壮逸的艺术特色。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山水诗与隐士文化

中国古代山水诗与隐士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隐士文化渊源于上古三代，与封建社会相始终；它以隐逸遁世的生活模式、归返自然的生命意识、随运委化的人生哲学、无为自适的价值观念、清简玄远的审美标准等为主要内涵。建筑在封闭型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社会，盛行以血缘相维系，以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为根本的宗法制。上一人之进退出处关系到整个家庭、家族的兴衰存亡，官方舆论极度强调仕进便体现了个人与朝庭双向选择中畸重性进的一致性。但是，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出于主客观诸般缘由而隐身蛰居者，同时国家政权的稳定也需要借助于…     

隐逸人格精神与中国古代艺术美追求

一 隐士的大量出现及稳逸行为的几度普遍,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特有现象,这在别国文化发展中是难以看见的。也许我们能够说,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之所以独具特色,隐逸文化的存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制约因素。隐逸文化的勃兴及传承,在客观上刺激了古代审美文化的发展。而在隐逸文化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隐逸人格精神的实践与建构。这种实践与建构是在隐士们艺术化、审美化的隐逸生活中最终完成的。马尔库塞认为:“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依此逻辑,则隐逸人格精神之于隐逸文化,甚至相对于古代审美文化都很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承担者”。 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历史上,如果将儒家文化看作中国自孔夫子以来的主流文化的话,那么隐逸文化则是非主流文化。它处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既同主流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来与之相抗衡。隐逸文化基本上是一种道家文化,在隐逸文化氛围中     

晋宋江州移民与隐逸诗派

晋宋时期,江州的经济文化相对于荆楚和吴越地区,发展明显滞后,移居这里的士人多为出身次等士族或庶族的中下层文士。由于移民的参与和引领,江州的文化生态是儒学、佛教和隐逸三派并存。他们疏离于上层社会,耿介孤傲,归隐山林,追求回归自然的生活情趣,由此形成江州地区的隐逸诗派,而南阳籍隐士群体对江州隐逸文化的形成影响尤为深远。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本文用隐逸不用隐士,因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用这种眼光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即是隐。元代有《隐居通议》一书,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并非我凿空乱道。一、无道则隐——正义孔子论隐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     

论儒道文化之隐逸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隐逸.先秦典籍已记载隐逸现象,早期隐士多受儒家赞誉,魏晋名士尚清谈,受道家影响较大.世人对隐士群体的理解评价往往随时代发展而褒贬不一.隐逸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重组成,比如文艺方面的隐逸诗创作、文学形象塑造和史学考证以及民俗方面的茶饮风气形成等.     

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的双重标准

隐士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重隐士的传统,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是礼敬隐士的。但自先秦以来,反对隐逸的呼声也一直不绝于耳,有时甚至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本文通过对尊隐、反隐两种历史现象的分析,发现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所使用的乃是带有很大主观随意性的双重标准,而其立论的出发点却惊人地一致。     

“士”的二重性与道家隐逸哲学

“士”具有二重性,即依附性和自由性;隐士典型地体现着自由性,其行为方式的突出表现为“隐逸”;“隐逸”有“隐”与“逸”两个不同的方面,逐渐产生了道家隐逸哲学,并形成了道家隐逸哲学不同的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