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手机与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身份建构——来自文化视角的分析

农民工希望通过消费融入城市文化,实现身份认同。然而这一过程却受到了诸多城乡差异因素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文化因素。文章以青年农民工消费山寨手机为例,通过分析山寨手机中的符号意义以及访谈的方法来验证两个假设：山寨手机中所包含的符号满足了青年农民工体验城市人身份的需要;城市同龄人对山寨手机符号的不同解读为青年农民工建构城市身份设置了障碍。因此,文章提出文化资本在以符号消费为媒介的城市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生产主体到消费主体:消费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分析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对创造认同和身份建构的影响日益凸显。以珠三角地区为分析样本,考察作为一个职业阶层的农民工群体,在乡城流动背景下新老代际间的群体结构转型与身份建构。研究表明,农民工在乡城流动背景下,经历了从生产主体到消费主体的结构变化。与此同时,珠三角大都市的消费主义巧妙地融入到了现代城市生活的消费世界,冲击了这一群体传统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激发出青年农民工内心中的消费欲望,为之提供了新的生活参照,使之由生产主体向消费主体转向。消费开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主导形态,同时也作为一种去"农民工"身份的主体行动,强化着他们体验、想象和建构新身份的主动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

底层社会的建构过程是多种社会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行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主体身份确认、建构和类别化的过程.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的过程体现在:制度安排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与代表传统文化的传统乡村的脱榫及自我认同的文化缺失、社会关系网络的隔离与自我认同的重新定位,个人认知结构、语言结构和方向感的丧失以及感受到的认知紧张和情感压力;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的主体建构过程则体现在:在"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抗争过程中的一种空间实践与再生产过程,即通过空间的营造来实现一种防御性认同、一种弱者或在边缘建立的认同、一种"主体性空间"边界的建构策略与自我认同建构策略的过程.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结构和状况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广受关注,但是作为研究这类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即如何测量农民工城市融合则少有学者研究.本文在回顾农民工城市融合测量方法的基础上,设计了农民工城市融合问卷,并以在南京务工的农民工为样本,就其城市融合的结构和状况进行了研究.统计分析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合包含四个维度,本文将其分别命名为经济融合、心理融合、文化融合和身份融合；农民工城市融合程度总体较低,其中,经济融合和文化融合程度很低,而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程度相对较高.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伦理向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焦虑,是一个受到政府关切、社会关心以及学界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之于"城里人"后致性社会身份的谋求及建构,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的主体性认知,也在于社会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中的主体间性共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诉求与身份建构

对城市充满向往与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受到来自制度层面上的限制与约束,而且还有文化上的冲突与碰撞,表现在行动上是与主体社会的疏离和对防卫性认同的建构.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对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和社会制度进行双重解构和重构,在制度转型的同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主体意识到个体行为的全面转型,建构个体对工人身份的内在化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新型城镇化中农民工新市民城市融入困境研究

"社会建构视角"的新型城镇化区别于"国家建构视角"的传统城镇化之根本就是将人的生存发展融入到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工新市民是城镇化的核心力量,他们处在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为现代化建设贡献着自身的力量,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实现市民化身份。相反,农民工新市民却面临着户籍、社保、教育及就业体制障碍,经济及住房压力,城市市民的排斥和文化差异导致的心理适应性较弱等各种困境。如此艰难而尴尬的境地,也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城镇化带来挑战。政府要为农民工新市民的融入解决体质障碍,疏通有利于他们学习和就业的渠道;社会团体和原住市民要积极接纳和关怀农民工新市民;农民工新市民自身要勤奋努力,调整心态,善于改变和革新,增强自身的适应性。此外,政府要积极建设小城镇,引导农民工"就地城镇化",这将更有利于提升城镇化质量,加快城镇化的步伐。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关系的实证分析

缩小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实现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所得的数据,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以社会距离为中介变量的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等因素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起着不同的强化作用。在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正向强化作用,而同群效应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负向强化作用。因此,应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入手,增强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避免同群效应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的负向作用,从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进行。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青年农民工城市认同的道德冲击

认同感作为个体心理的一部分,在社会结构中不断被反思性建构。城市认同除了社会制度、社会网络和个体特征的影响外,也与社会道德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前赴后继"的城市流动中,在社会阶层上行与维持的博弈、抗争之间,青年农民工在复杂城市生活中不得不面对新的规则语境,需要在自我中心和社会合作之间需求平衡与互补,他们的心理韧性不断经历激烈反复的考验,道德的自觉认同和维系不断经历着撕扯和冲突。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的生存场域变迁及个体化趋势带来道德意识、道德标准、道德内容逐渐发生变化,这三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影响着农民工的城市认同。     

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基于卡茨尼尔森框架的分析

借鉴卡茨尼尔森等关于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框架,本文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在文化层面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考察了三方面的内容:阶级话语的消逝及其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影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及其悖论;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阶级形成中的"发声".本文的研究发现包括:其一,阶级话语的消逝导致了农民工问题表述中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并存,造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尴尬错位,并引发了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巨大张力;其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一方面具有遮蔽现实、充当社会水泥的功效,另一方面这种建构因不得不以乌托邦为参照系而构成了一种对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现实的迂回批判,反过来为农民工及其后代对自身的处境予以反思性认识,提供了一面镜子;最后,打工文化的兴起,为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     

空间政治、边缘叙述与现代化的中国想象——察析农民工题材电影的文化症候

农民工是近年来文学创作中"底层叙事"和影像书写中边缘叙述的重要对象,表征着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文化症侯.从空间文化批评视角切入对<泥鳅也是鱼>、<落叶归根>等农民工题材电影的症候式分析,发现:作为流动和边缘群体的农民工在都市空问中居于主体暧昧和被看的位置;乡村/城市、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交织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农民工影像负栽着深刻的空间政治寓意.电影以边缘叙述和"苦难叙事"的手法凸显农民工在都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危机;同时,电影借助于精心编码的"大爱"形象和消费主义神话,成功地挪移和遮蔽了农民工的真实位置,也勾连着"现代化的中国想象"对于阶层分化与重组的新的国族叙述.     

"00后"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对一位"00后"外来务工者的个案研究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00后”农民工开始慢慢进入城市，并已经形成了比较庞大的规模。作为第三代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行为方式、身份建构、生命历程上明显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目前学界关于“00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尚十分缺乏，更常见地是将这一群体包含在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或“90后”农民工的研究之中。有鉴于此，本文以一位在北京安装门窗的“00后”外来务工者为深度分析个案，剖析这一群体在嵌入城市之后，如何完成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建构，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自我。本文指出，当“00后”农民工群体流动进入城市，他们开始尝试摆脱传统家庭关系，更加强调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个人发展与个体价值的实现。一方面，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缺少自主权，其抗压能力和心态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常常会陷入到对于自我价值与存在感的消极认知中；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渴望进入城市、融入社会，有着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权益意识。     

历史·身份·话语——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三个维度

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存在着"历史--身份--话语"三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中国文学的历史感性和感性的历史是其构建不容悬置的感性材料和逻辑依据;在文化身份的选择上,唯有面对混和文化身份与族群文化身份的守望与维护的悖论和矛盾,才能使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成为有意义的可能;而话语则是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最基本的知识谱系单位、知识权力、思路和方法的象征性显示.     

积极搭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化平台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人口红利。农民工已经出现阶层分化和代际传承,他们有与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居民不同的特殊文化需求,这些需求正逐步成为优势需求。流入地政府是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和监管者,加速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农民工,让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的创造,需要城市原住民、农民工和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需要优化"草灌乔"共荣的城市文化生态,需要研究选择直接资源整合、间接资源利用和潜在资源开发,以及培育农民工文化和推进以家庭为流动单元分流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需求的"三加两减"的新路径。     

追寻与重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身份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如候鸟般的迁徙形成了持续的移民潮。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生存,忍受着丧失身份同一性的现实苦痛,重复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悲剧宿命。而农民工题材小说,正是在城乡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通过书写农民的生存焦虑和文化焦虑展示中国农民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