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构"简介

2019年,以黎跃进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课题"'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构"获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该课题以丝路(广义)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借助丝绸之路这个平台,探讨丝绸之路与东方文学的内在联系,从东方文学、文化自身的特质出发,探讨东方文学的演变规律,从宏观哲理的高度,揭示东方文学的"东方性"内涵和审美特质,发掘现有东方文学学科体系漠视或盲视的文学现象,突破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划分的僵化板块,打破西方对东方文学的言说模式,建构力求客观科学、动态发展、还原历史语境又有现代意识映照、体现东方学者立场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     

中国“东方学”:概念与方法

中国"东方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但至今还没有以"东方学"这一综合性的学科概念将各个分支学科统括起来,而且习惯上有"以中代东"的思维倾向。在东方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中,"东方学"、"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东方观"及"东方观念"等重要概念应该加以清理和辨析。近年来,由于萨义德的"Orientalism"按字面被直译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造成了相关概念的混乱。"Orientalism"应该译为"东方观"或"东方观念";"东方学"不等于"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前者属于学术研究史的范畴,后者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东方学"研究可以采用三种基本方法,一是翻译学的方法;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三是区域整合和体系建构的方法。     

民族主义、东方主义与跨文化文学研究——萨义德五年祭重读《东方学》

东方主义批判是萨义穗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支点之一,萨氏通过其<东方学>阐释了实质上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成果的东方及东方主义概念,表现了作者一定程度上的对东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真诚情感.它对中国学界积极而冷静地参与当前陷阱密布、冲突不断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交流与文学研究具有启发作用和警示意义.     

威廉·琼斯与东方学的兴起——兼论其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东方学之所以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东方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组织——亚洲学会,对梵语、波斯语的研究推动了东方语言研究的发展,通过论证梵语与希腊语等东西方语言的亲缘关系拉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文学经典开创性地译介到欧洲,还萌生了先进的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广且深.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超越建构与解构——“文学语境批评”中的辩证主体

文学语境作为一种理论范畴,它指涉着一种围绕文学作品的周边场域,在场域之中文学创作、文学阐释和文学文化等融为一体。文学语境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思潮之中呈现出建构与解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其一是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是以作家和接受者为主要理论维度的文学语境,像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和巴赫金的“对话”语境;其二是解构性的文学语境,体现于无主体的无边语境,像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德里达和卡勒的无边解构性文学语境。解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主体早已被解构得无影无踪,而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不仅没有抹去语境的主体维度,反而在理论中明显地将主体凸显出来。但是,建构性文学语境和解构性文学语境同时具有无边界性,这种困境可以从维索尔伦的“语境永久协商性”理论、二律背反思维和“语言与文本”差别性分析三个方面得到解决。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文学及其元问题透视

受激于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影响使得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将"法律与文学"研究纳入关注的视野。深厚的文化底蕴、特殊的国情现状使得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发展形态和理论特色,也决定了"法律与文学"研究在中国具有与西方"法律与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发展元动力。精英理论的本土化与精英理论的世俗化,是中国语境下法律与文学理论系谱研究的元问题,它牵扯到当今中国语境下对法律与文学的基本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反射出中国法律与文学对现代法治向何处去的揭秘与探索。     

文化全球化与孔子学院的发展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世界将出现全球化浪潮,而在当今经济、政治、文化都在全球化、一体化的语境下,孔子学院的全世界发展是中国软实力发展的象征,但是要防止将孔子学院建成萨义德认为的东方学视角下的西方"孔子学院",不是西方的"圣诞树"而是东方的"常青树",不是"文化的特洛伊木马"而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需要中国文化在人的维度上呼唤人的全面发展;孔子学院维度上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国家维度上保持全球化的自信张力。     

文学地理学:从决定论到批判的地域主义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地域理论,还是西方赫尔德、斯达尔夫人和泰纳的文学社会学,在地域与文学关系的认识上都存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现今,文学地理学必须从环境决定论转向文化地理的生产理论,文学的想象与叙事广泛而有效地参与了"地方感"的编码与建构,参与了地理空间的生产。在全球化和后殖民的知识语境中,文学地理学还必须辩证地思考"批判的地域主义"这一重要课题。     

当代艺术生产中民族身份“符号化”建构的文化反思——以“长征”艺术实践与郭凤怡现象为例

中国当代艺术生产中出现兼具艺术创作和艺术中介性质的新艺术实践。这一现象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身份在文化交流中被建构的特征有极大关系。以"长征计划"艺术项目和"长征空间"画廊交织在一起进行当代艺术创作和运作为例,民族身份建构过程凸显出三个理论焦点:首先,从当代艺术的文化视域见出从艺术创作到艺术生产理论讨论范围的转向;其次,通过把当下文化生活与中国革命史并置来建构当代艺术中的民族身份,这种对社会发展史进行反思的宏观视野为原本西方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史所缺乏;第三,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弱势文化身份的转化反映出文化交流的现实性和幻象性双重性质。对这三方面的反思结论是尽管这一交流过程以文化妥协为前提,但它带来平等交流的希望,具备文化对话价值。     

从东方主义到后东方主义——以中国传奇的西方重构为例

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话语建构是学界难题,后东方主义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作出阐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建构是一种叙事可能,然而,真理观与身份、视角之间的"悖论"以及从话语理论到话语霸权的"转变"使其陷入窘境。后东方主义力图从中拓立出另一种叙事可能;以代言政治衍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消费群体多元化的形成为主要特征的后东方主义叙事语境加深了好莱坞的叙事焦虑,为中国传奇重构提供了契机。中国人逐渐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这一过程将伴随东方主义叙事的解构与后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开启。     

爱默生与东方主义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文学的思想领袖、著名作家和超验主义哲学家。他在建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时除了吸收西方文明本身的养料外,还特意把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视野,并从实际需要出发“品味”东方文明,不过,他在评判异族文化时依然采用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定位置来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他对中国———东方的臆想及其种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东方主义。本文以爱默生具体的文本为例分析并论述其东方主义思想及其表现。     

论赛义德的文学批评及其意义

本文主要论述了赛义德的文学批评及其意义:首先,从知识的世俗性出发,赛氏揭示了东方学的建构性及其东方主义的本质;其次,在此基础上,赛氏叙述了东方学中隐藏的权力机制;然后,论述了赛氏的文学批评本身构成了一种文化抵抗的形式;最后,笔者简述了赛氏理论在当今全球化的话语背景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重构的指导作用。     

中西方女性文学身份建构的比较研究

文化研究理论认为，身份有着结构的特征，它被认为是建构的而非给定的。本文从作者、文本、和社会语境三个方面比较中国女词人李清照与美国女诗人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在男性统治的文学世界里建构各自的文学身份的过程，剖析她们使用的话语策略，从而揭示中西方女性在文学身份建构中拥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和体验。     

模式与意义:文化整体性视域中的"样板戏"研究

"样板戏"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研究中经历了三种述史模式的嬗变,即基于个人与社会记忆分类与整合的经验复现模式,基于文化理论与方法移植的概念想象模式,基于历史同情与语境还原的学理建构模式.为了进一步探讨"样板戏"现象所昭示的文化意义,必须把"样板戏"放到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性历史语境中,建构一种文化整体性视域,寻绎与梳理"样板戏"与传统质素的深度关联以及它作为"文革"中国家仪式的文化表征.     

情境与建构: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审思

在后现代知识观和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中,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体系性的知识,具有确定的情境性和建构性.通过反思以西方文论范式为重要理论资源的中国现代文论,考察世纪之交文论建构的现代性与后现代知识型分化及转换状况,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的“真理性”仅仅存在于它与文学“现实”的互相映照与互相生成的动态历史过程之中.只有立足于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由古代到现代、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宏观历史语境,以及各种文论范式所由生成的知识型基底和具体情境,方可深刻把握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特质,获得阐释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的理论合法性.     

少数民族文学:身份话语与主体性生产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其当代六十年的建构史中,被给予了"社会主义民族文学"、"民族的民族文学"以及"后殖民弱势文学"三种身份定位。它们都是不同语境下话语的主体性生产的结果。通过历史的梳理与西方相关理论(尤其是后殖民身份话语、德勒兹等的"弱势文学"理论)的深入对话,我们既可能有效地破除困扰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中的简单性、本质化的认识误区,同时也可能从此一特定角度出发,推动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与世界对话的水平。     

想象的疆域: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判

赛义德的《东方学》开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浪潮,不仅改变了人们思考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思维方式,改变了西方文化自我审视的态度,也改变了东方自我书写的方式。但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只关注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遮蔽了另一种东方主义,即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后者在西方文化中历史更悠久、影响更深远,涉及的地域也更为广泛。它所表现的西方世界观念中特有的开放与包容性、正义与超越、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的精神,是西方文化创造性的生机所在,也是我们在现代化语境中真正值得反思借鉴的内容。     

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

在充分肯定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文论本身进行辨析,考察其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并最终思考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局限有:脱离文学实践,用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阐释文学文本、解释文学经验,并将之推广为普遍的文学规则;出于对以往理论和方法的批判乃至颠覆,将具有合理因素的观点推延至极端;套用科学主义的恒定模式阐释具体文本。当代西方文论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这决定了其理论运用的有限性。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一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二是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三是认识、处理好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建构二者辩证统一的研究范式。     

女性身份的复义表达:论中西文学中的女红书写

女性主义学者将家庭空间内部的女红活动,简单解读为女性被边缘化的表现,这一论断掩盖了女红与女性身份问题的复杂性。从比较文化的视角看,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女红对于女性身份具有相似的意义系统:女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行为,也是建构女性性别内涵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当女红作为一种文学符号,东西方文学却呈现明显差异:西方文学多以女红书写反抗,而中国文学则以此表达贞顺。这种差异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在许多关键问题诸如空间概念、家国政治上的差异,同时也可看出,西方哲学多强调天人之分、二元对立,而东方哲学更重视阴阳和合、万物一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