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重建

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两种思路与主张都存在着理论构建的封闭取向及误区,并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使它们终究没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从其认识论根源入手,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坚持应有的学科性质与中国话语构建,并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而既克服张江先生批判的当代西方文论那样直接征用场外理论而造成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偏离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自身构建的不足,又避免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将文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和在自我封闭中与西方文学理论对立起来而出现的重建误区,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与理论创新。     

论中国哲学中的“农夫”与“工匠”

本文对中国传统典籍中的"农夫"和"工匠"作了哲学意义上的阐释.在大量的传统农工对举中,由于受传统农业社会的制约,中国古代哲学家往往坚持"农本工末"的观点.在传统观点中,这"农工差别"却又是相当大的.农夫与工匠在其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心理体验和思想体会是不一样的.农夫体道和工匠用器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这"道体"和"器用"深刻地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和进程.     

荀子“道”论探微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行为的终极合理性由"道"所确认。孔子和孟子从实践层面解释"道",早期道家则从本体层面分析"道",他们的思想在荀子处有一合流。通过对荀子"道"论的梳理和解析,可以证明荀子之"道"实包括自然之道、本体之道、实践之道三个层面。荀子是把孔子和孟子的实践之"道"根植于道家的本体之"道"之中了。     

“后西方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

当西方文明与追随西方的国家纷纷滑向困境之时,世界格局“西强东弱”态势依旧但“东升西降”趋势越发明显的“后西方时代”在人类文明的变革中到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发展实际对“后西方时代”的时空定位所做出的有利诠释,是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方案,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思想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积淀的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可以说,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既突破了西式现代化模式所带来的文明困境,又为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前进提供了走向现代化、开启新文明的中国向度和中国智慧。     

中国近代以来的“技术强国”话语变迁及其统摄

目前"自主创新"已成为理解中国技术发展方式的核心话语,但这一话语毕竟有其历史渊源。这种历史渊源的逻辑线路是近代以来的技术强国话语变迁:一是在殖民主义压力下经过从"道器合一"到"道器分离"再到"道器合一"的话语转换,中国最终以"器"的话语形式接纳西方现代技术并确立了技术强国理念,进入现代主义话语体系;二是中国现代主义话语经过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到技术精英治国论,将技术强国理念逐一贯穿到国防、经济、文化乃至政治过程;三是随着技术强国话语的确立和完善,中国传统主义一直被称为保守派、顽固派或玄学派,其基本诉求在于技术强国必须要适应本土生产方式或再创造;四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适应性转换,不仅在于它的中国传统因素参照,而且也在于它将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结合起来,对技术强国理念进行了创造性话语统摄。沿着这种话语变迁线路,中国技术强国理念在共和国建立后经过革命话语、改革话语和发展话语之后,逐步变成了今天的"自主创新"表达或修辞。     

“法律逻辑”的本土化探究

法律逻辑并非单纯的形式逻辑,而是建立在非形式逻辑基础上的应用逻辑或论证逻辑,从西方法律思维和法律论证中生长出来的法律逻辑未必适合中国法律实践,所以西方法律逻辑有必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即进行本土化和实践化转向。为了证成"法律逻辑"本土化的可能性,我们首先要建构一种特殊而自洽的新型法律逻辑,它包括立法逻辑、司法逻辑和法学逻辑三个逻辑分支。法律逻辑的本土化既是顺应法律逻辑"实践转向"的要求,也有助于回应裁判文书说理、智慧法院建设等法治改革。在法律逻辑本土化过程中,我们应在新兴学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兼容多元逻辑工具的新型法律逻辑;增强法律逻辑对于法律方法的渗透,塑造面向法律人的法律思维规则;聚焦法治中国建设,为法治改革提供法律逻辑支撑。     

印度“梵”与老子“道”的比较研究

印度"梵"与中国老庄之"道"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反映着古代人类的思想与精神生活。本文将"梵"与"道"从相似性与差异性两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探讨人类智慧的共通性。     

从“道生”与“神说”看中西经典诠释思想之异同

在西方诠释传统中,《圣经》作为一种神圣文本是中世纪诠释学的焦点所在,对神圣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具有代表性意义; 而中国古代《道德经》中的诠释思想则是中国诠释传统的典型。以《圣经》中的“神说”与《道德经》中的“道生”作为两部经典中的核心线索,对比分析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进而揭示中西经典诠释思想的异同,有助于厘清中西诠释思想不同的发展方向。     

只有民主传统才凸显“幽黯意识”吗?

正关于中西方政治传统差异的原因的探讨,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但是,真正能发人深思的论著却不多见。张灏教授《幽黯意识与民主传统》一文,从人性的角度,透析了中西方政治传统为何有别的深层次原因。他的核心观点是:西方基于对人的"幽黯意识"的高度警戒,有民主传统;中国由于"幽黯意识"之淡薄,没有开出民主宪政。这一观点,确实令人深受启发。不过,在具体的论述之中,有一些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方。本文试图对这些地方进行评析。     

“Aesthetics”的感性之维——中西方文艺美学的一个比较

鲍姆嘉通在"aesthetics"一词中加入"美的思维的艺术"的含义有着特殊背景,他以"美"的名义拯救西方传统哲学所鄙视、压抑的感性.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哲学变革的深入,强调感性意义的文艺美学已成为西方美学的主流之一.西方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追寻一种非概念的、超理性的智慧和人生境界一直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中国现当代,由于美学承担了特殊任务,其感性之维经历了沉浮.     

老子的道与万物的生成关系

老子言“道”目的不在于说道本身,而是通过对“道”的特性说明,为万物存在、人间社会建构奠定基础。一切物都由道所形成,内在于万物的道在一切事物中表现它的属性,这与柏拉图在阐述其理念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时的语境、理论假设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笔者认为在说明“道与万物”之关系时不能简单套用柏拉图使用语境中的分有。     

亚里士多德论实践智慧的内涵

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当代德性伦理学比较重视的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定位成实践的理智德性,并且从实践智慧、科学与技艺的区别中把握实践智慧的特点。实践智慧所进行的实践考虑也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其不同于科学和技艺的活动方式。这表明,真正的实践理性不同于科学技术理性;将西方的理性主义等同于科学主义的看法是不恰当的。西方的实践哲学传统中蕴含着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因素,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形而上学性质”的中西比较释读

茵加登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的构成,在四层次结构说之外,他又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形而上学性质.因其所论抽象玄奥令人费解,故本文特从功能、来源、存在方式三个角度,借助于中西美学的比较对其作出释读.文章指出,"形而上学性质"的含义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道"、"气"、"神"、"意"有相近或相通之处,即通于"道"、"气"、"神"、"意"的哲理层面.但这个哲理层面,不是指抽象的纯思想,而是包含了情感、形象和思想于一体并被气化之后而通向虚无通向无限的一种东西.功能、来源、存在方式这三个角度,恰恰可以被看作是对"形而上学性质"的三个方面的规定.借助于这些规定,就可以深化我们对它的理解.     

中国传统的“道”范畴与西方“科学”范畴之比较

中国传统的“道”范畴 ,内含着“一”与“多”、“有”与“无”、“存”与“亡”、“好”与“劣”等人类对于一切存在的辩证的理解 ,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是人类智慧中至高的悟性。而西方之“科学”范畴 ,不过是之于自然界的办法、手段而已 ,是支离者也。当今“科学”何以能埋下毁灭人类地球的祸根 ?此乃天下皆以科学为美斯为丑矣之理。对“科学”的迷狂导致了“科学”被滥用、妄用和盗用等严重问题。自恃其有 ,所以无德 ;逞强气盛 ,因此失道。既认识到“科学”之美 ,又认识到“科学”之丑 ,方能超越“科学”之失和“科学”之不自由。求科学而不求道 ,使人类变得野蛮粗鲁、愚昧无知 ,持“科学”之人需要持“道”之人来启蒙。“全盘西化”乃去高就低、弃大适小、舍本逐末之行为 ,当弗为。     

略论《老子》的“有”“无”观

《老子》哲学以“道”为核心,而“有”“无”则是“道”的核心问题。对《老子》“有”“无”的考察,大体可分为“道”为“无”和“道”统“有”“无”两种见解。作为一种合理的诠释方式,从断句、词性、义理等方面来考察“有”“无”,可以看出“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最核心的概念,也是万物的本原、本体,从本质上来说,“道”是“无”“有”的统一。“无”是指天地形成之初的无形状态,“有”为实有,是万物之母,万物同出于它,“有”与“无”同出而异名。     

从老子到《管子》四篇:“道”与“心性”的理论转换

战国中期诸子心性论的产生有一个理论前提,即用"精气"来说明"道"。《管子》四篇将老子"道"与"德"之间的关系由宇宙生成的客观化描述指向了心性化,实现了这个理论转变。《管子》四篇的心性论深深扎根于气化的连续性之中,"心"与"精"、"气"、"神",乃至于"道"是性质相同的。人通过心性的修养可以贯通于道,于是个体的限制得到突破,人与天地万物即可成为一体。     

追求生命自由的精神境界--解析《庄子》

<庄子>与<老子>同是道家重要的文献,但<庄子>对<老子>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庄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追求生命自由的精神境界."道"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畴;"安命无为"是追求生命自由的理想手段;"逍遥而游"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高心灵境界;"万物齐一"是追求生命自由的必然世界观;"真人"是追求生命自由的终极目标.<庄子>追求生命自由精神境界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现代人仍有借鉴意义.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无——自由的哲学之维——老子“无”的思想研究

"无"是老子哲学中一个重要范畴,本文力图以"无"为立足点来重新阐释老子的哲学.老子哲学以"道"为本体论,"道"具有无形无象的特点,是对一切实有的超越,其本质就是"无"."无"不是无形无象的原始之气,不是无限,也不是乌有,而是指对"有"的无限超越,这是一种否定的形而上学.正因为老子以"无"为本,所以老子哲学决不是权谋之术,而是主张因顺自然,追求体无的生存智慧.有"无"为哲学基础,老子的哲学充满了无限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