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23-1929年德国施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

东方政策在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总战略中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基于复兴德国的种种现实需要,施特雷泽曼始终未忽视并逐步加强了对苏合作关系。在1926年《德苏中立条约》签订前,施氏对苏外交表现得“缺乏热情”、“小心谨慎”,其东方政策明显地反映了辅佐德国对西方外交的一面。而后阶段的施氏对苏外交则显得较积极果断。东方政策作为施氏整个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突出反映了其外交的现实性和独立性,对战败德国的迅速复兴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在客观上也极为有效地支持了社会主义苏联,以及有利于“整个欧洲减轻战争威胁和维持和平”。     

德国“新东方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研究

在美苏关系缓和的形势下,德国在冷战中的作用降低。“柏林墙事件”使德国认识到,对东方阵营强硬的外交政策既无现实意义更无成功可能。于是,代表着德国要突破外交困境的“新东方政策”正式出台。但是,该政策引起了西方盟友的疑虑,担心德国会亲近东方,削弱西方力量。对德国而言,没有西方的支持,推行“新东方政策”缺乏与东方阵营谈判的资本。在此情况下,德国加速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打消西方阵营对其新外交政策的疑虑,赢得了他们对新政策的支持,增加了与东方阵营谈判的砝码。在德国的努力下,欧洲政治一体化——“达维农报告”和经济一体化——“维尔纳报告”相继问世。欧洲一体化取得大踏步前进。同时,德国“新东方政策”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论二战后阿登纳的德国统一政策

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反对民族的分裂 ,并为德国的统一进行过努力。然而 ,他的德国统一思想与联邦德国倒向西方的外交战略是一致的。因而 ,他争取统一的努力反而加剧了德国的分裂 ,其原因主要是德国统一的主动权掌握在美苏手中 ,同时也与阿登纳依靠西方、敌视东方的统一政策有关。尽管阿登纳的外交战略使西德获得了主权、复兴以及稳定 ,但其统一政策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德国的统一。     

俄罗斯“东方外交”与东北亚各国间的关系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外政策几经调整，由独立之初的向西方“一边倒”转而推行以恢复大国地位目标的全方位外交，积极推行东西兼顾的“双头鹰”大国外交，强调俄罗斯东方外交的极端重要性。本文就“俄罗斯东方外交与东北亚各国间的关系”，阐述俄罗斯东方外交的确立和东方外交的目标及与东北亚各国间的关系，以便了解俄罗斯东方外交对未来东北亚格局的影响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浅析丘吉尔的对外政治思想

曾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将自己定位为大英帝国的守护者，在其对外政治思想中也是以此来作为立足点的。在二战前，他反对绥靖政策，战时与美国结成特殊关系，战后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反苏反共，并设计了“三环外交”。其对外政策对英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延续至今的影响。     

二战前夕欧洲各国外交走向与苏联“双重外交”的实施

关于二战前夕苏联系取的“双重外交”政策，我国史学界大多侧重于分析其后果和得失，并据此予以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忽视了苏联选择这一外交政策的外部客观环境。其实，苏联选择“双重外交”，与当时英法、德国和西方小国的外文走向有着直接的联系。三者相互作用井最终促成了苏联“双重外交”的实施。     

战后美苏“冷战”与德国的分裂

为了惩治战败的德国，美英苏三大国首脑在二战还未结束时就主张分割德国。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他们又都放弃了分割德国的计划，一致同意由美英法苏四大国军队分区占领德国。由于在战后战时大国合作逐渐走向分裂，并导致美苏之问爆发“冷战”，德国问题便成为“冷战”的焦点。“冷战”使德国的分区占领格局演变成德国的分裂局面。美英法和苏联为了分别控制西占区、东占区，各自都在本占领区内推行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政策，逐渐将两个占领区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经济、政治实体，并最后成立了两个国家。德国的被分裂，是大国的意志强加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结果，完全是美苏“冷战”的产物。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1 932— 1 945年 ,对苏外交在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蒋介石为了加强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地位 ,在 1 932年底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孙科是蒋介石制定对苏外交方针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作为“亲苏派”的著名代表 ,孙科在抗战初期三赴莫斯科 ,争取到苏联巨额军援 ,并在公众场合积极鼓吹对苏友好 ,其态度之热烈 ,言辞之浮丽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十分罕见。 1 942年苏援停止 ,孙科在对苏外交中的作用明显下降。抗战后期 ,蒋介石决定以美制苏 ,转而起用宋子文和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 ,孙科终于退出对苏外交的舞台     

洛迦诺会议的起源──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安全问题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的洛迦诺会议常被世人冠以“和平会议”而载入欧洲国际关系史册，然而，它的发韧恰恰来自２０年代颇为棘手的法国安全问题。围绕该问题，法国、英国和德国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角逐。法国企图制止德国的潜在复兴，确保对德优势，为此坚持强硬的安全立场；英国既想满足法国的安全要求，又想把德国拉入未来的“欧洲协调”；德国意欲摧毁凡尔赛条约，为了摆脱外交上为孤立局面，采取了务实而灵活的外交策略。德国的安全建议为英国寻求在德法之间充当仲裁提供了必要的途径。在英国的干预下，法国的安全问题以一种新的方式解决终于呈现出希望。     

张作霖时期东北与俄苏关系述略

张作霖与俄（苏）的外交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利用基础之上的，二者不可能冲突大大；但张作霖与俄（苏）关系又存在着相斗争的一面，二者不可能真正诚意合作。俄（苏）一直对中东路问题抓住不放，对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权益构成了严重危害，加之，张作霖对俄（苏）共产主义的仇视，使其在利用俄（苏）的同时，又采取抗俄（苏）反赤的政策。总体说来，张作霖在对俄（苏）外交上是“无所屈挠”的，也是比较成功的。     

孙中山与德国——兼论"中德苏联盟"的构想

1917年参战纠纷发生以后,孙中山就一直坚持接近德国的政策,这种政策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因为孙中山希望得到德国的政治、军事和技术援助;巴黎和会以后,孙中山的亲德政策与亲苏政策相联结,形成了"中德苏联盟"的构想,亲德和亲苏政策是一体推进的,其政策来源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孙中山认为受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压迫的民族应该通过中德苏三国联合来抵抗英美强权,孙中山的思想成为后来中国国民党联俄政策和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基础;尽管孙中山及其广州政府并没有与德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其联俄政策也因为他的逝世而最终放弃,但在整个20世纪30-40年代,这种中德苏合作的政策总是时隐时现地贯穿于中国政治家的认识中。     

邱吉尔的"苏德情结"与外交谋略

“一战”结束后 ,邱吉尔的外交思想表现为容德反苏。 1933年至 1942年 ,德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英国重新构成威胁 ,邱吉尔由容德反苏转为联苏抗德。“二战”后期至战后初期 ,邱吉尔又极力主张限苏容德 ,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均衡。邱吉尔以变求得不变 ,以对外的变达到对内的不变。     

德国绿党的中国叙事研究

在人文社会科学“叙事转向”影响下，叙事政策分析已发展为政策分析的重要方法，叙事被看作是影响政策过程与结果的核心手段。本文将这一方法引入德国绿党的对华政策分析，可梳理出该党十六年来的五类中国叙事：自由主义价值叙事、欧洲一体化叙事、落后国家叙事、全球挑战叙事和全球公平叙事。其中，前三类叙事占比51.1%，把中国建构为“竞争对手”；后两类叙事占比48.9%，把中国建构为“平等伙伴”与“合作对象”。两极分化的叙事分布充分反映了德国绿党的对华认知分裂。绿党以第二大党身份进入德国内阁，将直接影响德国新政府的对华决策。我国可依据德国绿党的“叙事分裂”有针对性地发出叙事声音，一方面运用叙事多元化策略与其展开国际叙事竞争，另一方面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和共同价值叙事进行话语联盟，推动该党从“价值观外交”转向“务实外交”。此外，德国绿党的执政党身份有利于进一步挖掘中德叙事合作资源，提升中德之间实现话语联盟的可能性。     

卞氏思维论兴国

卞洪登，一个陶醉在东方古国深邃文化中的思想者，为中华复兴提供了鸿篇巨制的《兴国论》，六章五十三节方略无限，商机无限。但他深知“没有变红灯，就永远变不了绿灯”，一味的乐观，将会使心情变得黯淡，因为事实如此，“复兴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没有全民的努力，永远也不会达成书中的宏图美景。而看得着的境界都无法达到，经济因之要停滞，全世界的面孔只怕也要因之而真正“变红灯”了。卞氏思维的十大突破一、新外交思维。卞氏外交的最大特点为务实，与他的轻灵的思想不尽相同的是，卞氏外交最终都能变现，不管是外汇还是人民币…     

“七月危机”和德国的战争责任

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引发了欧洲的“七月外交危机”。由于德国更需要战争来实现争霸全球的“世界政策”，便极力煽动、唆使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使“七月危机”逐日加深，引起一系列走向世界战争的连锁反应。德国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负主要责任。     

南京国民政府对苏政策析论

南京国民政府对苏政策析论琚贻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完全背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把反共政策延伸到中苏关系上，推行反苏政策，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给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以极大便利。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被迫检讨其对苏政策，并...     

试论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中地位的演变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理念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中走上复兴之路。“9·11”为新保守派把其思想化为实际政策提供了一个契机,从而确立了新保守主义在布什政府外交中的强势地位。当其影响在伊拉克战争前后达到顶峰时,战争的非预期性后果使新保守主义陷入困顿与衰落。     

战后美苏“冷战”与德国的分裂

为了惩治战败的德国,美英苏三大国首脑在二战还未结束时就主张分割德国。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他们又都放弃了分割德国的计划,一致同意由美英法苏四大国军队分区占领德国。由于在战后战时大国合作逐渐走向分裂,并导致美苏之间爆发“冷战”,德国问题便成为“冷战”的焦点。“冷战”使德国的分区占领格局演变成德国的分裂局面。美英法和苏联为了分别控制西占区、东占区,各自都在本占领区内推行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政策,逐渐将两个占领区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经济、政治实体,并最后成立了两个国家。德国的被分裂,是大国的意志强加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结果,完全是美苏“冷战”的产物。     

论俾斯麦“大陆政策”外交的客观环境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后,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对外推行了一条被称为“大陆政策”的外交路线。在20年间,俾斯麦纵横捭阖,左右欧洲政局,创造出了一个所谓的“俾斯麦时代”。他的外交活动也就成为认识这一时期乃至以后复杂的欧洲国际关系的重要环节。而分析俾斯麦推行外交政策的客观环境,则是认识其整个复杂外交活动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有助于加深对当时欧洲列强外交本质的认识。决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要从客观环境出发,他们的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符合了客观环境的实际才能有所建树。俾斯麦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非常狡猾的人”①。“大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就是从当时的客观环境的实际出发的。我们这里所要谈的俾斯麦推行外交政策的客观环境,主要概括指普法战争后欧洲总的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以及德国所处的地理政治位置。旨在说明,俾斯麦“大陆政策”的制订和